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安

    來深圳多次，常常是匆匆而過，最多的時間是徜徉於深圳的高樓大廈和車水人流之間，走馬觀花，從沒有真正地了解過深圳的基層社會。所謂基層社會，就是改革開放初期那些原住民的生活，他們如何從不知名的窮困鄉村，走向脫貧致富，邁入大都市的歷史進程。

    這次深圳之行，我專門到了羅湖區的向西村，一個有五六百年歷史的深圳最基層的村級單位，給我與以往到深圳完全不同的經歷和感受。尤其是向西村的祠堂、張氏族譜，還有向西村人達觀富足的心態，安居樂業的生活，給我印象深刻。

    之前，我對祠堂並不是特別了解，只知道它是同姓同族的後人祭祀祖先和先賢的場所，裏面供著列祖列宗的牌位、先祖畫像、讚頌祖先和訓誡後人的牌匾、楹聯，還有香案、供桌等等。所以，給我的印象它應該肅穆，甚至威嚴。但是當我邁進「愛月」祠堂的大門，竟然發現裏面人聲鼎沸，大人歡聲笑語，小孩子嬉戲打鬧，其中一張桌子上還有幾位老人在打牌。這場景完全出乎我對祠堂的認知。向西村向西實業股份公司董事長張偉光先生給我拿來一摞厚厚的族譜，告訴我，這是他們剛剛修訂的「張氏族譜」。我一頁一頁仔細翻看。我在出版社工作，曾給山西的一個家族出版過一本族譜，但相比，這部族譜更有文化積澱，也保留了歷史的原貌。我們知道，族譜是一個家族的生命史，也是一個姓氏起源、遷徙、延續的譜系，它包含了一個家族的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規、家約等歷史的全過程。正如古語所說：「國無史，無以考一國之興替，家無譜，無以辯一族之血緣。」從族譜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向西村張姓最早的先祖，漢代丞相張良和唐代詩人張九齡。同時，又能了解到作為中國最大的姓氏張姓，可以追朔到上古黃帝時期的姬姓，黃帝之孫張揮。張偉光告訴我：「這次修訂族譜增加了更多的信息，從前族譜里，媳婦多是記錄一個姓氏，而在現在的族譜中，添加了更多信息，記錄了媳婦全名、生日、學歷等等。」

    族譜中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其中的張氏家訓、家規和家約。家訓是家族或家庭對子孫立身處世、持家治業的教誨。家規則是家族或家庭中的規矩和法度。它們對個人的教養、原則都有着重要的約束作用。比如其中的寧鄉先儒張氏家訓八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又比如家約十律：和兄弟、和鄉黨、訓子弟、重農桑、戒驕矜、息紛爭、禁奢侈、嚴懶惰、戒賭博、儆竊盜。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有些規範至今對我們的家庭倫理、道德教化具有現實的價值和意義。我還在族譜中發現了一個詞，即「村賢」。這個詞讓我想起了古代的「鄉賢」,「鄉賢」這個詞始於東漢時期，是朝廷對有作為的官員，或者有威望、為社會做出貢獻的社會賢達，去世後予以表彰的榮譽稱號。張氏族譜中則採用了「村賢」這個名稱，記載了自明清、民國到當代，從官至五品的儒林郎到現在還在就讀的大學生，近300人，其中當代「村賢」有212人，包括博士10人，碩士20人，學士129人等。由此我想到中國的「鄉賢文化」，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鄉賢文化是紮根於中國鄉村的母土文化，它是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一些在鄉村社會建設、風俗教化、鄉里公共事務中有貢獻的鄉紳，所推崇而形成的鄉賢文化。唐朝的《史通雜述》中有載：「郡書赤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所以，鄉賢是中國鄉村經濟和文化建設的重要力量。2015年和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兩次將「鄉賢文化」列入農村思想道德建設中，指出：「創新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傳承鄉村文明。」鄉賢文化的精神底蘊不僅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地生根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有利於促進鄉村的治理和鄉村振興。於是，便出現了「新鄉賢」和「村賢」的概念。

    向西村重修族譜，並在族譜中列入「村賢」這個稱號，與重新修建祠堂具有同樣的意義，是向西人為追尋歷史，造福當下邁出的重要一步，而正是這些祖訓和古今賢人們的一代代傳承，才使得張氏繁衍發展，枝繁葉茂。向西村的兩個祠堂「愛月」和「爵先」張氏公祠，最早建於清乾隆末年嘉慶初年，距今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可惜的是，在1998年羅湖區舊城舊村改造時，被拆除了。2002年，在族人的呼籲和支持下，重新修建完成。張偉光告訴我：「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之後，深圳的經濟高速發展，向西村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手裏有錢了，生活富足了，就更需要精神層面的東西，所謂「富而崇文，文而向善」。這就包括對傳統文化的繼承、改革和發揚。祠堂和族譜就是我們重要的傳統文化，它是我們文化的精神紐帶，是探尋文化血脈、弘揚文化傳統的原動力。」

