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一水相依，血濃於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深圳作家、《大轉折 深圳1949》作者張黎明，向記者講述了深港血脈相連的抗戰歷史。香港抗日第一家、烏蛟騰人民誓死抗日……「這些用血敘寫的事實，他們的抗爭不僅僅是港人的，而是一個民族的抗爭，正是中華民族團結抗戰之『魂』。」張黎明說，正如中英街的界碑一樣，「我想沒有比這更好的方式讓更多深港年輕人了解深港血脈相連的歷史。 」

    作家張黎明  來源：央廣國際在綫

　你若不寫，不寫就沒有了……

　《大轉折 深圳1949》一書，生動還原了1949年深圳大時代的風雲歷史。張黎明歷時兩年時間，採訪了一批老革命、老戰士，傾聽他們艱苦卓絕的革命經歷和故事，以投豆豆、草鞋等生活中的微視角帶讀者回到歷史現場，以客觀、真實的敘述講述一段紅色歷史，讓讀者了解祖國來之不易的發展歷程。

　談起該書的創作緣起，張黎明回憶道，那是2016年11月17日 ，《我們深圳》叢書首發式，時任深圳史志辦主任黃玲和深圳市原粵贛湘邊縱隊戰友聯誼會常務副會長卓輝讓我寫一部深圳的1949年。，「我們都老了，這段歷史的親歷者也越來越少，你若不寫……也就不寫了，不寫就沒有了。」這一番話讓張黎明決定克服困難開啟非虛構寫作。

　在向歷史親歷者求證過程中，許多事跡讓張黎明終生難忘。「有一位叫梁倉的老戰士，我問他為什麼跟共產黨走？他說他當時在香港做工，看到一部機器上刻着一行字：勞工神聖！他一下子被什麼打中一樣，想了很久，開始看共產黨的書，結果是返回當時的寶安參加了游擊隊。」張黎明說，「我聯繫上他時，他已經90多歲，聽力不好，可他會上微信，發我圖片和資料，還在微信告訴我，他們近百名活着的老戰友都簽了遺體捐贈協議，他們老了，希望自己的身體能夠做最後的貢獻……」停頓了一下，張黎明總結道，「這就是那個年代的精神和人。」據了解，《大轉折 深圳1949》出版後，梁倉還很高興到深圳舊地重遊，沒幾天卻去世了。

　無法割斷的中華「血脈」

　多年來，張黎明一直深耕深港歷史文化，繼《大轉折 深圳1949》之後，張黎明在《血脈中華——羅氏人家抗日紀實》中，紀錄了「香港抗日第一家」——新界羅氏家族相繼參加東縱的抗戰經歷。該書自2005年開始資料收集，至2016年開始寫作，歷時12年。

　「2005年，我第一次接觸到東江縱隊史料時就記住了香港羅家，其實它是香港很普通的家庭，家在沙頭角南涌，和內地一脈相承卻曾經一街（中英街）為界。」 張黎明告訴記者，1938年10月，深圳淪陷，羅氏兄弟一面讀書一面在香港宣傳抗日，並籌建「寶安青年會」，1941年開始相繼加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縱前身)。

　國難當頭都有相同的抗日經歷，卻又有獨特的個人故事。羅汝澄棄香港的大學學業到寶安游擊隊當了一名彈藥兵。1941年12月，日軍入侵香港，羅汝澄奉命為游擊隊短槍隊做嚮導，返港後組織了第一支香港民眾的抗日自衛隊，後任港九獨立大隊副大隊長。

　羅汝中精通英文，棄洋行職位為游擊隊收稅。被日軍逮捕，先斷食斷水，後灌辣椒水、電擊、竹籤、火燒等等酷刑用盡，寧死不屈。

　羅歐鋒愛玩相機，愛打獵，加入抗日游擊隊後，有一次在梅沙海面被日艦伏襲，歐鋒的一支槍救了幾船老百姓，成為佳話。20歲，他即被提拔為港九大隊海上中隊的隊長。

　大姐羅許月在弟弟們的影響下，先當交通員後為交通站站長，率一群十多歲的交通員以血肉之軀，建立游擊隊交通情報網絡。後來成為「月姐」丈夫的黃翔，曾被迫圍觀日軍槍殺游擊隊員，被槍聲震撼，原本出來找工作改成找游擊隊，成為游擊隊中最危險的地下情報員。

