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教育实践活动启动以来，各地以焦裕禄为镜，学习焦裕禄精神，这让我们不由地想起一个焦裕禄式的干部——孙文龙。
他是一位去世30多年的干部，可是老百姓却至今难忘，以至每年清明节还有群众上坟祭奠。这不仅因为他留下了泽披后世的水利工程，留下了致富百姓的桑蚕产业，更因他留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形象。粪篓书记、蚕桑书记、养猪书记、北瓜书记、棉花书记、水利书记、气象书记……在群众心目中，他的形象永远是农民的样，朋友的样，亲民的样和无私奉献、俯身干事、敢于担当的样。
30多年后，我们再次去群众中寻访他的模样，从他的事迹中找寻答案：群众满意的干部应该怎么当?
1982年，病逝在工作岗位的孙文龙回到家乡——阳城县孤堆底村，葬在他带领群众绿化的孤堆山下。孤堆山下的孙文龙不孤单。群众自发捐款为他建起纪念馆，隔三差五总有人来看望他;孙文龙的故事在民间被编成歌、排成戏，四处传唱，他活在无数百姓的心坎上。
土地不会忘，孙文龙曾用汗水把它浇灌;青山不会忘，是他让荒坡披上绿装;百姓更不会忘，孙文龙带着大伙种下了致富的蚕桑。阳城、武乡、屯留，孙文龙都任过县委书记，他走过的山山水水为什么总是充满生机，他的故事一桩桩一件件为什么让人无法忘记?踏着他的足迹去寻访，让老百姓给我们答案。
朋友一样，时时处处替百姓着想，群众都愿意跟着他干
5月，太行山已被松柏染绿，生机无限。阳城县固隆乡(过去叫文敏乡)，依坡顺势而建的广场上，十几名乡干部人手一把剪刀，正在孙文龙的画像前宣誓。乡党委书记范常胜说：“每人一把剪刀，包两家农户，和群众一起上山修剪核桃树，多动手少动嘴，孙文龙把这种作风永远留在了固隆。”
固隆是孙文龙回阳城工作的第一站。1957年，孙文龙从省公安厅主动要求还乡支农，刚入固隆乡地界，一片片没犁的白茬地让他犯了嘀咕，“撂着不翻，肯定影响来年的产量”。其实，这是当地农民多年的习惯，也知道翻茬的好处，但因为地太多就顾不上管了，而孙文龙刚上任就想改变这个习惯。
尽管把各村的农业社长叫回来动员一番，但都没把这个新来的年轻乡长放在心上。孙文龙有他的办法，给乡里的干部每人配一把镢、一把锹，自己带头干。看着他满手的水泡，农民们知道“这不是个指手画脚的干部，而是个能和老百姓同甘苦的官”。赶在上冻之前，全乡七八千亩的茬地被翻了一遍。第二年固隆乡粮食空前高产，乡里人对孙文龙有了好感，他说栽桑就栽桑，他说垒塄就垒塄。
俯下身子，没有架子，心里想的和农民一样，这样的官老百姓喜欢。在寺头当乡长时，他见老百姓吃油很困难，便从老家孤堆底村砍了一枝果实累累的黑椋子树，步行八十多里扛到寺头乡，召开村干部会议推广种植，很多人认为他在瞎干。现在，寺头乡还有吃黑椋子油的习惯，男女老少都知道这和孙文龙有关。真给老百姓办事，过多久他们也不会忘。
你亲民，民也亲你，当地老百姓亲到可以叫他的外号，其中最著名的要算“粪篓书记”。孙文龙下乡总爱挎个粪篓，拾满就倒到农民的粪堆上。刚开始，人们当洋相看，时间一长都知道他不是在装。孙文龙说：“要让群众办的事，我们干部必须先干，粪篓是干部和群众联系的桥梁。”
除了开会、学习，孙文龙几乎每天都和农民在一起，留在民间的故事有几箩筐。
1957年，固隆乡府底村有一位孤寡老农去世了，死后3天才被人发现。时任乡长的孙文龙得知情况，马上组织干部为老汉办丧事，亲自为其穿衣装殓，抬棺送葬。共产党的乡长当“孝子”，此事至今在当地广为流传。
