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簡介：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副理事長。主要從事國際關係、外交政策、中美關係、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等方面研究。著有《中國模式》《未來三十年》《中國的當下與未來》《開放中國——新時代新格局》《共同富裕的中國方案》《大匯合與大分流：大變局下的中國現代化》等。

高端訪談

近日，深圳商報採訪小組走進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與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對話。聆聽一位學者對於中國經濟、「產能過剩」、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新質生產力等一系列問題的解讀；探尋前海、深圳以及大灣區在世界產業版圖上的新敘事、新方位和新動能。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主陣地，深圳如何吸引更多世界目光，聚攏更多全球資源？

深中通道開通在即、前海規劃加速落地，前海迎來了重要的歷史機遇。前海，又將如何在大灣區發展中找準定位，精準發力？

近日，深圳商報採訪小組走進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與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對話。聆聽一位學者對於中國經濟、「產能過剩」、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新質生產力等一系列問題的解讀；探尋前海、深圳及大灣區在世界產業版圖上的新敘事、新方位和新動能。

中國經濟總體向好趨勢不會改變

●精彩觀點：「一季度的數據當然不錯，但是高一點不要太興奮，低一點也不要悲觀，因為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是非常大的。中國經濟總體向好趨勢不會改變。」

深圳商報：前段時間，國家統計局發布了一季度的經濟數據。數據顯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長5.3％。這可以說是一份非常亮眼的數據。您認為，這背後傳遞和釋放了哪些信號？

鄭永年：數據來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我個人覺得，中國的經濟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實際上從數字上看低一點高一點，大家都不要太在乎。關鍵要看是不是質量型的經濟發展。

就世界上主要經濟體來說，中國的人均GDP現在為1.3萬美元左右，美國人均GDP6萬多美元，亞洲四小龍排最後一位的韓國也有3萬多美元，所以中國增長的潛力還是很大的。

我們一直說經濟增長空間，中國中產的絕對數字很大，4億中產，但從比例來說還不到30％。從歐洲、北美或者亞洲四小龍來說，要到發達經濟體，中產要跨過50％的門檻，甚至達60％～65％。經濟學界認為，如果到2035年，我們的中產達到7億～8億，這裡面的經濟增長空間是非常大的。

所以，一季度的數據當然不錯，但是高一點不要太興奮，低一點也不要悲觀，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是非常大的。雖然在特定一段時間內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有很多，但總體向好的趨勢是不會改變的。因為，我們有很大的經濟增長空間，重要的就是我們這幾年所說的高質量的發展。

深圳商報：所以，這個經濟增長空間，實際上並非數量，而是指的質量？

鄭永年：不是數量，因為我們早就意識到數量型的經濟發展已經到頂點了，高質量發展才是關鍵。

十八大以後，我們主動把增速降下來，從之前的兩位數增長，降到7％甚至6％。這就是一個轉型點，就是從數量型的經濟發展要轉向質量型的經濟發展。

什麼叫質量型的經濟發展？不是說所有的GDP增長都是好的，那些能增加國民財富的GDP增長才是好的。這些年來我們的增長有很多是高質量的發展，尤其是環保這一領域，無論經濟形勢如何變化，我們的環保底線一直守住了。

足夠的產能，才能改變世界

●精彩觀點：「沒有產能，哪能改變世界。在應對挑戰的過程中，中國需要保持定力，以開放促進共贏，承擔大國責任。」

深圳商報：如果我們一直走在高質量的發展道路上，對外媒「中國經濟見頂論」也是一種非常有力的反擊？

鄭永年：我們的質量型增長不是為了反擊西方，我們要實現的是自己的可持續發展。西方對中國打「經濟認知戰」，因為西方現在把經濟活動過於政治化，過於意識形態化，尤其是美國把經濟增長跟地緣政治等聯繫在一起。

