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接受採訪留影

雜誌翻拍

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視察汽車工作

　　學習大國按：

　　2000年出版的第7期《中華兒女》雜誌中曾刊登了一篇對習近平的專訪文章。習近平同志時任福建省省長，採訪者為時任《中華兒女》雜誌社社長楊筱懷。在這篇14年前的採訪中，習近平就對自己的從政之路有著清醒的認識：一是要立志當“公僕”做大事。熊掌和魚不可兼得，從政就不要想發財;二是在從政的整個過程之中，不要把個人的發展、升遷作為志在必得的東西;三是要有不怕艱難險阻，持之以恆幹工作的準備。

　　習近平(以下簡稱“習”)：時任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長

　　楊筱懷(以下簡稱“楊”)：時任《中華兒女》雜誌社社長

　　我是在前任省長打下的基礎上做工作。這是個接力賽，要接好接力棒，跑好自己這一棒。

　　習：歡迎你們來。從我個人來說，這麼多年來，對我個人的採訪，我拒絕了有100次以上。我不願意宣傳個人，因為我們都在工作崗位上，你不宣傳大家都在注意你了。從另一方面說，我們做了一些工作，那是應盡的職責;我們有了成長進步，也都是党和人民培養的結果，個人沒有什麼好宣傳的，所以有關宣傳個人的採訪我都推掉了。還有人要寫傳記，我也都全部推掉。

　　楊：

　　我們想也是這樣的。因為這種宣傳弄不好會引起副作用。

　　習：特別是現在流行的寫法總要把這個人放進一個背景：這是誰的孩子啊，誰的先生啊，你要寫的是這個人，寫這些有什麼用?再說，這個背景已經不是什麼新聞，大家都知道，再炒來炒去真沒意思。

　　楊：這種宣傳確實沒有意思，也沒有必要。但是，作為高級領導幹部，你們是群眾和輿論關注的焦點，通過新聞和出版媒介讓人民群眾瞭解你們的工作，我認為這種宣傳還是有必要的。

　　習：領導幹部不是不可以宣傳，但是不能多，並要把握好分寸。現在有一種傾向，一寫領導幹部就要將你寫得多麼完美，多麼高大，要知道，世界上是沒有至善至美的東西的，你把一個人寫得完美了，人們就不相信了。同時，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離開人民群眾，離開領導集體，你將一事無成。所以，我認為還是多宣傳人民群眾、多宣傳領導班子集體為好。

　　楊：我非常贊同您的觀點。在宣傳領導幹部方面，需要處理好個人和人民群眾、個人和領導集體的關係。因為我們共產黨的事業是廣大人民群眾共同的事業，也是延續不斷的事業。我們這一代人是站在前一代人肩膀上前進，應該把功勞歸功於人民群眾，歸功於領導集體，而不是通過否定前任或前一代人，來證明自己行。

　　習：這就是共產黨人的美德，共產黨人最講究集體主義精神。

　　楊：這樣就等於他是站在這個起點上去做工作的，比如您前不久被福建省九屆人大三次會議選舉為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長，現在接手的這個攤子是什麼狀況，也就是過去的基礎是什麼?您的新思路是什麼?

　　習：去年(1999年)8月我剛來省政府任代省長的時候，就在省政府成員會議上強調了兩點：第一點，我是在前任省長打下的基礎上做工作，要按照年初的工作思路和部署把全年的工作做好，不能就此劃線，什麼都要搞自己的。當然，既然是履新嘛，在新的一年裡總要做些新事，但必須明確這是在前任的基礎上做好自己這一任的事。這是個接力賽，要接好接力棒，跑好自己這一棒。

　　第二點，一個省長，地位固然很重要，他也只是一分子。首先要認清大前提，是在省委領導下開展工作;同時還要看到，省政府裡面有省長、諸位副省長和諸多的政府成員單位，大家形成合力，才能幹好工作。除此之外，還要靠全社會方方面面的支持和配合。所以，我們一直強調集體主義精神，這正是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所在，也是我們共產黨人一貫堅持的優良作風。

