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子龍
2020年盛夏,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又有了新的頭銜,簡言之「中國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這應是特區的「升級版」,自然令人神往。香港香報適時地邀約大陸作家,組成深圳採風團,我有幸忝列其中。隨看隨記,整理如下:
「光明」的涵義
以往來深圳,往往直奔高樓廣廈、燈火通明之處,看沙盤,觀影像,了解經濟奇蹟,感受企業成就。此次到深圳的第一站,卻是剛建立不足兩年的光明區。穿過繁華的中心區,距離造型極為別致的科學城不遠,便是綠原闊野,阡陌縱橫。進入村落,古街兩側青磚綠瓦,大樹參天……不遠鬧市,又不失寧靜。我來深圳已記不得有多少次了,卻不知還有這樣一個去處?
原來,這裏有「亞洲最大的養鴿基地」、「國內最大的鮮奶出口基地」、「廣東最大的西式肉製品基地」……在光明區下飯館,點飲品或甜品可以嘗到「牛初乳」。民間流傳的「光明三寶」中還有乳鴿和甜玉米。可見「基地」之稱,名至實歸。
光明區崗巒起伏,多台地和衝擊平原,除去萬畝荔枝林、83平方公里的生態控制區,還有耕地2萬畝、近百平方公里尚未開墾的土地。且水域開闊,有大小湖泊28個,水深60米,水面相當於杭州西湖,這是「深圳戰略貯備水庫」。依照經典經濟學家的觀點:「土地是財富之母」,光明區豈不是深圳的「根據地」,是深圳的「後勁」之所在?現代發達國家,無不是「以都市為靈魂,以土地為根基」。
光明區得名於「光明街」,光明街建制於明清,最早叫「公平圩」。1931年正式更名為「公明圩」,取「公正」、「光明」之意,彰顯公道,辨別善惡。但公平之上還有正義,光明之上還有人道。所以,1958年初,為向香港供應蔬菜、副食,建立光明農場,深圳建市後成為寶安區的光明街道。過去光明農場的領頭人粱鑒時,今年已88歲,談起當年農場的酸甜苦辣如數家珍,皆成美好回憶。
光明街有座大頂嶺,山不是很高,道路整潔,沒有垃圾不足奇,也沒有隨處可見、人們卻又見怪不怪的文字垃圾,就令人格外神清氣爽。山上山下古木森然,繁蔭重重,是早晨人們活動腿腳、強健身心的仙境一般的去處。
他們還利用一個山崗修建了一座歸心台,高台周圍珍卉叢生,隨時異色。台頂建有回歸亭,亭外有敞闊的平台,清風習習,成為百姓夜晚消閒的妙處。每當夜幕降臨,深圳和香港的萬家燈火盡收眼底,四周一片光明,平台上有情侶私語,有孩子嬉戲,有各種男女在跳舞。78歲的老教師鄭秋元指揮的中老年合唱團,則在敞亮的亭子裏放聲高歌……我忽然想起弘一法師的名聯:「放大光明百千億;減除一切眾生苦。」
「光明」的涵義--不就是饒益眾生嗎?
