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到底在中國改革開放中起着什麼作用？

凱文·凱利說「所有的企業都難逃一死，所有的城市都近乎不朽」。金融及其深遠意義、發展實踐首先應該聚焦於城市和城市化。而在「從大城市群到金融中心群」的這一大灣區的發展線索中，香港這座集中體現聚集和開放特點的「東方之珠」，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最能代表中國的城市化全面加速的一句話莫過於：「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20世紀80年代，這句口號與「三天起一層樓」的深圳速度一同在全國流傳。其實，這句名言的產生有一個故事，而且跟香港相關。

「蛇口模式」的創造者袁庚多次講到，早年他在香港代表招商局買樓的過程中，發現臨近周五下班辦完手續後，香港人為了拿到賣樓款在周末的利息，拿到支票飛奔一樣地衝向銀行，趕在下班之前抓緊存款。這讓他深切體會到為甚麼當時深圳河北岸的寶安縣農民與南岸香港農民的年收入會相差70倍之多。1982年，他提出一系列的企業價值觀：「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顧客就是上帝，安全就是法律……」。蛇口工業區管委會選擇了前兩句做成標語並在蛇口推行開來。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者和探索者，袁庚後來被授予改革先鋒的稱號，這固然歸功於他敢為人先、義無反顧的奮鬥歷程，但也離不開在解放思想上的開放和擔當。

深圳速度實則是香港速度，深圳的歷史跟香港緊密相連。香港的現代化成就，無一不在衝擊着深圳人的思維和理念，這些都能在無形中轉化為深圳內部的制度創新動力。因此，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的價值觀衝擊，首當其衝來自香港。

當初深圳選擇對外開放的時候，首先就是對香港開放，而在最初的發展階段，深圳建立的就是面向港澳地區的工農業產品出口基地，就連經濟特區實行的很多管理政策，也基本是從香港借鑑而來的。另外，深圳早期能夠實現工業化，也跟香港的資金、管理、技術、人才推動有關。

香港在中國改革開放中所起的作用最終取決於香港自身的獨特優勢。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強調，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貨物、資金、人員、信息等自由流動，擁有最自由、最開放、最國際化的美譽；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擁有全球重要的證券市場、全球重要的國際銀行業務中心、全球重要的保險市場、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等；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有10萬多家貿易公司，商業網絡遍布全球，專業服務發達；香港是全球最大的航運中心之一，鐵路、公路、水路網絡十分發達，香港港口每周約有240班國際貨櫃班輪，連接全球460多個目的地，香港國際機場是世界最繁忙的空港，貨運量全球第一；香港是全球法治水平最高的地區之一，是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地區，全球排名前100的律師事務所半數以上在香港執業；香港是全球最安全、最宜居的城市之一，犯罪率長期處於低位，醫療衛生水平位於世界前列，是全球平均預期壽命最長的地區等等。香港擁有的全球之最不勝枚舉。這些獨特地位和優勢是在香港發展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和賴以成功的重要元素。

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對內地的金融改革和開放更是起到了示範和推動作用。深圳引以為傲的多個本土代表性金融機構，如中國平安、博時基金、招商銀行、招商證券等，不但多為招商局旗下或者控股的公司，而且是全面學習借鑑香港金融業成功經驗的結果。即使到今天，這些已經具備領先優勢的全國頭部金融機構——其中不乏全球500強企業——仍然帶有明顯的港式基因和國際化氣質，以及相對突出的合規標準和金融風險管理能力。

香港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為內地提供了資金、技術和市場，幫助內地改革開放駛入快車道。經濟特區可以看作是內地在經濟發展上學習香港的橋頭堡。

特區的稱謂來自中國革命的重要根據地——陝甘寧特區，因此其中也有中國共產黨在現代化事業新征程中將其作為新根據地的深意。當初，鄧小平向中央提出：「關於這些城鎮我想可以叫做特區，當初根據地也叫特區，現在經濟上的根據地也可以叫做特區嘛。」

以此為標誌，中國的改革開放逐步創造了偉大奇蹟，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成功實現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跨越。

但在許多人的印象中，經濟特區只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產物。但與當時的「小崗村」相似，深圳的經濟特區也有一個「自下而上」的基層首創過程。

早在1978年11月，交通部下屬的香港招商局就開始積極推動中央批准成立國內第一個出口加工區—蛇口工業區。1979年4月1日，招商局正式成立了蛇口工業區籌建指揮部。1980年8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正式宣告誕生。而在這四個經濟特區中，深圳顯然最為特別。在當時，深圳是個鮮為人知的城市。1980年1月，經過中央的批准，廣東省深圳市才正式掛牌成立。

無論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還是經濟特區的創舉，都是人民群眾首創精神與中央高層高瞻遠矚相結合的產物。但無論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的制度性變革，學習香港的先進經驗，發揮香港的獨特優勢都是必由之路。在新的改革開放歷程中，仍然有必要認真總結成功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吸納民間基層智慧、築牢發展根基。

時至今日，「雙循環」的戰略布局，粵港澳大灣區的統籌規劃，國際金融中心群的蓄勢待發，都使香港作為中國內外循環的「超級連絡人」和國際金融樞紐中樞的地位更為突出。可以說是未來改革開放不可或缺的關鍵一步。例如，通過「雙總部」實際上就讓香港「擴容」了，可以迅速提升深圳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國際化水平、營商環境和國際競爭力。從大城市群到國際金融中心群，從國際金融樞紐到世界級科創樞紐的發展路徑，正是在深化改革開放的新征途中，一如既往地讀懂香港內涵、用好香港優勢、擴散香港基因，並對標硅谷、納斯達克等全球標桿的路線圖和方法論。