　　從政是一種事業的追求。若你既要從政，又想發財，那就只能去當讓人指脊樑骨的髒官、貪官。

　　楊：我聽說，您在寧德的時候，不像有些幹部那樣，到一個新的地方先要燒“三把火”，要轟轟烈烈幹幾件“大事”。您沒有豪言壯語，只是體現出一種滴水穿石的精神。

　　習：我當時去的背景是這樣的，我在廈門任了3年副市長，其中後一段時間負責常務工作，在改革開放和推動特區建設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省委看到我在廈門有一些開拓精神，也有一些這方面的經驗，省委決定調我任甯德地委書記。賈慶林同志那時是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他找我談話，說：“省委想讓你到寧德去沖一下，改變那裡的面貌。寧德地區基礎差，發展慢，開什麼會議都坐最後一排，因為總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個地市)，沒有實力，說話氣不粗。你去之後，要採取一些超常措施，把這個狀況改變一下。”當時的省委書記陳光毅和省長王兆國同志都非常支持和鼓勵我。到寧德之後，經過調查研究，我對那裡的群眾肅然起敬，這麼多年面對貧困，他們有一種愚公移山和無私奉獻的精神。閩東過去是革命老區，為革命做出了很大犧牲;解放後又變成東海前線，最好的良港作為軍港;古田溪水電站，全省最早的一個中型水電站，電是調到全省用的，供應中心城市用。可見，這邊的群眾是很有奉獻精神的，對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我感覺到，當地的群眾不是不努力，確實有自然條件的制約和限制。當然，不足的地方也有，主要是思想不夠開拓，墨守成規。

　　我去了以後，馬上就遇到通貨膨脹、經濟過熱，黨中央、國務院決定要治理整頓，大氣候不利於採取超常措施。看到大家的心情是希望變，希望我來了以後帶著大家變，沒有看到我來了也是“光棍”一條，不可能給他們帶來什麼奇跡。所以，我只能講，治理整頓也是一種機遇，把大家心氣提一提。我當時主要的思想是：這時候不能炒熱。一般講，剛來的時候，說一些讓大家熱血沸騰的話很容易，趁大家的勁“踢三腳”也容易，但是這個勁一挑起來，接著將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這種事情。所以，我採取的辦法是小火燒溫水，常燒不斷火，有時還給添點冷水，而不是燒三把火。他們給我講閩東要幹三件大事：開發三都澳港口、修建主溫鐵路、(撤地區)建市。我說，這些事要慢點來，因為我們的經濟基礎薄弱，不可好高鶩遠，還是要按實事求是的原則辦事，多做一些扎扎實實打基礎的工作。弱鳥先飛，滴水穿石，只要我們有這種精神，就一定能夠趕上去。最後來看，我的看法還是貼近實際的，經過12年的奮鬥，撤地建市國務院剛批下來，鐵路開始籌畫了，建三都澳港口還在論證之中。實踐證明，在閩東這樣的基礎上，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出現什麼奇跡。

　　弱鳥先飛，滴水穿石，我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成長起來的。少走彎路，就像龜兔賽跑，你還是可以取勝的。當然，這些都要有長期打算，我並沒有打算很早離開閩東。在閩東我主要抓了四件事：一是解放思想，理清發展思路;二是培養一支好的幹部隊伍;三是實實在在地抓扶貧;四是從閩東山海兼而有之的特點出發，念好“山海經”，抓好山海綜合開發。在閩東幹了兩年，省委又調我到福州來工作。在閩東時間雖短，但是工作體會很深，跟大家感情很好。離開這麼多年了，閩東還是我最感親切的地方。

　　楊：這些年有這麼一個問題，就是有些幹部容易產生剛才你說的“燒三把火”、“踢前三腳”，做成一兩件事後就走人的傾向。說到滴水穿石的精神，我訪問過不少地方，很少有人這樣想。大家都想大幹快上，在短期內就把這個地方搞好，在一些人中就出現了急功近利的傾向。因為在許多人看來，幹部成功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升職，只有搞出來政績才好升職。您對此如何認識?