得寶者安
寶安區是深圳的發端之地。當地人皆知「先有寶安,後有深圳」。「圳」為客家方言,即田野間的水溝。「深圳」之名,始見於1410年明永樂八年,寶安縣一個靠海的村落,因村邊有一條深水溝而得名。由此,寶安區可謂特區的發祥地。
寶安建制於東晉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其西部有座山,「山有寶,置場煮銀,名為甕場」——也就是銀礦。於是富甲一方,有了「得其寶者安,凡以康民也」、「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說,寶安縣因此得名。
俯瞰寶安區,不愧是「風水寶地」。濱海背山,遠眺伶仃洋,在一片片卓特奇美的樓群中間,草色開闊的茅洲河穿區而過。近有鳳凰山、羊台山構成海岸屏障,遠處煙波之上,船輪爭渡,伶仃不再。歷史加上優越的地理位置的成全,寶安區至今仍手握至寶,與「置場煮銀」差不多,這就是「工業」。
寶安是深圳的工業大區,財稅大區。這樣的現代興旺發達之處,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人煙鼎盛,「人往高處走嘛」!幾年前寶安區常住人口達到500多萬,佔到全市的四分之一,便將其所轄光明、公明兩個街道剝離出去,成立光明新區,現在又升格為與其平行的光明區。
沒有幾年,寶安的常住人口又漲到500多萬,於是2011年,又將轄區內的龍華、觀瀾、民治和大浪街道劃出去,單獨成為龍華新區,現在又升格為與其平行的龍華區。
寶安區的常住人口回落到300多萬。先是派生出深圳市,隨後又派生出兩個區,說她是「特區之母」,實不為過。
既是工業重鎮,應該受新冠疫情摧殘也重,我請教現任的寶安常委宣傳部長:寶安區企業的復工率是多少?恰巧幾個月前他還在管工業,回答乾脆而準確:上個月是92%,現在應該達到了99%。這個數字讓我驚嘆,下班時我在寶安的廠區和大街上,領教了這個數字的厲害,人流、車流如潮水一般,時急時緩地向城內流動。
我感到一股勃勃生氣、一種力量和希望。大半年來因疫情造成的心理晦暗,一掃而光。
上善若水
何謂「一衣帶水」?深圳與香港就是。一河之隔,一橋相連。
這河,這橋,都在深圳的羅湖區,曾是大陸通香港的唯一口岸。偏是大陸去香港、香港回大陸的人又格外多,特別是40多年前大陸開放,香港人在深圳買房、結婚、工作,有些主婦甚至早晨從香港過橋來深圳買菜……大陸人自然也對香港充滿好奇,有人形容羅湖口岸的擁擠如「沙丁魚罐頭」。
後來由一個口岸增加到14個,手續簡化到無法再簡的程度,一天24小時不閉關,隨時可以出入境,仍是天天萬頭攢動,如大潮之涌浪,一波催著一波。以新冠疫情前的2018年為例,羅湖口岸出入境2.5億人次,平均每天69萬人次……何等興旺,一派蓬勃的煙火氣。
再往前推半個多世紀,1963年,香港大旱。城市為什麼還怕旱?香港三面環海,境內無湖泊、河流,淡水資源奇缺,靠老天下雨積水,人就如同莊稼一樣了。香港市民每四天才供水一次,350萬人的生活因缺水陷於困境,有20多萬人為了能喝上水逃離香港,投奔大陸。香港向廣東省政府求救,廣州市急送2萬噸自來水過去,並允許香港派船來珠江取水……誰說「遠水解不了近渴」!
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當時西方國家正在封鎖中國,卻不能眼看着香港的骨肉同胞飽受缺水之苦,恰逢大陸剛剛從「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中緩過點勁來,當年12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特批,由中央財政調撥8000萬元,引東江之水以濟香港,建設「東江——深圳供水工程」。
東江發源於560公里之外的江西尋烏,由西向東越流河水越豐沛,流至東莞又吸納一條支流白馬河,河面成浩蕩之勢。調水濟港工程就由東莞橋頭鎮開始,集結8000人,建六座攔河閘壩和八級抽水站,將由南向北匯入東江的白馬河變為人工河,逆流而上,級級升高,最終注入深圳水庫。然後全部經過生物硝站淨化後,通過3.5公里長的輸水涵管,送達香港的供水系統。
這是一項成功的調水工程,只用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1965年3月1日正式向香港供水。此後的50多年間,又經過四次升級擴建,迄今已向香港供水237億立方米。為便於理解這237億立方米是什麼概念,其間深圳水庫向距離最近的深圳市供水155億立方米,向東莞供水90億立方米。
正是在這段時間裏,香港繁榮起來。不能說是深圳的優質水保證了香港的繁榮,「水利萬物而不爭」,倘若還像半個多世紀前那樣嚴重缺水,動不動就隔幾天才能喝上一次水,香港想繁榮到成為著名的「國際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恐怕也不容易。
這至為寶貴的深圳水庫,也坐落於深圳的中心區羅湖。水被譽為「生命之源」,理應放在「中心區」好好看護。正好是在深圳十座大山中最高一座——梧桐山下,應是棲鳳引凰之地。我們從梧桐山下來,接近黃昏才來到水庫邊,眼前一片湖天,山氣薄而水氣厚,清素幽靜。水面映出梧桐山倒影,樹色冥冥,青翠而溫潤。隨後參觀了生物硝化站淨化庫水的全過程……我曾多次去香港,卻總覺跟香港社會隔著一層東西看不透,在深圳水庫邊忽然想到,若想真正了解香港,或許先從深圳水庫開始。
同時也驚奇於羅湖這個深圳「中心區」的優勢:擁有一山一湖一橋。一山是深圳的制高點,一湖是香港、深圳的「大水缸」,一橋通天下,在過去的數十年間通香港就是通世界。深圳最高的、最深的和最廣的,都在羅湖,何其幸哉!
