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峽江新號子　　

　　重慶第四次轉身的史序與謀斷之五

　　曲直

　　在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歐所表達的中國態度中，從重慶出發到達德國杜伊斯堡港的「渝新歐」貨運列車，及其沿古老絲路的那條11179公里的鋼鐵大通道，無疑是最具象徵意義的符號。譬如，他在布魯日歐洲學院演講時所說，「我這次歐洲之行，就是希望同歐洲朋友一道，在亞歐大陸架起一座友誼和合作之橋。」再譬如，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說，「利劍總是敗在思想之下」，等等。

　　重慶第四次轉身機遇

　　態度，是性格的外在體現；民族性格，是構成文明的思想基石。在人類文明的互動與競合中，態度可以與時變化，性格卻以「守正創新」的姿態在漫長歷史中始終如一。文明、友好、沒有地緣戰略爭端的絲綢之路，以「渝新歐」鐵軌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形式得以復興，和而不同、開放兼容的中華性格并未風霜顏變。在中國與歐洲共同暢想的文明交往新夢想中，「渝新歐」是一個已具現實意義的注腳，締造它的重慶則是這個夢想的探路先行者。作為一個地處西部內陸、不沿邊不靠海，交通條件向來「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山城，何以會在改革開放35年后的中國開放升級版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於此，不得不提到重慶的性格。談到性格，人們自然會想到重慶麻辣火鍋般的率直火爆，在抗戰時期「重慶大轟炸」中屹立不倒的「精神堡壘」——那時，重慶無疑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堅韌性格的最佳寫照。這些，當然都是重慶性格的重要構成，但在今天，把它再次推上國家級、世界性舞台的，則是其歷久彌新的兼容開放性格。應該說，這是讓重慶把握第四次轉身機遇，并引領重慶走向世界的關鍵所在。

　　城市性格決定其發展

　　兼容開放，是一種吸收的能力。1891年的開埠，固然會帶來情感上的屈辱，舶來商品和技術固然是成就其第一次轉身的重要前提，但決定因素卻是其忍耐屈辱后的理性，它不但迅速接納了輪船、火柴、鬧鐘、蠟燭、煤油，更是在短短二三十年間，通過吸收外來技術和經驗，開天辟地般構建了自己的交通運輸、制造、礦產、能源、金融等近現代工商業基礎，由一個無名小鎮崛起為西南工商業中心。而此后的「陪都」、「三線建設」，歷史原因之外，亦無不顯示出這座城市用兼容開放性格創造奇跡的能力。「陪都」是抗戰時期，因為民族生存之責，重慶幾乎容納了一切，包括慘烈的轟炸，生命的付出，也包括重慶人與外來的抗日力量一起，用鎬刨肩擔建成的戰時機場。「三線建設」時期，數十萬外來人口與重慶人并肩一起，共同撒下青春的激情和報國的熱情，博取了難能可貴的收獲。命運有起伏，發展有曲折，但是，這種性格總能讓它尋找并抓住一切可以重新再來的機會。1980年，重慶被辟為外貿港口；1984年，重慶市首創批發和零售相結合，組建了全國第一家工業品貿易中心；近年來，重慶積極推進內陸開放高地建設，兩江新區、寸灘與西永兩個保稅區，使其與外界交流更加頻繁，形成了高層次、全方位、各領域、大交往、兼容并包的開放格局。毫無疑問，一個城市的性格對其發展是有決定性作用的。而城市的經營者必須善用這種性格，必須為這種性格涂上時代的色彩，賦予其新的靈魂。

　　「走出去」效應正突顯

　　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說，重慶要主動融入全國深化對外開放新格局，實行更加積極的開放策略，著力完善開放政策體系，加快建設開放平台，暢通物流大通道，推進口岸便利化，打造內陸開放升級版。這個升級版在其「全球最大筆電生產基地」上有著充分的體現。與中國開放之初的對外貿易加工模式不同，它不僅吸收了國際五大品牌商，而且以「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戰略，將之變成全產業鏈的「重慶化」，其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今年將到80%。同時，成功將惠普亞太結算中心「拉」到重慶，說服惠普、思科等在當地建立了研發中心。今年，是中國踏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徵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第一年。重慶將其外貿進出口增長高標在了15%，利用外資保持百億美元以上……兼容開放，是一種與世界溝通的能力。也許正因為身處逼庂峽谷，古老重慶人依靠一葉扁舟走出去，冲破三峽險灘巨浪的峽江號子，才與其它地方縴夫號子是如此的不同，它壓抑而高亢，甚至撕肝裂肺般讓人難以從容。千百年來，重慶人在峽江的絕壁上用最原始的方法鑿出了通向世界的路，大寧河小三峽棧道上的石孔至今訴說著它的不屈和力量。如今，這種性格有了更加遙遠的目標。孫政才指出，重慶要依靠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統籌推進全市對外交往、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積極「走出去」、「引進來」，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十二五」期間，重慶將對海外投資300億美元。市長黃奇帆說，重慶的海外投資，既包括資源，也包括技術、股權。其所實行的「1+3」模式，即每個項目由一個重慶企業集團主導，跟進一家熟悉當地情况的國際投行、一個會計師事務所、一個律師事務所。如同「一個好漢三個幫」，如同峽江縴夫合力拉動的帆船，「1+3」模式反映了重慶的另一個性格團結。激發重慶對外投資力量的「重慶海外產業併購基金」，以很少的政府資源，撬動了巨大的社會資本。2014年，重慶對外投資將達到10億美元，對外工程10億美元。「走出去」效應正在突顯。從新世紀的絲路駝鈴，到從歷史深處走出的峽江新號子，人們看到了一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慶性格。它并不陌生，卻又如此新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