　　習：升職只是一種表像。這種表像如果不失真，是衡量幹部本人事業是否成功的一個方面標誌。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幹部的升職，可以反映出上級和群眾對他的綜合肯定。但是，也必須看到，僅憑升職並不能完全真實地反映出幹部本人的全部情況。因為目前我們評價體系還不是很完善，考察識別幹部又是一項十分複雜的工作，受主客觀各種複雜因素的影響，難免會在考察評價幹部方面出現一些失真現象。在用幹部方面，我離開一個地方以後，都要回顧一下，總結一下，感到也有用錯人的時候。在用錯的人中，既有看不准的好人，也有看不准的壞人。因為在他的表現裡，某一政績和暫時的一種進步與他的動機的內在聯繫，有的時候還不能很清楚地聯結起來，憑一時的政績和表現來選拔幹部，就有可能會用錯人。所以，無論從組織還是從幹部個人來講，都不能將升職作為評價幹部工作優劣和事業是否成功的根本標準。

　　楊：我對您的經歷不是太瞭解。在您從政20多年的生涯當中，是不是不像有些人那樣把升職作為最高目標，而是把做事、做人作為基本追求?

　　習：是的。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實際上是一個人生座標怎麼定的問題。在從政之前，我曾冷靜地考慮過這個問題。因為我認為在第一步跨入政界之前，首先要在思想上弄清楚兩個問題，這就是你要走的是什麼路?你所追求、需求的是什麼?我當時對自己定了這麼幾條：

　　一是要立志當“公僕”，做大事。熊掌和魚不可兼得，從政就不要想發財。正如孫中山講的，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你如果想發財，現在合法致富的路很多，那種合法致富既發財又光榮，將來稅務部門還要給你授獎，因為你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而你既要從政，又想發財，就只能去當讓人指脊樑骨的贓官、貪官，既名聲不好，又膽顫心驚，總怕被人捉住，最後落個不好的下場。所以，要從政，就是一種事業的追求，就得捨棄個人的私利，不能什麼好處都想得。一個人也許一輩子成就不了什麼大的事業，但最起碼他是兩袖清風，一身正氣。

　　二是在從政的整個過程之中，不要把個人的發展、升遷作為志在必得的東西。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沒有這種公式，沒有這種規律。升遷並不是因為你這個人有多大本事，或者你這個人有多大背景，就可以必得的。本事也罷，或者是強烈的責任心、非凡的智慧也罷，它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且它還要和當時的天時、地利、人和條件相配合，看哪一個起主要的作用，哪一個起配合作用。這些都不是一種定數，不是用數字可能推算出來的。譬如講，你要想當將軍，首先必須能夠打勝仗，只打敗仗的軍人非但當不了將軍，還有可能會出師未捷身先死。同時，你具有了打勝仗的本領，也不可能天天有仗打，特別是在和平時期更是如此。有了仗打，就有了機遇。這也就是說，只有你將機遇和成功的要素集於一身的時候，你的追求才有可能實現，這是很難的。如果你主動去追求，終生不得志，將會很失望、很痛苦的!這就要對升遷問題懷平常心，像古人管子所說的那樣，“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複。”

　　三是要有不怕艱難險阻，持之以恆幹工作的準備。從政是一條風險很大、自主性不是很強的路。尤其是受了挫折以後，一些人極容易產生自怨自艾的想法：我為誰啊，我這麼幹還要受到這麼多的冷遇，這麼多的不理解，何必呢!一些當時跟我們一起從政的人就因此而離去了。在一個地方幹下去，只要你堅持下去，最後都會有所成就。成功的規律就是一以貫之地幹下去。所以，既然走上這條路，那你不論遇到多少艱難險阻，都要像當過河卒子那樣，拼命向前。我的從政道路中也有坎坷、艱辛、考驗和挑戰，沒有這些是不可能的。

　　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煉人。7年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獲益匪淺，為成長進步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

　　楊：聽說您原來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所處的工作環境和工作崗位可以說是許多人可望而不可求的，當初您為何要做出下到地方基層工作的選擇?