為什麼是前海?
在深圳成為全國先行示範區的前10年,即2010年8月,國務院批准建立「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當時被稱為「特區中的特區」。前海在哪兒?為什麼是前海?
深圳西部有個南頭半島,半島的尖端是蛇口,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炮」就是這裏炸響。半島東臨深圳灣,謂之「后海」;西側是浩瀚的珠江入海口,隔海相對的是香港新界——這就是「前海」。
蛇口加上前、后海,即是蛇之頭。民間有一種說法:「金銀之氣,上屬青龍。蛇,龍類也,故變化及之。凡南方人家,蛇多者必富。殊不謬也。」這樣的傳說聽聽而已。但10年前,前海還是一片灘塗,卻依然和蛇口一樣被選中作為國家戰略發展的實驗基地。地理位置固然很重要,或許與蛇口工業區的發展經驗、以及蛇口的精神和作風,有著相當的關聯。
人民日報出版社2018年12月版的《從前有座山》一書,借蛇口工業區開創者袁庚之口,這樣提煉了蛇口精神:
「不改革,毋寧死,哪怕再回到秦城監獄去!」
「在有生之年,我要看到人民的生活比對面的香港好,比國民黨統治的台灣富裕,不然,我們怎麼能提我們黨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呢?這才是我們改革的初衷、改革的出發點,其他都是扯淡!」
「蛇口精神」不是口號,是一個個的細節。60多歲的副部長級幹部袁庚,騎一輛舊單車,頂著初春時節北京凌晨的嚴寒,拼力蹬了半個多小時,敲開清華大學一間學生宿舍的門,誠懇地邀請八位他相中的畢業生,跟他南下,建設蛇口。他既瑣細到在筆記本上記下哪個職工一家三代還蝸居在十幾平方米里,又粗放到賦予他看準的幹部以極大的決策權,乃至可以先斬後奏。遂使蛇口的風氣卓卓一時,思想通達,議論縱橫。
前海合作區在掛牌時,也沒有成排的鮮花和嘉賓,首任「局長」鄭宏傑自己買了兩個花籃,放在簡陋的辦公室門前以自勵。和他的同事常常站著開會,有時討論一個重要問題,從晚上一直討論到第二天的凌晨5點。後來用300多個退役的集裝箱建了個三層辦公樓,原以為只用三年,結果用了七年,現在還在用……他50多歲,卻滿頭白髮,視網膜脫落,趕到北京見一位領導者,剛進辦公室就累得昏倒在地……
人累到什麼程度才會昏倒?此後他又昏倒過幾次,作為「代價」,加上他退位後的繼任者和同事們的努力,10年前的廣闊灘塗,如今「廣廈千萬間」,在此註冊的國內外企業達15.4萬家,註冊資本9.69萬億元。其中世界500強投資企業有303家,內地上市公司投資企業905家,僅金融業2019年度就實現稅收238.3億元……
數字是枯燥的,但,數據時代,數字是活的,有生命的,數字常常就是真金白銀,惟數字才能說明問題、證實價值的存在。要知道,前海蛇口自貿區放在全國的版圖上,不過是「彈丸之地」。在全球的經濟狀況並非「大躍進」的情勢下,這裏的發展何以如此神奇?