不管大事小情，只要他遇上就不会不管。孙文龙下乡检查，车子走到半路，突然看到有个农民在拼命地跑，原来他家的母牛难产，急着要到乡里找兽医。孙文龙赶紧让司机把车停下，一把将他拽到车上，“坐我的车去”。车拉着农民去赶路，县委书记却撂在了路旁。
1976年，阳城县下孔村郑青和家中失火，两个孩子严重烧伤。正在那里下乡的孙文龙听说后，用自己的车把郑青和一家送到城里，跑前跑后像对自己的朋友、邻居一样。孩子病情虽控制住了，但后续治疗的费用却难住了郑青和。孙文龙说：“莫慌，莫慌，我给你想法子。”他不仅和医院协商，妥善处理了郑青和欠下的医药费，还给生产队写信嘱咐，郑青和的事集体一定要继续管。
今年73岁的郝旭初，陆陆续续在孙文龙身边工作了十几年，在他看来孙文龙和农民处得和朋友一样。群众眼里的孙文龙“当官不像官，就爱跟老百姓吃一锅饭”。
敢于担当，关键时候不会把百姓甩下不管，这样的官谁不喜欢
如果面前有一台天平，一边是官位一边是百姓，孰重孰轻?孙文龙会毫不犹豫做出选择。在他看来，与群众利益相比，头上那顶帽子不算啥。群众不需要按部就班的官，要的是敢于担当的官，时时想着为他们办事的官。
在乡镇历练了多年，35岁的孙文龙当上了阳城副县长。此时，他刚有了兴修水利改变全县农业面貌的想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阳城也和全国一样，满街的大字报，除了“革命”什么都不能干，一心要抓生产的孙文龙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苗苗”。
即便这样，孙文龙没有撂下挑子明哲保身，而是冒着风险，变着法子去干。他主动提出到农村“劳动改造”，不是为去逃难，而是要偷偷继续他的水利梦想。在阳城县润城镇西坡村接受“改造”期间，孙文龙“串通”几个颇有水利特长的“臭老九”“土专家”，白天走河谷、爬山梁，晚上在煤油灯下画图纸、做方案，和地下工作者没有两样。
干部只要真心办事，没有什么能阻挡。为促使工程早日上马，他找到当时的县革委主任李维彬：“30万人要吃饭。救济粮只能救一时，阳城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在水上做文章。利用沁河水建水轮泵站，换来万亩良田，我们为什么不干?”
孙文龙的方案两次提交革委会，两次没有通过。道理大家都懂，但那样的形势下，谁也为难。天天在农村泡着，孙文龙知道兴修水利是群众所想。孙文龙并没有泄气，认准了造福人民的好事，再大的风险他也愿意承担。走出会议室，戴一顶草帽，背一个水壶，挎一个小包，又回到25平方公里的工程面上。他一边干，一边完善方案，又一次提交革委会讨论。这次他真急了，大声地朗读着“最高指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工地也是革命的战场!”虚实并举，有理有据，会议终于通过了他的方案。
几年后，北留水轮泵站终于建成了，是当时华北地区第二大水利工程，阳城因此多了1万余亩水浇地。后人统计，孙文龙在阳城工作期间，兴建了大小水利工程2000多项，全县水地达到8.6万多亩。做了福泽一方的事，人们就不会淡忘他。直至今日，逢年过节还有许多老百姓自发地去他的家中、路边、坟前祭奠他。
上了年岁的阳城人都记得1973年那场灾难。连续3年大旱，地里裂了缝，仓里没了粮，百姓慌了神。饿急了的人们纷纷去河南找粮。说是粮，其实就是河南人喂猪的红薯渣。即便这样，去的人也是十有八九空手而还。因为粮食统购统销，严禁私自买卖，路上要过一道又一道的关卡。有一个人担着铁锅去换粮，结果铁锅被没收了，又去卖血换了些红薯渣，最后没到家就死在了路上。