　　習：我是從中央軍委辦公廳下放到河北正定縣的。到河北後，地委書記謝峰同志找我談話，那是一位非常樸實的地委書記，解放初，20多歲就當了張家口地區專員，後來任河北省省長。我說，你對我有什麼要求?他說，“既然你能下來走這步路，我想我就不必囑咐了，你也不是那種草率從事的人。我就囑咐你一條，就是你當年在農村之所以幹起來，那是因為你置於死地而後生。我聽了你的經歷，你當時被打成‘反動學生’，最後像‘四類分子’一樣下到那裡，舉目無親，你是華山一條路，必須走下去，也可能這樣你就成功了。但現在你不同了，你是本人選擇下來的，人家可能不會理解。”

　　當時，確實有許多人對我的選擇不理解。因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給耿飆同志當秘書，他當時是國防部長，又是政治局委員。他說，想下基層可以到野戰部隊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層。那時候從北京下去的人，實際上就是劉源和我。他是北師大畢業，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機關工作了幾年，我也要下去，我們倆是不謀而合。劉源當時去了河南。走之前也參加了好幾個聚會。許多人對我們的選擇不理解，問我怎麼現在還下去煹筆痹諼頤欽庖慌人中有一種從紅土地、黑土地、黃土地、綠草原上終於回來了的感覺，有些人認為“文革”吃夠了苦頭，現在不能再虧了;還有一些人存在著要求“補償”的心理，尋求及時行樂，我對他們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時候“十年寒窗，一舉成名”，中個進士，謀個外放，千里萬里他都去。像古時寫《三言》的那個馮夢龍，到福建壽甯任知縣時都快50歲了。那時候怎麼去的壽寧?萬重山啊!我們現在還不如古時候的士大夫。更可憐的是，我們的活動範圍半徑不過50公里，離不開北京，不願意出去把北京的戶口丟了。我說，我們要出來當年老一輩出去，是慷慨激昂。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鄉”，是迫不得已。但在這種不得已裡頭，使我們學到、體會到了很多的東西。現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錮我們的“左”的東西都解除了，我們更要去奮鬥、努力，好好幹一番事業。

　　古人鄭板橋有首詠竹石的名詩：“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管爾東西南北風。”我想將之改幾個字，作為我上山下鄉的最深刻體會：深入基層不放鬆，立根原在群眾中;千磨萬擊還堅勁，管爾東西南北風。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煉人。7年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獲益匪淺，同群眾結下了較深的情誼，為成長進步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所以，對再下基層是充滿信心的就義無反顧地下去了。儘管會有很多的坎坷，每天都在經歷著挑戰和習驗，除非身體不行了，除非不讓幹了，只要沒有這兩種情況，我都會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至於最後大家對我認可到什麼程度，後人自有評說，我自己並不在意。

　　楊：從我瞭解的情況看，20多年來您無論在鄉里、縣裡，還是在地、市，包括福州您所在的地方團結搞得都很好。團結問題是我們幹部隊伍中經常遇到的問題，團結與合作問題也是我們中國人遇到的大問題。在團結合作方面，您是不是從您自己的角度講講，有沒有一套完整的做法?