前海一個主管部門年輕而穩健的焦主任,在向我講解時說:「5年來,前海蛇口自貿區平均每三天誕生一項制度創新的成果……」聽到這個話我心裏暗吃一驚,「制度」兩個字何其敏感,怎能創新?又如何創新?我請他舉例說明,他如數家珍般地隨口說出十幾項:「比如金融業,跨境雙向發債、跨境人民幣貸款、跨境雙向股權投資……」
這些制度創新成果已在深圳市複製推廣了165項,在廣東省複製推廣69項,在全國複製推廣51項。我恍然有所悟:這才是國家辦合作區的目的,也是前海蛇口自貿區的真正價值所在。
制度,40多年前,蛇口就是靠制度管人、制度管權,隨之一馬當先地發展起來,極一時之盛。袁庚曾言之縷縷:「蛇口不是世外桃源,更不是烏托邦,體制內慣有的內耗、價值觀的紛爭、乃至利益的絞殺,一樣會在這裏上演」。但很長時間以來,蛇口工業區的「體量」奇蹟一般壯大,「涉腐案件、落馬乾部相對很少,這就是制度的力量。袁庚主政蛇口的理想之一,就是營造一片淨土,他要證明,經濟發展程度與違法犯罪程度並不一定成正比例關係」(《從前有座山》)。
這種信念從袁庚一直延續到鄭宏傑等後來人,他們共同的特點是有激情而不傲慢,業大氣不粗,權重氣不盛。凡落馬者大多傲慢無激情,或許在傲慢時會激昂。前海合作區從灘塗上起家,卻能神速發展,靠制度創新來保障,同時也證明了經濟規律的強大,和生活自身的力量。
十年前,建立前海合作區這樣的一個實驗區,真是國家的神來之筆!人們看着前海,就是看着前方,看着希望。「前海在前」——所言不虛。
深圳的「福相」
當下不滿意自己居住地的人不少,甚至習以為常地譏諷、調侃自己的城市。而深圳是中國最大的移民城市,深圳人卻多以自己的城市為榮,以生活在深圳為幸。人有相貌,城市也有自己相貌,在一周的採訪過程中,我常聽到深圳人說自己的城市有「福相」。
其象徵就是坐落於市中心的蓮花山,以這朵大蓮花為標誌,構成深圳市的中軸線。蓮花山在深圳出名的大山中,可能是最矮的,但林木繁茂,扶疏廣蔭,從早到晚都有人在山上活動或休息,暑期尤以老人、孩子居多,熙熙浩浩,善氣和存。
山似蓮花,但真正在山頂向四周眺望,發現周圍的城市建築,才酷似盛開的層層疊疊的蓮花瓣,而蓮花山不過是這巨大蓮花的花蕊。人們喜歡說蓮花山帶來福氣,可能是因為蓮花的意象太美了:色潤而潔,是佛陀鍾情之物。在佛界視蓮花為「聖物」,即無量佛如蓮,人生亦如蓮。福壽康寧,步步生蓮。
——能不說這是深圳的「福相」嘛!
深圳的「富貴相」,則體現在「水貝萬山」珠寶城。
自古富貴人家都存珠寶,「披金戴銀」,即使當世暴發戶,也在脖子上套個很粗的金鏈子,以顯其富有,一干明星、大牌等等,一旦婚嫁無不炫耀手指上的鑽戒。大到一個國家,比如世界發達國家,都有自己頂級的珠寶品牌,在世界珠寶業排在第一位的是美國的「蒂芙尼」,其次是法國的「卡地亞」、意大利的「寶格麗」、以及英國被維多利亞女王頒賜「皇冠珠寶」的 Garrard……等等。
中國的頂級珠寶在哪裏?——水貝萬山。
珠寶界流行一句話:「中國珠寶看深圳,深圳珠寶看水貝」。中國的吉盟珠寶、周大生等八大珠寶品牌及數十萬家珠寶店,經營的珠寶大多來自水貝萬山。
珠寶以稀缺為貴,有一點點就了不得啦。在水貝萬山卻以噸計,每天有幾噸幾噸的珠寶產品發往世界和全國各地。水貝萬山是集珠寶開發、設計、製造、批發、零售為一體的珠寶王國。經營面積區區不過11萬多平方米,產值卻佔到經濟大市深圳GDP的25%。珠寶是富貴的象徵,買珠寶就是買富貴,自然便宜不了。何況世上有那麼多想富貴快要想瘋了的人。
水貝萬山之所以成為中國頂尖的珠寶城,有兩大特點:一是「假一賠萬」,所有珠寶產品都是自己的頂級設計師開發的,怎麼會有假?二,同樣的珠寶在水貝購買是最便宜的,因為其他珠寶店從他這兒進貨,不可能不加價。有零散客人購買,水貝也以批發價出售,自然就給人以「揀了大便宜」感覺。而當今有大錢、有小錢、有閒錢的人太多了,於是,「零散」者常常聚集成「軍團」狀。
我在人頭攢動的珠寶城裏,眼花繚亂,不知該看珠寶,還是該看人?櫃枱內琳琅滿目,流光溢彩;買了珠寶的人,滿面喜色,似乎立現富態相。
行筆至此,我也相信深圳人有福氣,無論買不買珠寶,有空時來珠寶城逛一圈,也會沾染一些珠光寶氣。何樂而不為。
202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