孙文龙心疼了，动怒了：“罪过呀!真要饿死人，我们就是罪人了。不让私人贩，政府出面买!”由政府出面购买红薯渣，往小说是违反政策，往大说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
县委班子成员都在问：“出了问题谁负责?”孙文龙当即拍板：“我!”就这样，县里拨出专款，组织车辆买回100万公斤红薯渣，帮助群众渡过了饥荒。
因为买红薯渣的事，有人把状告到了中央。面对调查组，孙文龙理直气壮：“我是共产党员，只要能救老百姓命，就算撤我的职、判我的刑，我都愿意干……”
太平官好当，做个有作为、有肝胆的官难。1977年，孙文龙调任武乡县委书记，到任不久便在当地大兴农事，搞起了桑蚕。尽管都是富裕一方的好事，但还是遇到了阻拦。先是改造河滩砍了一些劣质病残老杨树，被捅到《人民日报》，发了个“武乡县委书记孙文龙凭长官意志乱砍滥伐”的批评报道。后来又因发展桑蚕产业，有人告他 “不学大寨学阳城，另树典型对抗中央”。
难得的是，面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和无端的干扰，孙文龙方寸不乱。他说：“干事业就得有风险，只要我们干的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吃点苦、受点冤、冒点险，又算得了什么!再说，我们要相信组织，是非自有公论。”任职武乡的3年，上边的调查工作组来了3次，但每一次都带着对孙文龙崇敬的心情离开武乡。
没有私心，把心思全花在为民造福上，这样的干部群众永远不会忘
谁没有三亲六故，谁没有儿女情长?但你当了干部，这些就不能多想。 孙文龙当阳城县委书记时，月工资72元。妻子儿女都没工作，全家5口人，生活拮据，常常闹粮荒。1976年年底，县委机关将孙文龙评为困难户，通讯员小吴一脸高兴，把100元救济款送到他家。孙文龙阴沉着脸，半晌没说话，突然抓起一把剪刀塞给了小吴：“你没忘记吧，来剪。”
原来，他和小吴早有约法三章：“咱俩订个君子协定，你来当我的检察官，无论是公家的，私人的，如果我多吃一嘴，你就拿剪刀把我的舌头剪了，如果我多拿一点，你就把我的手剪了。”
一个县委书记被评为困难户，在今天看来不可想象，可孙文龙的日子就是过得这样恓惶。小吴眼圈发红，话里带着哭腔：“孙书记，看看婶子和孩子们穿的，看看你这锅里吃的，县委院里还有谁家比你困难……困难户是大家评的，救济款是我领的，跟你无关，要剪你就剪我的手吧。”孙文龙长长地叹了口气：“你说我再穷，还能比老百姓穷?”小吴含着泪，又把救济款退回了县委办。
当孙文龙的亲属，莫说沾光，不跟着受罪都难。1973年，孙文龙的大儿子孙太林高中毕业，在县城安排个工作本不为过，孙文龙却让他回了家乡。孙太林老老实实当了3年农民，还成了大队支部书记。后来，一个上大学的名额分到了乡里，乡亲们都推荐孙太林去上，却过不了孙文龙的关。教育局的推荐表一到县委，他的名字就被父亲划掉了。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父亲阻拦，这次一定要找父亲理论一番：“让我到农村锻炼，我没意见。上次县里要我到公社当团委书记，你说书记的儿子不能搞特殊。这次贫下中农推荐我上学，你为什么又不让?当你的儿子为什么这么难?”