　　習：省裡有一位老領導集一身之經歷，寫了個一生從政的體會——《團結學》。儘管各種因素在任何時候都起決定的作用，但是在各種情況下，團結永遠是前提。它絕對是你立於不敗之地的必然前提。縱觀古今都可以證明這一條。例如，歷史上的劉邦、劉秀、劉備這“三劉”就很有特點。他們個人有多大本事，還有宋江，光從文學上看，很難把他寫得很漂亮。這種人物給人的感覺是挺窩囊的那種人，怎麼會被大家所擁戴?實際上，這些人都有一個最大的本事，就是他們能團結一批有本事的人。這麼多有本事的人都跟他至情至信地溝通，這就是大本事。過去我們都很注意那種“郎才女貌”，或者“文治武功”，沒有注意到他們這種突出的本事。

　　在團結方面，我從小就受家庭的影響。我父親經常給我講團結的道理，要求我們從小就要做講團結和善於團結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給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話講，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慮自己願不願意，還要考慮別人願不願意。因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麼事都以自己為主，這是不行的。父親講的團結方面的道理，當我們後來生活在集體環境時，體會就很深刻了。無論是上寄宿學校，還是下鄉和參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團結處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較好;凡事團結處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別是後來上山下鄉到陝北，遠在千里之外，舉目無親，靠的就是團結。在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訓。

　　在上山下鄉時，我年齡小，又是被形勢所迫下去的，沒有長期觀念，也就沒有注意團結問題。幾個月後我回到北京又被關進“學習班”，半年後被放出來，我再考慮回不回去。最後見到我姨父，他解放前是太行山根據地的。

　　當年是我姨姨、姨父把我媽媽帶出來參加革命的，他們都是我們很尊敬的人。姨父給我講他當年是東北大學學生，“一二 九”以後怎麼開展工作，怎麼到太行山，他說，我們那個時候都找機會往群眾裡鑽，你現在不靠群眾靠誰，當然要靠群眾。姨姨也講，那時我們都是往老鄉那裡跑，現在你們年輕人，還怕去，這不對!何況現在城市也不容易，你們在這兒幹什麼?天天讓人家當作流竄人口?當時在國慶日經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後，又不讓我們回去，先關在派出所，一進去就四、五個月。而且關進去不是讓你白坐著，還要讓你幹重體力活，海澱街一帶的下水管，都是我們埋得。

　　聽了他們的話之後，我就按這個思路回去了。回去以後，努力跟群眾打成一片。一年來，我跟群眾一起幹活，生活習慣了，勞動關也過了，群眾見我轉變了，對我也好了，到我這兒串門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漸成了那個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時間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絡繹不絕地進來。進來後，我就給他們擺書場，講古今中外。他們願意聽城裡人侃大山，講他們不懂的事，漸漸地就連支部書記有什麼事都找我商量，他說，年輕人見多識廣，比他懂得多。這樣，我在村裡有了威信。我那時不過十六、七歲，村裡幾個老頭有什麼事都找我商量。現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寫得很慘，我的感覺不完全是這樣。我只是開始時感到慘，但是當我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特別是和群眾融為一體時，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實。

　　我的成長進步起始於陝北。最大的收穫一是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楊：聽說您是在下鄉插隊期間入團、入黨和當上大隊黨支部書記的，這在當時對你這樣家庭背景的人是很不容易的。能不能談一談這一段的經歷?

　　習：大概到了1973年，我們又集中考學，正如你所說的那樣，像我這樣家庭背景的人在當時是不可能被錄取的。後來我又去馮家坪公社趙家河大隊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當時是團員，不是黨員。縣團委書記也是北京知青，清華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負責的趙家河大隊後說：讓你在這裡“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麼樣我都認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壞了算我的。我那時候才20歲。趙家河大隊在整社中換了30多歲的當支部書記。那個村整得好，群眾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裡工作，而我插隊的梁家河大隊也要求我回去工作，縣裡同意我回梁家河大隊工作。要留在村黨支部工作，就有個是不是黨員的問題。我已先後寫過10份入黨申請書，由於家庭的原因，都不批准我。這次公社又將我的入黨問題交到縣委去研究。縣委書記說，這個村姓氏矛盾複雜，本地人很難處理得好，確實需要他回村裡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結論在哪兒沒有，不能因此影響他入黨。所以就批准我入黨，並讓我當了大隊支部書記。

