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梅

    當我們身處深圳寶安新橋街道的洪田革命長廊里，像是走進了一張紅色的秘密圖紙。又或者像自己瞬間變成了一片薄薄的紅色的楓葉書籤，被夾進了一本厚厚的中法文對照的《共產黨宣言》裏面。這本《共產黨宣言》是由一個個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所構成。他們各種姿態，或吶喊，或衝鋒，或宣誓，或徹夜座談，或拋頭顱，或灑熱血，或意氣風發，一言一行，英氣勃勃。如遍布廣東大地的英雄樹的火紅的樹花紅棉一樣燦爛奪目。我們為之弦目，為之感嘆。

    深圳寶安歷史悠久。是個底蘊很深的地方。歷史上一直就有反抗外來侵略的優良傳統。抗元、抗清、抗英、抗日。每一處地方都有自己的秘密軌跡。當我們來到洪田，才知道這個我們一直認為是經濟發展的最前沿原來是有著那麼多的紅色軌跡。當我們看到長廊里的英雄前輩的照片，東江游擊隊的大隊長曾生，游擊隊的政委王作堯，東江游擊隊在廣東是鼎鼎有名，曾生大隊長和王政委的後代我們也都是朋友，所以看到他們的前輩的照片特別親切。看到這些照片，我想起在井岡山的革命烈士紀念館，當時我在一張照片面前久久留足。照片中是五個女軍人，有賀子珍、康克清、曾志、蔡暢、彭儒，五人皆身穿當時的軍服，神情肅穆，英氣逼人，十八芳華。看着這張照片，以至想起我的父母，他們也是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投身於革命隊伍。想起兒時經常聽母親唱起的《新四軍軍歌》：「光榮北伐武昌城下，集結著我們的兄弟。孤軍奮戰，血染著我們的名字。」每逢唱起，就熱血沸騰。那是一段什麼樣的崢嶸歲月啊。在我母親的相冊里，我從小就看到很多類似眼前的這樣一些照片，都是母親和她的新四軍女友合照的。一張張年輕的面孔，照片的背後，通常都會寫着送給我母親留念的話語。那些秀氣的筆跡里，透露出合照者的身份，也是情深款款的少女。而轉頭，她們即將殺入槍林彈雨的戰場。我們生長在和平年代，對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懷有深深的祟敬。

    洪田鄰近香港，很多山。當年的革命者就是躲藏在這些山里進行鬥爭。其艱苦是我們難以想像的。１９４２年的香港文化人大轉移也是通過這條東江縱隊的烈士們用自己的生命鋪就的紅色通道回到國內。夏衍、鄒滔奮、蔡楚生、柳亞子等等。南方的山雖然不是很高，但叢林密布，陰冷潮濕，蛇蟲鼠蟻，總令人想到美國大片裏的越南戰場。「白石龍的綠水清山，留下了愛國文化人紛遝而來的遺蹟；白石龍的清風明月，又伴隨他們的笑語歡聲渡過東江，轉移到內地去了。誰會想到這滿山荊棘的白石龍，偏僻荒涼的羊台山上，曾經住過這麼多中外的名流學者呢？」當年東江縱隊的政委王作堯堯在他的文章《親歷１９４２香港大營救》一文里這樣寫道。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入侵中國的日本軍隊於該年的１２月向香港發動了進功。香港淪陷。眾多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及國際友人被困香港，危在旦夕。在周恩來的指示下，東江游擊隊迅速展開了秘密營救，歷時２００多天，行程兩萬多里，遍幾十幾個城市。最終，上千名被營救人員，無一人走失，無一人被捕，創造了震驚中外的奇蹟。

    現在，我們就站在當年偏僻荒涼的羊台山上，有革命烈士紀念碑，有紅色長廊。藍天白雲，空氣清新，一片安寧。１９４１，２０２１，８０年前，這裏發生了如此轟動的革命事件，文化事件。周恩來、茅盾、蔡楚生、鄒滔奮、曾生、王作堯，還有數不盡的無名英雄，他們通過照片、書籍、電影、電視向我們頻頻地發送著紅色的電波，背景音樂是母親常唱的《新四軍軍歌》，歌聲在我耳邊轟鳴。慢慢轉化成日軍飛機的轟炸聲，再又慢慢轉化成孩子的讀書聲。在這片聲音的轟鳴中，羊台山在我眼裏又變成了一座四處都是秘密小徑的花園，我們在布滿革命前輩足跡的小徑上徜徉，尋找，試圖找到他們的秘碼，再試圖走盡他們的內心。

    曾生，廣東深圳龍崗坪山客家人，東江縱隊司令員，１９５５年授少將；王作堯，廣東東莞人，東江游擊隊副政委，還有我的父親母親，當年分別從廣東、上海奔赴革命戰場，革命，是他們那一輩人的終身使命。

    深圳寶安新橋街道的洪田革命長廊，在我們面前，無限地伸展，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