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很多普通中國人的命運變遷，常常與一個詞密切相關——城市。

　　每一年，很多人都會像候鳥一樣，難以顧及前程的巨大未知，懷着「哪里才是家鄉」的心理糾結，向充滿悸動、要素匯集的發達地區涌去，只有在傳統節日撥動所有中國人心中溫暖的那根弦時，他們才會带着榮耀或者失落重歸家門。

　　在傳統向現代的發展、裂變與轉型中，更好地解決這些矛盾、躊躇、掙紮，上升到國家意志，讓國人更多地共享發展成果，便是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對城鎮化不斷強調並加以深化其內涵的一個「新」字。而在新型城鎮化與現代化的交融進程中，重慶的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不僅要解決人們習以為常的窘境：每年近400萬重慶人離鄉離土外出打工，更要抓住新的戰略機遇，打造出一個更大的外部世界的機會之地，成為更多外來者的發展機會。其求「新」之路可謂任務艱巨。

　　而在對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的調研中，我們發現，其將原來「一圈」分為功能差異互補的三個功能區域，不僅剝開了我們長久以來對城市發展的個人意象，更以統分結合、條塊結合的大開大闔，解構了指導城鎮化進程高級階段的城市群發展理論，合乎實際地開辟了城鎮化進程的第二思想梯度。

　　1、破界：繪就國家中心城市的藍圖

　　歷史經驗表明，協調區域發展的核心力量，是一個足夠強大的城市。

　　回望重慶百多年的城鎮化進程，在其經濟空間組合與歷史變遷的相互交疊中，既有推動其發展的動力，也有讓其止步的不可預知事件。歷史如此，無人可以改寫。然而，所有不可改寫的現實，無不決定於發動未來的每個變革瞬間。

　　在如今的中國，無論多麽小的城鎮，都有一個做大做強的夢想，更別說忝列中央直轄市的重慶了。然而，它有着比任何一個同級別乃至層級更低的城市更多的難以做大的現實障礙：數百公里內山川連綿、峰谷分割、區塊零碎，世界范圍內也只有美國東部賓夕法尼亞州、西弗吉尼亞州一带堪比。對於任何一種需要整體呈現出發展規模的大城市來說，這地方都不是一個繪制藍圖的最佳之處。

　　然而，恰恰在這不可行中，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改變了我們對大城市的認識，甚至改變了我們對現有城市群發展理論的循守。盡管它將原來圍繞主城9區、以1小時交通聯結為紐带的「一圈」分為都市功能核心區、都市功能拓展區和城市發展新區，依托的是城市群理論，但卻又大不相同。通過實地調研及與理論界探討，我們的結論是，它極大超越了城市群的理論體系，從根本上突破了特大中心城市的成長框架和成長秩序。首先，它打破了城市群體系中的城市治理邊界，將包括主城9區在內的20多個區縣，以空間分工形式重新組合為三個發展層級的功能區域，構成重慶的大都市區；其次，它打破了城市群體系中的產業發展邊界、要素流動邊界，運用了城市群體系的分工思想，對每個功能區域進行了功能定位，在促進資源要素合理流動的前提下，又鼓勵每個功能區域的各個區縣自覺、自主地尋找發展特色，而每個區縣也都因為身處其中而備感機遇空前。

　　以辯證的眼光分析，其在重慶的現實上，打造重慶大都市區的戰略框架，一方面是應對其地理開發空間碎片化的思維跳脫，巧妙地依托地理上的天然阻隔，打造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小」特色，並最終整合為經濟能級上的「大」規模；另一方面，則是對中央新型城鎮化理念進行的一次獨辟蹊徑的實踐。再大的城市也是由不同的功能區塊組成的，依靠內部分工體系運轉，但城市越大，其運轉效率越受制於「大」。而構成重慶大都市區的每一個區縣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發展單元。在這里，原本將發展空間碎片化的山川峰谷，就成了這個特大型城市中的生態廊道，曾經的矛盾奇妙地轉變成了讓一切特大型城市羨慕的優勢。試問，有多少個特大型城市，是處於山水環繞、阡陌縱橫的景象中呢？

　　2、分治：解放被捆縛已久的手腳

　　在城市格局的重塑中，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推動重慶從小到大轉變的戰略關鍵，實際是在對大都市區的三個功能區域進行空間重構和功能調適，對原本參差不齊的發展速度和發展水平的一種結構調整。簡而言之，讓體量夠大的變得夠強，讓發展夠快的避免快的弊端，讓發展慢的進入快車道。這種調整滲透着政府調控與市場機制緊密結合的邏輯，以及統分結合的區域協調邏輯。

　　我們的調研結論是，「分區而治」本身就是打造新型特大中心城市工程的一部分，也只有「分區而治」才能解開這座城市從空間組合到精神融合的一切束縛。

　　城市發展新區的江津區，去年GDP增速為14.1%，居全市第四位，今年達13.6%居全市第三位。區委書記陶長海說，「市委要求江津做城市發展新區乃至全市發展的領頭羊，雖然我們的基礎跟都市功能核心區和都市功能拓展區相比還有差距，但從條件到未來的展望上，我們還是有信心實現目標要求。以工業為例，在建項目和將建項目加在一起，兩三年內有望實現3000億的工業產值。」在產業規划上，該區制定了工業首位戰略，謀划了裝備制造、汽摩及零部件等五大產業集群。到今年5月底全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達到304戶，其中世界500強企業13戶。

