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似乎和常人感覺有些不一致，因為截至到目前，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強大的國家，拜登上臺以來，除了沒有廢除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施加的一些攻擊性政策，反而變本加厲，在糾集盟友共同針對中國，集合兩黨共識推出重磅反華議案方面更進了一步，怎麼能說攻守易勢呢。

　不過，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複雜和逐漸變化的，現在的強大不等於以後永遠強大，表面的強大也不等於實際的強大。眼下雖然表面上美國仍然是進攻的一方，中國仍然是防守的一方，但看深一層，中美之間的博弈天平卻已開始變化，無形的‘勢’在慢慢向對中國有利一面轉變。

　回想2018年特朗普政府與中國開打貿易戰之時，美國經濟正處於特朗普大減稅帶來的繁榮之中，股市表現強勁，美國又是中美進出口貿易的大逆差國，有條件用加稅的辦法限制中國商品進口，迫使部分企業將生產基地搬到第三國以打擊中國。而彼時中國的經濟正處於“三期疊加”帶來的減速之中，出口增長面臨一定壓力，股市也持續受中美貿易戰拖累表現低迷。那時候，美國在‘勢’上無疑是佔優的。

　到2020年新冠疫情橫掃全球時，中國以強有力的政府組織和管理能力，高素質的人民配合，迅速控制了疫情，充分發揮了世界工廠的作用，前期大量出口醫療物資支援全球抗疫，後期在疫情逐步受控、需求逐步恢復時，大量出口各種商品，協助各國民眾生活的正常恢復，為全球抗擊疫情做出了貢獻。而美國，卻由於多種原因，抗疫荒腔走板、一塌糊涂，染疫和死亡人數全球第一，經濟遭受重創，其相對中國的優勢無疑大大削弱了。

　新冠疫情的全球擴散，迄今造成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極大地損害了中國以外國家的生產能力。全球出口能力較強的新興國家如印度、巴西等，受疫情打擊沉重，經濟陷入半停頓狀態，出口下降，東南亞國家的出口也受制於疫情，不同程度受到衝擊。

　一面是中國以外國家生產能力受損，遲遲未能恢復正常供應；另一面是隨着發達國家疫情逐漸受控，疊加大規模刺激經濟計劃的推進，全球需求以較快的速度恢復。供需之間的不平衡，客觀上造成了兩個後果：一是訂單向全球唯一具備大規模供應能力的中國流動，令中國近段時間的出口持續強勁增長；二是需求大增令物價上升推動通脹壓力逐漸明顯，美國4月遠超預期的通脹資料，和中國大幅上漲的生產物價指數，都佐證了通脹壓力的上行。

　如果單純只是通脹壓力上升，央行還可以用收緊銀根對付，但現在的難題是，除了通脹壓力，各國經濟普遍都沒有完全恢復，還需要政府繼續用各種政策支持。

　譬如美國，由於經濟恢復未如理想，離開達到充分就業還有漫漫長路。評級機構惠譽5月27日發表的報告指出，美國恢復充分就業還需要18個月的時間，認為在2022年四季度之前美國不會恢復到“充分”或“最大”就業。

　從美聯儲的政策選擇來看，面對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和通脹壓力，理論上它可以選擇繼續放鬆銀根以支持經濟、促進就業（犧牲通脹），也可以選擇收緊銀根以抑制通脹（犧牲經濟和就業），市場上很多聲音認為美聯儲會選擇收緊銀根抑制通脹，但在我們看來，討論美聯儲理論上的選擇意義不大，重要的是在現實條件的制約下，美聯儲能如何做。

　選擇繼續放鬆銀根，現實的好處是經濟可以持續恢復，就業也會逐步改善，滿足美聯儲將充分就業作為貨幣政策首要目標的訴求；壞處是通脹可能惡化，激起民眾反彈。

　選擇收緊銀根抑制通脹，現實的好處是通脹可能下行，但代價是：首先經濟的持續復蘇可能會被削弱，就業也很難達到充分就業水準，無法實現美聯儲政策目標；其次是如果經濟復蘇被削弱，估值昂貴的美股很可能難以維持在高水準，有機會出現大幅下跌，而大幅下跌的美股又會造成負財富效應，進一步打擊經濟恢復，形成惡性循環；第三，接近30萬億的天量國債，正日益限制美國加息、將貨幣政策正常化的能力。上一次美國面對80年代的滯脹時，美國的國債與GDP之比僅31%（1980年），美國可以大幅加息而不必擔心利息負擔。但到2020年，美國的國債與GDP之比已經高達129%，是當年的4倍以上，而且平均到期時間只有5年多，也就是說，有大量到期的債券需要再融資，一旦利率上行，美國的利息負擔必將大增，直接傷害美國財政的健康。

　所以，雖然美國理論上可以收緊銀根壓抑通脹，但實際上，這個選擇的壞處相當大，也無法達成美聯儲充分就業的政策目標，因此，預計美聯儲有較大機會做出繼續寬鬆貨幣，忍受一定通貨膨脹的政策選擇，直至通脹壓力大到無法承受。如果美國在繼續寬鬆政策的同時，又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脹，則很可能需要中國的支援。

　中國同樣面對經濟恢復不夠全面，通脹壓力開始顯現的問題，不過相比美國，中國的程度要輕很多，政策的選擇空間也要大很多。首先，中國的經濟恢復在全球主要經濟體首屈一指，而且全球訂單大量流向中國也支援中國經濟繼續增長；其次，和美國相比，疫情時中國貨幣寬鬆的程度有限，中國國債與GDP之比僅約20.6%（2020年），國債利息負擔對中國採取寬鬆政策限制不大；第三，中國是世界工廠、生產大國，可以採用自己生產主要供自己消費的內迴圈模式，通過減少出口、降低社會需求來壓抑通脹。簡而言之，中國可以選擇放鬆貨幣去刺激需求，以支持經濟全面恢復；也可以改變出口導向政策，通過減少出口以壓抑需求、減輕通脹壓力；還可以維持政策不變，觀望通脹如何發展。

　理論上，如果中國人民幣貶值，加強對美出口，將帶來中國內部需求上升、通脹壓力上升，而美國低價供應增加、通脹壓力減輕的後果，等於中國幫美國承擔了通脹壓力；如果中國人民幣升值、減少出口，將帶來中國內部需求減少（因為出口少了）、供應增加、通脹壓力緩和，而美國供應減少、通脹壓力上升的後果，等於逼美國自行承擔通脹壓力。

　所以，如果美國要繼續貨幣寬鬆支持經濟，又希望中國幫忙壓制通脹的話，就需要和中國商討增加對美出口、人民幣貶值降價等，但從近期人民幣匯率反而向上突破升值的表現看，中國未必會滿足美國的期望。

　當然美國也可以單方面自行取消對中國施加的進口關稅，減低商品成本，不過這樣一來，美國發起的貿易戰徹底失敗的標籤就很難摘除了，估計美國未必願意丟這個臉。

　5月27日，美國新任貿易代表戴琪與中國副總理劉鶴通話恢復接觸，也許代表着美國從佔據主動，在各方面限制、打擊中國，向美國在有些方面有求於中國這樣的新博弈模式轉變，值得留意。（作者為華大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