　　在此之前，入團也費盡了周折。申請書前後寫了8份。第一次寫完入團申請後，我把大隊支部書記請到我的窯洞來，一盤炒雞蛋，吃倆個熱饃。吃完後我說，我的入團申請書您該遞了吧?他說，我怎遞?上面都說你是可教子女。我說，什麼叫可教子女?他說，上面說你沒劃清界限。我說，結論在哪?一個人是什麼問題，得有個結論。我父親什麼結論?你得到哪個中央文件了?他說，真沒有遞，那就往上遞。從公社回來之後，他說，公社書記把我罵回來了，說我不懂事，這樣的人，你還敢遞?我說，我是什麼人?我幹了什麼事?是寫了反動標語，還是喊了反動口號?我是一個年輕人，追求上進，有什麼不對?我毫不氣餒。過幾天，又寫了第2份申請，請支書又給遞上去，就這樣一直寫到第8份。我那時候已沒有一些人那種淒苦之感，或者是一種自卑之感，只是一個感覺，就是黨內、團內好人越多，壞人會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讓我入。當寫到第8份時，終於批下來了。當然，這是在我進一步得到公社團委書記的支援後才批的。團委書記到我那裡，跟我聊了5天，最後就成為“死黨”。後來也就是他在接任公社知青辦主任後，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個小山溝的青石板上坐下，說，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來了。我說，“黑材料”拿來有什麼用?他說，燒了吧!我說，你敢(幹)掉腦袋的事。他說，怎不敢，我看這材料是你學校寄來的。因為我那時是中學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學校給的，是中央黨校寫的，因為當時我母親在中央黨校，“文革”中我們家被抄之後，搬到黨校裡去。到黨校後，因我有一股倔勁，不甘受欺負，得罪了造反派，有什麼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認為我是頭，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軼歐作為“黑幫”的家屬揪出來了。那時，我15歲都不到。他們說，你覺得自己的罪行有多重，我說，你給我估計估計，夠不夠槍斃?他們說，槍斃夠100次了。我想100次跟一次沒什麼區別，都100次了還怕什麼?但是，當時連送派出所，只是在威脅我，說專政機關對你實行專政，再給你5分鐘。之後，念毛主席語錄，天天晚上熬夜。我說，我只要在哪能睡覺就行，別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門口就又被拉回去了。後來決定送我去少管所，當時少管所設有“黑幫”子弟學習班。在要我去的時候，床位滿了，大概要排到一個月才能進去。就在這時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於是馬上到學校報名上山下鄉，我說，這是響應毛主席號召。他們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屬於流放，就讓去。

　　經過許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鄉的周折，最後，這個村居然需要我，離不開我，我當時的感覺是在農村好，如果當個工人或當這個、那個，越是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厲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陝北農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劉少奇、鄧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習”和劉瀾濤、趙守一等，“彭、高、習”即彭德懷、高崗、習仲勳。搞大批判還是由我來念報紙，當地有幾個識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見慣了，也無所謂了。但當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畢竟是我父親過去的根據地所在。我父親那時是“陝甘邊”的蘇維埃主席，當時才19歲。有這個背景，就有很多人保護我、幫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較堅強，就這麼過來了。

　　楊：您在前面講，7年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您獲益匪淺，請您談談最大收穫是什麼?

　　習：我的成長、進步應該說起始於陝北的7年。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現在我還受益於此。剛到農村的時候，經常有要飯的來，一來就趕，讓狗去咬。因為當時在我們這些學生的概念裡，要飯的都是“壞分子”、“二流子”，不知道當時那裡“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糧”，老婆、孩子都出去討飯，把糧食都給壯勞力吃，讓他們忙春耕。這些東西是在農村生活了一段才瞭解的。看看當時的中央文件與當地實際的差距，有很多感慨。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說，刀在石上磨，人在難中練。艱難困苦能夠磨練一個人的意志。7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後來遇到什麼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幹事，現在幹嘛不幹?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一個人要有一股氣，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戰的勇氣，什麼事都不信邪，就能處變不驚、知難而進。

　　楊：您是怎樣從農村上大學的?