　　同在城市發展新區、原本工業總量較大的涪陵區，被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明確為綜合產業基地。區委常委、宣傳部長田景斌說，「涪陵過去塊頭大，但含金量低，現在着重引進發展了電子信息、汽車及零部件、新能源，傳統化工產業由基礎化工向下游延伸轉型。在繼續總量擴張的同時，全面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在招商引資策略上，通過抓配套引進，形成產業鏈聚集發展，通過抓都市功能核心區產業承接、與都市功能拓展區緊密配套，促進區域優勢互補、聯動發展。去年引進資金221億元，今年上半年已到位124億元，皆超預期。璧山區因地制宜地謀划了「三加二」產業布局，以裝備制造業、全市電子信息配套業、食品醫藥為主力，以智能機器人、直升飛機制造為新興板塊。區委書記吳道藩說，璧山將全面謀划如何承接都市功能核心區和都市功能拓展區產業和人口疏解任務。

　　相對於城市發展新區，都市功能拓展區一直有着驕人的經濟增速，總量擴張雖仍重要，但在實施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後，提檔升級則屬首要任務。江北區有都市功能核心區、都市功能拓展區兩種功能定位，區發改委副主任馬淵介紹說，區委區政府首先按照功能定位，明確了以產業升級為主線、高端產業積聚等為主的發展戰略，同時把全區划成了六個功能組團，確定了九個重點工程，作為江北區推進功能區域建設的一個抓手；其次，為推動經濟發展提檔升級，成立了由四大班子主要領導擔任組長和副組長的產業轉型升級領導小組，統籌推進功能區域建設。

　　每一個功能區域的足夠強大，雖各具特色，卻並非孤立，它們最終將以自己的奮斗與創新，參與到一種更高級別區域協調發展機制的建設中。

　　3、融合：向區域協調發展高端化蝶變

　　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在大都市區的構建上，注重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分工協作，但並沒有把所謂「協調機制」作為大旗扛在肩上，也不是把精力用在建機構、訂章程、做宣言上，其協調效應潛移默化地在「分區而治」中得以呈現。我們認為，其中關鍵，在差異化功能定位的政策剛性中，每一個區縣都發現了那個「最好的自己」，也迅速嘗到了「甜頭」，每一個區縣也都認識到，只有將自身的發展融入整體，自身的發展才有更大空間，「甜頭」才能源源不斷。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全面深化改革根本理念，在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中得以充分體現。

　　橫跨都市功能核心區、都市功能拓展區的南岸區，是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布局全市電子信息產業的重點區域，一如區委書記劉寶亞所言，這是一個有骨頭有血有肉的綜合性產業。而在確立以智能手機和物聯網為核心的產業發展主體後，該區自然而然就成為全市電子信息產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以服務業為主的都市功能核心區，該區布局了輻射全市的電子市場、電子商務、數據中心；在都市功能拓展區布局智能手機研發制造、物聯網（含車聯網、智能家電等），與分布在其他功能區域的家電制造業、筆記本電腦制造、汽車等諸多產業形成了協同創新發展關系。「這里邊最重要的創新就是協同創新，這也是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的精髓之一。」兩江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商文江說，「我們的主導產業有五、六個，汽車和電子信息是支柱產業。在區域的協調協同方面，比如汽車，我們主要發展總裝、集成，最多再加上核心零部件，其余的一般都不在兩江新區布局了，都在我們周邊，我們還要拉動一下別的區縣。」當然，他也認為，兩江新區的空間承載能力已不允許它對一個產業進行大包大攬。「自己如果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循環，在這個基礎上加強與其他功能區域的聯動，我覺得抗風險能力就更強了，就不會很脆弱。」

　　其實，重慶作為一個特大中心城市崛起的最顯着標志，應該是被定位為構建服務業首位經濟的都市功能核心區，能否成為中國西部的上海，或者美國東部的紐約。實際上，其六個行政區在落實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中，已漸露此等苗頭。其中，渝中區處於290平方公里都市功能核心區的核心，確立了打造重慶的中央商務區、金融中心、商貿中心、文化中心、對外開放中心、都市旅游目的地六大目標。區長扈萬泰說，「現代服務業核心區是城市中心功能突破的動力所在、活力所系，目前渝中區有基礎有條件，經過潛心的積累發展，全區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達到96%以上。」而同樣致力於金融服務業的江北區提出，要以新興金融中心的定位與渝中區協調發展，「我們認為渝中區它有它的優勢，我們有我們的優勢，雙方應該是共同發展，應該是雙贏。」該區金融辦党組書記羅有仁說，「我們這里金融機構這麽多了，並不僅僅為江北區服務。我們金融機構這麽多，但存貸款的增幅還低於周邊地區。為什麽？我們的資金都投出去了，我們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也許，這就是對區域協調發展高端化最朴實，也最貼切的描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