美國其實打錯了靶子 “一帶一路”主體並不是政府
每年兩會過後的第一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都會邀請國內外智庫學者和跨國公司商界領袖們繼續兩會未竟的議題。2015年，中國走出去的代表戰略“一帶一路”便是其中之一。
這一概念從2013年提出，到2015年已經活躍在各大會議場合。商界人士將其視為一個經濟發展和投資的戰略機會，外交人士和政府官員也將其視為中國外交主動作為的重要一步。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將“一帶一路”看做中國目前不得不做的事情，但他認為要做好並不容易。在中國不得不走出去，但尚未強大到足以讓其他國家做出調整的狀況下，中國未來15-20年的外交會很難做。中國要走出去，就會與現有秩序的既得利益存在沖突。
“一帶一路”與美國的沖突是必然
鄭永年認為，中國現在實力的增加，是一個自然的擴展過程，“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中國的崛起和擴張都是不可避免的。既然中國的實力增長和地緣政治影響力延伸是一種必然，美國就一定會感覺到挑戰。”
鄭永年指出，現有的國際秩序安排決定了對中國走出去會有三種反應：既得利益者是反對的，美國和日本均是;發展中國家需要資本，所以是十分支持的;還有中間力量是懷疑態度或者受到美國的壓力。這是國際關系的常態，總有支持反對、需要和懷疑。
而中國的發展必然會影響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國以前是小國，向美國和東南亞的小國調整。80年代改革開放，90年代與國際接軌，都是不斷向現有的國際秩序調整。但是隨著實力的增長，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向其他國家的利益調整的狀態中。現在中國通過‘一帶一路’走出去，必然會存在一定的與既得利益的沖突。中國今後的15-20年的外交最難做。”
但中國還沒有強大到其他國家願意向中國調整的狀態上。“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麻煩的持久戰，弄不好會出大問題”鄭永年說：“今後的15-20年，中國能有6-7%的增長，中國有可能把自己提升為高收入社會。只有邁入這個門檻，才會有其他國家向中國做利益調整。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外交其實也是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了。”
以南海的領土爭端為例，鄭永年的看法比較樂觀，“小的沖突不可怕，有了小的沖突才能帶來談判。國際政治就是硬實力最重要。經常有周邊國家說中國崛起是威脅，但一旦真正造成威脅了，反而‘中國威脅’的聲音會變小，轉而與崛起中的中國合作。”
他說：“國際政治就是現實的，一個國家強大了就會有其他國家與你主動合作。不合作，就是因為你還沒有真正崛起。”
“一帶一路”走出去的主體是資本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開始推行的“一帶一路”戰略，自然與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聯系在一起。
對此，鄭永年認為，中國已經發展起來，資本和產能已經過剩，而走出去是必然，也是中國現在必須要做的事。但目前西方人和中國自己都不夠清楚的一件事是，中國“一帶一路”走出去的主體並不是政府，而是資本，政府只是順水推舟的。
“中國80年代是將資本請進來，90年開始與國際接軌，現在資本過剩了，自然要走出去。這和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的擴張是同一個道理。”鄭永年認為，奧巴馬政府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態度表明，奧巴馬政府太過看重了中國政府的角色，而忽視了資本的角色。
而對於現在比較普遍的“中國政府外交強勢”的看法，鄭永年並不認同。他表示，西方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擴張的時候，是資本加上軍事的殖民地主義，如果有不履行合同的行為，都是槍炮解決，比現在中國的推動力量大多了，但這不代表現在中國要實行殖民主義。
“中國目前的資本和產能需要有走出去的空間，希望給發展中國家提供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並且保持開放，這是對的方向。為何英國首先加入亞投行，因為中國現在的做法是與原來的殖民主義不同的。西方的投資經常有人權和民主的要求，這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很難達到，這也是聯合國千年發展規劃基本上失敗的原因所在。”
他表示：“國家資本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好的地方是中國可以有國有企業去做資本走出去;壞的地方在於，一旦出現紛爭，就很容易被看成是政府行為，被上升到外交和政治層面。”但鄭永年認為需要看到兩面：“中國的政府還不夠強勢(aggressive)。因為資本走出去後，還需要更多的權益保護。比如中國在墨西哥投資的高鐵項目、中國在緬甸的多筆投資，都遭遇了問題。但目前並沒有很好的解決方式。新的情況下，如何保護海外利益，中國政府要做得還差很多。”
但他強調，中國現在在嘗試一種新的不同的模式，“給中國一個機會，世界是可能會不一樣的。”
對於中國現在是否有足夠的工具去實踐“一帶一路”，鄭永年認為需要做的還有很多。首先一點就是目前對“一帶一路”的定位似乎還是經濟項目，而他則認為“一帶一路”應該是個全球治理、至少是區域治理的項目。
海上絲綢之路與南海沖突
在談到新絲綢之路與南海附近國家的複雜關系時。鄭永年認為新絲綢之路是可以制造更多的共同利益，能夠減緩南海地區的緊張。
“絲綢之路做還是不做，南海地區的領土沖突都是存在的。但有了海上絲綢之路，制造共同利益，是可以減緩沖突的。目前的東南亞還是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延伸。中國力量的增長是會帶來影響力的延伸，必然會有地緣政治的影響，所以會必然會出現調整。”
而實際上，中美關系本身是互相依賴，並無重大的沖突。中日之間的沖突主要是中國和其亞洲盟友(日本)的沖突。“美國比較簡單，盟友的敵人是我的敵人，但美國現在的負擔很重，現在有世界警察、聯盟的負擔，就像中國晚清時期對朝鮮半島的負擔一樣。”
“中日之間也是一樣現實，中日不會為了釣魚島會打一架，因為戰場不在這裏。”
“一帶一路”是個需要“開放”態度的技術活
在問到對“一帶一路”是否樂觀時，鄭永年表示，可以給中國多一點的時間。他說：“中國其實是必須做‘一帶一路’，目前也有資金實力，但卻不好做。但只要是主要靠資本的作用，資本是最聰明的，還是可以做好的。”
但同時中國更應該發揮後發國家的優勢，就是有很多前人的經驗可學，“包括西方的治理經驗，比如亞投行和絲路基金，多邊機制和雙邊機制都需要。實實在在做生意這是一個技術活，而這個技術活其實是西方所擅長的。在用錢的時候也得是smart power，有錢不能任性，要專業一點。而同時投入的還有資產管理等專業技術經驗，這些都應該是向西方開放的，這些方面也是西方擅長的。”
而在處理與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援助問題上，鄭永年表示中國應學習日本。“中國之前也有對外援助，但主要是針對非洲國家，都是簡單的援助。日本在相關領域做的比較好，有很好的經驗可以學習，中國其實是剛剛開始。”
最後，鄭永年表示，外交不是將自己的東西強加給別人，無論一帶一路、還是亞投行，都應是越開放越好。(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問題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