妻儿再据理力争，也没让孙文龙松口。跳出农门上大学，这是当时多少青年人的梦想，托关系走后门，多少人在盯着看。孙文龙只有从自己的孩子下手，才能把事办敞亮。后来，孙文龙召开常委会定了三条：一、先工作骨干后领导;二、先外籍干部后本地干部;三、先工农子弟后干部子弟。这三条让儿子上大学的梦彻底没了指望。
有一年，阳城缫丝厂招工，孙文龙的姐姐想让女儿去当工人。这事，只要当县委书记的孙文龙打个招呼就能办。况且姐姐的话说的确实有分量，“文龙啊，从小我就心疼你，供你念书，姐就这么一个闺女，再难你也千万给娃办了”。
可这个招呼孙文龙就是不打。他解释：“这次招工有明文规定，一是烈士的子女，二是有功绩人的子女，三是特别困难户的子女。咱三条都不具备……”一次又一次，孙文龙说的是实情，姐姐却全当是官话。
那一年腊月三十，孙文龙回家过年，绕道去了姐姐家。心想哪怕跪下，也得求姐姐体谅他。谁知一见孙文龙，姐姐只说一句话：“你来做甚，你还认姐姐呢?”姐姐摔门而去，从此和这个情同手足的弟弟断了来往。
找他办事没指望，周围的亲戚几乎被他得罪光，而阳城的桑农却永远不能把他忘。尽管阳城种桑养蚕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但人们都愿意把这份功绩记在孙文龙身上。
1958年，孙文龙转任阳城县寺头公社主任。那时，他就琢磨：“老百姓不仅要有粮吃，更要有钱花。”搞经济别人想都不敢想，他却说干就干。仅仅用了3年时间，全乡的桑树由2400株，变成了31万株，寺头成为阳城县收入第一的乡。1964年，孙文龙调任阳城县润城公社书记，仅用2年时间，他又造了一个桑蚕之乡。
直至担任县委书记，孙文龙一直把桑蚕产业抓在手上。阳城任职期间，他走遍了全县380多个村庄，带领农民栽下了上千万株桑树。原晋城市委书记李栓纣说：“20几年抓住一件事不放，仅这一点就不简单，足以当干部的典范。”
孙文龙的执着，让阳城县成了“华北蚕茧第一大县”。2006年底，国家质检总局认定“阳城蚕茧”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阳城18个乡镇被划定为“阳城蚕茧”地域保护范围。去年，全县蚕茧总量达到365万公斤，蚕农收入达到1.5亿元。为百姓留下了致富产业，人们怎会忘记他。
侄儿孙国林说：“叔虽然没给我们办事，但他是个有大爱的人，这辈子值了。”1982年，常年肝病缠身的孙文龙倒在工作岗位上，那年他只有51岁。直到此时，亲人们才理解了他。从阳城到武乡、屯留，从乡镇干部到县长、县委书记——整整25年，孙文龙有条件改善自己的清贫生活，但他却把全部精力和心血用在了为人民造福的事业上。
他没有留下什么，几个子女没有安排工作，城里没有自家的一砖半瓦，银行里没有一分钱的存款。甚至死后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装殓时他只穿的一身绿军装。
他又留下了无尽的财富，孙文龙当年带领干部群众所做的一切，至今泽披一方。阳城一塄塄的桑树，一架一架的花果山，以及一直沿用至今的北留水轮泵站、红卫渠……至今诉说着他的故事。1990年，孙文龙的事迹被搬上荧屏，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连续剧《沧桑情》。1997年，出版了《人民公仆孙文龙》。1999年，又出版了长篇纪实小说《孙文龙》和《魂系百姓——孙文龙精神琐谈》。
2001年7月，农民作家赵为农向全国2000多个县委书记免费赠送他写的长篇纪实小说《孙文龙》。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旗委书记王有义在来信中说：“孙文龙是当代中国县委书记的一面旗帜。”甘肃省临洮县委书记张智全、宁夏隆德县委书记陈涛、黑龙江省方正县委书记傅丰志在信中表示，我们要以孙文龙为榜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让群众满意的干部该怎么当?孙文龙用他的一生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