比如「產能過剩」問題。美國將中國新能源產業的快速發展定義為「產能過剩」，認為這對美國構成威脅。這並非西方首次渲染「中國威脅論」的「經濟戰」。隨着中國推進高質量發展，向世界出口越來越多「中國製造」的時候，這樣的事情會越來越頻繁，人們需要有足夠的思想和理論準備。

面對這些，中國要有定力。對於西方所謂的「經濟發展見頂論」「衰落論」「不可投資論」，我們要理性回應，不要驚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的發展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可持續發展和現代化。中國要承擔起大國責任，通過高水平開放來實現共贏。今天，對越來越多的國家來說，中國本身的開放就是推動世界經濟再平衡最有效的「國際公共品」。

沒有產能，就不能改變世界。一個擁有足夠改變世界產能的中國有助於塑造出一個更加可持續發展和公平的世界經濟新秩序。

但是，政策研究界和學界的回應有些顯得力不從心。中國學界需要反思的是我們不要讓自己的思想被殖民化了——教科書是西方的，當你接受了西方這套思維方式，就沒有一種有效的敘事方式來解釋中國。這樣如何找到中國的命題，如何找到中國的解決方案？

所以，要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這一點非常重要，構建基於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知識體系，才能找到有效解釋中國的敘事方式，才能讓世界讀懂中國。

前海引領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

●精彩觀點：「要把前海、大灣區放到世界地圖上來講，通過灣區融合，可以建設世界級的經濟平台。」

深圳商報：您在《讀懂中國》系列叢書中曾提及「粵港澳大灣區要引領下一波全球化和開放」。作為智庫，尤其是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將採用何種敘事，向世界講述「前海模式」與「灣區故事」？

鄭永年：要把前海、大灣區放到世界地圖上來講。我們的生產要素是世界化的。對比世界其他灣區發展經驗，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仍有巨大空間。中國要引領下一波全球化，粵港澳大灣區是最好的抓手。通過灣區融合，可以建設世界級的經濟平台。

同樣，也要把前海、深圳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來看。如果中國沒有跟世界關聯的話，哪會有深圳。深圳實際上就是上一波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全球化的產物，只有把深圳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才能理解深圳、解釋深圳。

前海也同樣如此，要放在高質量發展、新一波的高水平對外開放背景下，前海是背靠中國內地、連接港澳、面向世界的。這是我們的發展路徑，也是一種客觀的敘事與描述。

深圳在促進大灣區深度融合中應積極作為，發揮其作為「核心引擎」的驅動作用。深圳是科創和製造業中心，香港是金融服務業中心，兩地優勢互補，互相促進發展。

深圳商報：您多次提及——前海不僅是深圳的前海，更是世界的前海。您認為，擴容後前海自貿區如何更好地利用自身優勢，促進灣區融合，並在全球價值鏈中提升地位？

鄭永年：制度型開放、高水平開放，首先要適應到前海。前海要引領下一波深圳的高質量發展。

前海在國家戰略中肩負包括制度創新、發揮改革開放引領作用、催化深港融合的特殊使命。前海要充分運用自身優勢，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建設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不斷構建國際合作和競爭優勢。

就產業而言，前海必須有自己的定位，就是要跟香港對接，高質量發展現代服務業，這就是前海的產能。有了產能，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才能引領深圳下一步的發展。過去十年，前海已經取得了不少進步，前海在發展現代服務業方面還有很大的潛力。

深圳商報：我們都知道，現代服務業不是孤立發展的，產業基礎相當重要。隨着《前海規劃》加速落地，前海與寶安、南山等在政策、機制、空間、產業等方面如何協同發展呢？

鄭永年：從世界經驗來看，這就是一種勞動分工。前海就是現代服務業，定位很清楚，寶安有其自身的產業特色，是工業大區，區域之間要進行產業對接與協調。這種協同將極大增強深圳向外的輻射能力。