    舊時代的祠堂管理非常嚴格，別說是外姓，就是族內女性或未成年兒童，平時也不許入內，否則要受到重罰。如今的祠堂，除了崇宗祀祖，辦理婚、喪、壽、喜，商議族內重要事務之外，也會利用寬大的祠堂，為村民提供一個舒適的活動的場所，比如邀請地方劇團演出，與親朋好友聚會聯歡，甚至還可以宴請到訪的貴客。為了讓大家了解張氏家族的歷史和對後人進行傳統禮俗和傳統文化的教育，村里還將家訓族規，印製成小冊子、掛曆、書、匾、對聯，以供村民和來客閱覽。其中最醒目的是「飲水思源，慎終追遠」和「雍睦家風，世代相傳」兩幅對聯，表達了張氏家族不忘先祖恩澤，傳承家風美德，樹立文化自信的新時代精神。

    領略了張氏族譜，參觀完了祠堂，肚子竟然有點餓了。這時，主人端上來深圳最具特色的「大盆菜」和「向西雞煲」，晚宴正式開始。大盆菜相傳是南宋最後一個皇帝落難到廣東時吃的「皇帝菜」，距今已經有800多年的歷史。向西村人一般在春秋二祭、元宵節、嫁娶、孩子滿月、喬遷等節日或者喜慶日子裏煮大盆菜。經過數百年的發展演變，大盆菜的材料、配料及烹飪方法也越來越豐富、複雜和講究。據說煮大盆菜的準備工作就要兩三天，因為很多主要原材料要到香港新界上水、石湖購買和預訂，比如阿根廷魷魚、出口的支竹、鮮曬淡門海鱔魚乾、鮮炸門鱔、油豆腐、魚條、豬皮、港式南乳、豆醬，還有豬肉、雞鴨鵝魚、生蠔等等，其中原材料就要15種，而配料更是多達16種。自1989年恢復中斷了40年的傳統祭祖活動後，大盆菜便成了每年秋祭活動的重要餐食，吸引了香港、澳門及海外的張氏後裔前來共同祭祖掃墓，由此也促進了海內外同胞參加祖國發展家鄉建設的積極性。而「向西雞煲」的歷史並不長，據說上世紀90年代，向西村居住的重慶人比較多，他們將重慶的香辣雞煲與廣東的煲仔結合，產生了獨特風味的「向西雞煲」。這一點可以在我品嘗過的號稱向西第一雞煲的「渝君重慶火鍋店」得以印證。 向西雞煲在深圳的落地生根，也顯示了向西村人對各種文化兼收並蓄的眼光和心態。

    晚宴上，坐在主桌上的都是向西村有名望的人，其中有年近80歲的長者，有退休的村幹部，還有在族譜上列入名字的「村賢」。席間，我認識了一位外姓的楊文才老先生。他是深圳市詩詞協會的會長，在董事長張偉光「富而崇文」的倡導下，由楊先生牽頭，在向西村成立了「深圳詩詞學會向西村創作基地」，鼓勵村民學習中國傳統藝術和文化。基地的成立，填補了向西村詩書畫文化藝術的空白，也踐行了向西村重視和重建傳統文化的決心。

    知道我在寫作之餘，也畫水墨，酒過三巡之後，楊先生起身走到早已準備好的畫案前，一揮而就，為我寫了一幅「醉墨弘文」。我也投桃報李，為老先生畫了一幅《立馬圖》，取「立馬萬言「之意，喻其才思敏捷，詩書畫俱佳。之後，我為了表示對向西村人的敬意，為張偉光以及在座幾位長者，分別畫了幾幅作品，有《奔馬圖》，有《飲馬圖》，還有《臥馬圖》等，以表達我深深的感謝和對向西村的希望。

    離開向西村，我一直在想。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深圳是個移民城市，沒有「根」，甚至還曾有人說深圳的是「文化沙漠」。但是，經過這一天的向西村之行，我深深地感到深圳這座年輕的城市，改革的前沿，還是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蘊的。多年來深圳在文化建設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形成了開放、兼容、多元的創新型的現代都市文化，這些我們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們似乎又忽略了根植於深圳本土和基層的傳統文化，這便是以向西村為典型的「嚴守家規家訓，強調崇文重教、忠孝廉潔」的傳統文化，它們代代相傳，根深蒂固，守正而創新。「十八大」以來，中央強調「文化自信」，就是表達了對傳統文化、傳統思想價值體系的認同和尊崇。我以為，向西村以祠堂文化、族譜文化以及鄉賢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和人文精神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理念的結合，就是他們建立「文化自信」的一種具體體現，也是向西村人面向未來的強大底氣。

    作者簡介：    

    興安，文學評論家、作家、編審、水墨藝術家。蒙古族。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北京作家協會理事、內蒙古師範大學民族文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世界華文創意寫作協會理事。著有散文集《伴酒一生》《在碎片中尋找》及評論近百萬字。主編有《九十年代中國小說佳作系列》《女性的狂歡：中國當代女性主義小說選》《蔚藍色天空下的黃金：中國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展示》《中國鄉土小說大系》等幾十部。水墨藝術作品被中國現代文學館、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意大利貝納通學術基金會、法國作家之家、巴黎藝術中心、古巴哈瓦那大學藝術學院等國內外藏家收藏。2018年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白馬照夜明 青山無古今：興安水墨藝術展」。2020年在國際文化交流藝術館舉辦「在碎片中尋找：興安水墨藝術展」。曾參加首屆書堂山當代文人書法周書法展、百名中國著名作家書畫展暨《中篇小說選刊》35周年展、夢筆生花：當代語境下的文人藝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