如何邁向國際金融中心群

與世界級開放城市群？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改革開放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偉大革命，正是這個偉大革命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飛躍！」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香港、澳門相繼回歸祖國後，粵港澳地區的城市化及與之緊密相關的金融發展在中國具有極其特殊的意義。以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發布為標誌，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中國建設世界級城市群的重大戰略部署。文件中對這一規劃的背景有着這樣的說明——「粵港澳合作不斷深化實化，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實力、區域競爭力顯著增強，已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條件」。

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對應的是各世界級灣區。中國的城市化進入大城市群的發展階段後，如何服務國家的全球戰略大局，並着眼於提升和進一步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在產業、創新、金融等方面的整體優勢，就成為其新的歷史使命。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國際金融樞紐的建設對於金融強國的意義也非同尋常。在各權威的排行榜中，中國的香港、上海、北京、深圳、廣州五個城市，都穩居全球前30大金融中心之列，與美國相比在數量上基本一致。而其中，來自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佔了一半以上，且香港排名最前並在全球各主要國際金融中心中毫無爭議地位居第一陣營。

無庸諱言，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發展雖然保持着在國內的相對優勢，但房地產過度金融化或者金融過度房地產成為大灣區在過往經濟發展中的「頑疾」，與香港長期為人詬病的高房價及產業空心化類似，這兩個互為表裏的問題也干擾了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可持續性。

縱觀歷史，全球金融強國的興衰演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是國際金融中心的替換過程。隨着國家經濟發展模式整體的高質量轉型，粵港澳大灣區尤其是其國際金融中心群更有理由成為我國大城市群戰略與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協同創新改革的一個突破口。

創新驅動為麼麼強調聚集和開放？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城市化」和「美國高科技」曾被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並稱為當代對人類社會影響最為深遠的兩個因素。

而且，正如我們幾十年來所驚嘆的那樣，中國的房價一直在上漲，而美國的股市也一直在上漲。前者無疑受益於城市化，後者主要歸功於高科技。只不過是，2019年之後，這個故事的邏輯開始發生變化。中國的房價不再上漲，但美國的股市上漲的態勢卻更加令人側目。尤其是被稱之為「七姐妹」的微軟、英偉達、亞馬遜等高科技公司不斷創新高的股價，成為新興技術促進財富增長的最好例證。

價格的變化來自市場的力量，也藉助金融體系直接而集中反映在資本市場上。但是，由此帶來的更深層次的問題應該是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及在這種歷史性的轉變中「金融何為」。

新質生產力的本質是創新驅動，而創新驅動的土壤在城市及正確的城市化。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實現，需要「城市化」，更需要源源不斷帶來「高科技」的「城市化」。本書從探討城市化及城市群的歷史和發展趨勢來開啟所有的問題及探討。這是因為城市化內在的邏輯和發展演變路徑，既與產業發展的內在規律一致，也與金融及金融中心的興起及前沿趨勢完全脗合。其中一個對立統一的問題就在於，「從大城市群到金融中心群」的路線圖，可以在開放與合作中放大集聚效應的有利因素，減少其中的不利因素。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伴隨着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國成功地成為「世界工廠」，並且逐步向產業鏈上游邁進。以中國工業第一城深圳為例，早在2015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在《中國創新的全球效應》中就提到：中國在成為「世界工廠」的過程中也逐漸佔據了效率驅動型創新的領先地位。中國製造業企業不再只是低成本勞動力的來源，它們開始在知識密集度更高的製造領域發展，比如電氣設備（佔全球行業收入的16%、全球出口的9%）和工程機械（佔全球行業收入的19%、全球出口的6%）。促成這種變化的不僅是中國規模龐大的製造業生態系統，也有城市化帶來的創新生態的貢獻。

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商業與創意力教授理查德•佛羅里達在《創意階層的崛起》一書中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一個結論：城市是科技創新、財富創造、社會進步，以及培養開放性思維、進步價值觀與政治自由思想的重要平台，它還是我們試行新政策、激發創造力、創造高薪就業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最佳實驗室。作為中國城市化最發達的區域，粵港澳大灣區2023年經濟總量突破14萬億元，超過很多發達經濟體，有望躍居全球四大灣區之首，成為全球最具前景的增長極之一。但與發達國家尤其是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目前的短板仍然是缺乏硅谷的創新金融生態，以及納斯達克那樣能夠培育出全球領先高科技企業的金融體系。這也正對應着金融強國與新質生產力互為因果的關係。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創新」一詞出現了102次，可見國家對大灣區在創新方面的期待。科技創新和新興產業風險和不確定性非常強，各種創新要素在大灣區的進一步聚集，必然需要進一步在開放中促進體制性的變革，尤其是形成有利於創新驅動的強大金融體系。而在其中，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優勢會繼續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將香港全球領先的金融服務能力、國際資源配置能力和金融監管能力「擴容」至大灣區並輻射全國，是打通了金融強國與新質生產力「任督二脈」的「四兩撥千斤」之策。

因此，對於「金融何為」這個問題，本書到這裏已經給出了基本的線索和初步的解答。而「從大城市群到金融中心群」，以及大灣區通過「國際金融樞紐助力世界級科創樞紐」的藍圖，才徐徐打開。

肖耿教授、本力研究員專著《金融何為：從大城市群、金融中心群到世界級科創樞紐》於2024年9月份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