推進與世界規則的對接

●精彩觀點：「深圳，尤其是前海，應以香港成熟且被國際社會所接受的規則制度為基礎『做加法』，推進與世界規則的對接。」

深圳商報：相比深圳市內各區的協同發展，您更強調和提倡前海與香港的深度融合，並提出「香港＋」模式，為什麼？

鄭永年：前海要引領發展，要與世界接軌，就要與香港的服務業深度融合。因為服務業的核心是規則、規制、標準。我們要深刻認識到，規則的制定權已經成為未來競爭的核心，要向世界講述前海，解讀灣區，就得將規則推向世界。

黨的二十大指出，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在金融服務、知識產權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國際仲裁、醫療、教育、社會治理等領域世界領先，其規則也是世界性的。

這對於深圳來說，可謂得天獨厚。深圳，尤其是前海，應以香港成熟且被國際社會所接受的規則制度為基礎「做加法」，推進與世界規則的對接。

具體來說，在梳理香港與世界接軌領域規則的基礎上，加上深圳已有但香港沒有的規則標準，比如新能源、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規則，從而形成大灣區統一的規則，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並通過香港這個平台將中國規則推廣和放大成世界規則。

在香港與深圳相互合作與借鑑的過程中，容易產生「化學反應」，形成制度創新，進而推動各類要素高效便捷流動，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形成更為開放的經濟體制。

發展新質生產力不要「忽視」傳統產業

●精彩觀點：「發展新質生產力，絕對不能忽視、放棄傳統產業，而是要提高傳統產業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因為傳統產業構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底盤基礎。」

深圳商報：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發展新質生產力列為2024年政府工作十大任務之首。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

鄭永年：顛覆性技術和顛覆性產業多長時間才會出現？歷史地看，需要數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英國工業革命發生迄今250多年，人類剛剛開始第四次工業革命。經驗地看，顛覆性技術和產業可遇不可求。

不是所有新產業就一定是新質生產力，也不是傳統產業就和新質生產力無關。新質生產力至少應該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新的技術、新的產業；另一部分利用新的技術去提升老的產業，即產業升級。

產業升級也有兩種。一種是傳統產業轉型成另一種被視為先進的產業，例如今天生產鞋帽，明天生產電子產品；另一種是同一產業的升級，即不斷提高同一種產品的附加值，如同樣一件衣服，既可以賣500元，也可以賣5000元，甚至50000元。就同一種產品，實現其技術和品牌上的升級。

因此，發展新質生產力要特別注意以下三點：

一是絕對不能忽視、放棄傳統產業，而是要提高傳統產業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這一點對我們很重要，因為傳統產業構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底盤基礎。這方面已經有了深刻的教訓。在過去，我們曾經提倡「騰籠換鳥」，被視為是「落後產業」的「鳥」被趕走了，籠子騰空了之後，卻沒有招來代表先進產業的「鳥」，對當地的經濟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二是先立後破，發展新的產業。實際上，不需要通過行政的力量來促成產業的轉型和升級，而應當用市場競爭的力量來促成這一過程。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強調了「要先立後破」。新質生產力就是要實現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

三是對新產業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決策者對新質生產力的科學認識非常重要。其實，無論是新產業還是傳統產業，凡是能夠提高單位產品附加值的都可以被定義為新質生產力，至少具有新質生產力要素。

深圳商報：作為科技之城、創新之城，深圳應如何根據其城市特質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鄭永年：任何一個地方都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深圳最大的特點就是創新。討論深圳，就是在討論新質生產力。深圳「20＋8」產業集群，跟新質生產力就非常匹配。「8」代表未來的產業，「20」是很重要的「底盤」。深圳既要大力發展「8」這些未來產業，更需要升級「20」，進行產業的整體升級，全面促進「20＋8」產業的發展與迭代。（深圳商報記者 張玉斌 劉瓊 吳素紅）

頂圖：鄭永年接受深圳商報記者專訪。深圳商報採訪組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