　　習：我那時一邊當著村幹部，一邊總想著有機會上學深造一下，因為讀書確實讀得太少了。這與我理想的目標並不違背。那時候報大學，清華有兩個名額在延安地區，一個分給延川縣。我3個志願都填清華，你讓我上就上，不讓我上就拉倒。縣裡將我報到地區，縣教育局領導仗義執言為我力爭;清華來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請示清華。這又是一個機遇。1975年7、8、9三個月，正是刮所謂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遲群、謝靜宜都不在家，劉冰掌權，他說，可以來嘛。當時，我父親下放到洛陽的耐火材料廠。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勳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開了這麼個證明，就上學了。走的時候，當地還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別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沒得說，一恢復高考，都考上了學，還都是前幾名。

　　在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1993年我應邀回去了一次，當時我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延安行署專員給我講，你們知青來了2萬9，號稱3萬。現在出了省、部級幹部八個，廳、局級幹部大概二、三百個，處級幹部有三千多個，這是一筆大資源。在8個省部級幹部裡頭，我瞭解的有王岐山，他現在是廣東省常務副省長。此外，還出了一批作家，像陶正，寫《魂兮歸來》、《逍遙之樂》，他是去延川的知青。還有路遙，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寫了《人生》。還有個作家叫史鐵生，寫了《我那遙遠的清平灣》，這個清平灣就是過去他插隊的延川縣關家莊。另外出了一批企業家。前幾年，延安搞了一次聚會，大概回去了上千人，拖兒帶女的——讓下一代去體會一下，還拍了個片子，他們送了我一套。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們響是相當深的，形成了一種情結——叫黃土地情結。在遇到困難時想到這些，就會感到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要像愛自己父母那樣愛老百姓，為老百姓謀利益，帶著老百姓奔好日子。

　　楊：人生關鍵是要有一種信念，就是他很清楚人生目標是什麼，他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這樣，不管什麼時候，他都不走邪路。

　　習：你說的很對。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來選擇。如何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關鍵是要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否則，環境再好照樣會走錯路。

　　楊：據我知道，你們這批知青現在仍然非常關心、掛念那裡的黃土地，您和大家都盡力為當地的群眾、為促進那裡的經濟發展辦了不少事。

　　習：我插隊的那個村不通電，我走了以後幫他們搞了個變壓器，通了電。前幾年，又幫他們修了小學。1999年，又修了橋。這些都不是我出錢。有的是我介紹去的幫扶專案，有的是我給當地領導說說，引起重視後解決的。我在的那個村絕對是個貧困村。延安養育了我好幾年，為延安老區農民做點事，是我們應該做的。

　　楊：我們注意到在今年1月召開的福建省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期間，省內新聞媒介報導說您在作政府工作報告中講到“必須使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員都牢牢記住，人民政府的權力來源於人民，必須代表人民的利益，必須為人民謀福利，切不可忘記了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時，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還報導在大會結束時，您以高票當選為省長。我想，這既是全省人民對您的信任，也是人民群眾對您過去所做工作的認可。請問您對此有何感想?

　　習：對於我們共產黨人來說，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必須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和政府的一切方針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最高標準。要時刻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僕，時刻將人民群眾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想問題、幹事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像愛自己的父母那樣愛老百姓，為老百姓謀利益，帶著老百姓奔好日子，絕不能高高在上，魚肉老百姓，這是我們共產黨與那些反動統治者的根本區別。封建社會的官吏還講究“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們共產黨人不幹點對人民有益的事情，還說得過去嗎?

　　楊：好。談得非常有意思。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