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爭，是中華文化所崇尚的君子面對競爭時的態度：相互尊重，謙遜禮讓，心態平和，勝負從容。

　孔子在《論語·八佾》中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意思是說：君子修身養德，本來沒有什麼可爭的事情，如果有的話，那就像射箭比賽，要先互相作揖、謙讓，然後上場競技，比賽之後，無論輸贏，保持心態平和，走下場來，互相敬酒，和樂融融。這就是君子之爭。

　孔子用射箭象徵君子之爭，有着更深層次的內涵。《禮記·射義》中說，射箭的人，不論前進還是後退，左旋還是右轉，動作都符合一定規範。射手的內心，要沉着冷靜；身體要挺直矯健；思想要集中，全神貫注，瞄準靶心，這樣才能射中目標。所以射箭能看出一個人的德行、風度、氣質。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然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有素質的射手，會通過射箭的動作來端正自己，即使失敗了，也不會埋怨勝過自己的對手，只會反思反省自己的缺失。

　君子之爭，與一般人的勝敗之爭、氣血之爭、功利之爭不同；君子之爭，講的是公平正義，光明正大，和諧共贏。君子和而不同，競爭不過是君子間共同的成長方式，君子之間通過競爭來提升技藝、增進修養，完善品格，通過競爭來促進君子間的互動交流，共同進步。

　北宋宰相王安石和司馬光是一對政敵，一個是變法的積極推動者，一個是極力反對者，兩人政見不合，針鋒相對，言辭激烈，甚至在皇帝面前也是唇槍舌劍，爭得面紅耳赤。

　王安石做宰相，掌握實權時，皇帝問他對司馬光的評價，王安石沒有落井下石，反而稱讚司馬光為「國之棟樑」，「操行修潔、博知經術」、「行義信於朝廷，文學稱於天下」。司馬光因而得以隱居洛陽，用了19年的時間編纂完成《資治通鑒》。

　哲宗即位後，王安石被免職，司馬光任宰相，一些人挾私報復，告王安石的黑狀，司馬光對皇帝勸諫說：王安石嫉惡如仇，胸懷坦蕩，忠心耿耿，陛下萬萬不可聽信讒言。

　王安石去世後，司馬光抱病作書，致信右相呂公著：「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為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

　司馬光與王安石的君子之爭，令人肅然起敬，兩人政見雖不同，但所爭者皆為國計民生，不為私利。兩人的共同點，一是兩人都是君子，品行高潔，才華橫溢，公正廉明，勤儉節約，清白無私；二是兩人爭鬥的目標都是為了改變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的社會現狀，實現富國強軍、百姓安居樂業的治國理想。

　東漢末年，關公與黃忠戰於長沙，一個大仁大義，一個知恩圖報，盡顯君子之風，為世間留下了一段「君子相敬，英雄相惜」的人間佳話。

　關公初戰黃忠，不分勝負；二戰黃忠，黃忠馬失前蹄，跌落馬下，關公大義凜然，沒有趁人之危，反令黃忠換馬再戰；三戰黃忠，黃忠感恩圖報，箭射關公盔纓，彼此互相欣賞，英雄相惜，為黃忠委質入蜀埋下伏筆。

　關公與黃忠的君子之爭，在一攻一守，一戰一和之間，使得原本肅殺的戰鬥場面頓時變得具有人情味，君子風，也給長沙增添了無限遐想和美妙。一首《說唱臉譜》「紅臉的關公戰長沙……」被廣為傳唱。長沙很多相關的地名，從此更加妙趣橫生。如長沙城北湘春門外的古吊橋，相傳為關公戰長沙之地，橋側原有關帝廟，「神座下有石，上有自然之文，儼如梅樹根也。」又如撈刀河，相傳因為當年關公不慎將青龍偃月刀落入河中而得名。

　「君子相敬，英雄相惜」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真正的君子胸襟開闊，坦蕩真誠，謙遜禮讓，見賢思齊。君子與君子之間相互尊敬，英雄與英雄之間相互欣賞。君子之爭，和而不同，修己以敬，體現了中華民族汲汲以求的人格操守和道德理想，這樣一種既銳意進取、自強不息，又厚德載物、寬厚包容的文化品格，必將成為陳寅恪先生所說的「中華文化終必復振的優良基因」。

　弘揚關帝文化  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