　「羅氏兄弟姐妹，相繼選擇東江縱隊的前因後果，或許各自有別，而最根本的正是無法割斷的中華『血脈』」。張黎明說，透過這個香港華僑家族的抗戰歷史，你會明白，民族不再是抽象的名詞，是一個人的生死存亡，是面對殺戮的反抗，這些用血敘寫的事實，沙頭角羅氏人家與內地「割不斷的血脈」，他們的抗爭不僅僅是港人的，而是一個民族的抗爭，正是中華民族團結抗戰之「魂」。

　烏蛟騰慘烈抗日史

　離羅家不遠，有一個700人的大村莊，烏蛟騰。

　1942年9月25日，日本沙頭角的警備隊和憲兵隊300多人，清晨分三路包抄烏蛟騰村，搜捕游擊隊員。他們把老百姓趕到曬穀場，四周架着機關槍。區役所指定的村長李世藩，首先被拉到祠堂審問。

　要他供出遊擊隊的所在地，他默默無言，眼神定定的，沒有說好，也沒有說不好。

　日本人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不說要殺頭。

　沒有不怕死的人，這個40多歲的中國壯年人如果要活，就得說出遊擊隊在哪裏，說出村裏民兵的槍藏在哪裏。

　事實上，游擊隊是他送走的，槍也是他和大家一起藏的。

　日軍一面吊打一面問。李村長搖頭，日軍繼續抽打，抽打，抽得皮開肉綻，村長不再沉默，他痛得嗷嗷大叫，可聽到那個問題，還是搖頭。

　日軍在香港使用的酷刑，最為常用的就是灌水。

　他們先用毛巾捂着村長的鼻子，一桶桶水倒在毛巾上，只要呼吸就得張嘴，不一會，肚子灌滿了水。

　日軍把木板橫在鼓起的肚子上，站在上面，水從耳鼻喉噴射而出。

　灌水，特別能摧毀人的意志，人一點一點感到身體的哀求，精神和身體互相矛盾也互相慰藉，精神還在堅持，身體卻放棄了，村長倒下了，起先村長還微微搖頭，後來不搖了，死了。

　游擊隊在哪裏？日軍面對700人咆哮。

　一位村長死了，接上另一位村長李源培。

　重複着同樣的問題。

　村長沒有重複前村長的搖頭，他謙卑地說：沒有。

　沒有？拉到河邊，抽打，踢打，村長的左手斷了，他從牙齒縫艱難地擠出「沒有」。

　重複同樣的灌水！

　不一樣的是，幾個日本兵抬出幾十斤重的木梯壓在鼓脹的肚子上，日軍累了，就換成軍馬胡亂踐踏，水從所有能出的孔縫噴射而出。村長靜了，日本兵翻曬鹹魚那般呼拉一翻，村長的脊背朝了天，往背部撒滿煙絲，然後點火慢慢燒，一點點燒，煙和焦烤皮肉的味道也一點點瀰漫。

　村長昏迷了，冷水一潑，醒了，說不說？不說，再燒，無數次的死去活來，李源培休克了。

　夜晚，日軍撤退了，村民趕緊把李源培抬回村子，大家和游擊隊醫生合力搶救，他醒了。

　女兒李玉森（小名阿嬌）淚眼模糊：阿爸！

　李源培迷迷糊糊看到女兒，原來自己這條命還在，好一會緩過了氣：嬌仔，你馬上參加游擊隊。

    2020年11月讀書月分享新作《叉仔一和深圳一起成長》）（鄧麗雲 攝）

　銘記歷史 香港人在行動

　「這樣的故事，在香港還有很多。」張黎明認為，一個不懂國家歷史的民族不但悲哀，且沒有未來。「教育青少年，從歷史做起，第一步必定從銘記歷史開始。這不需要我來說，香港人的行動是最好的方式。」

　香港羅家後人和香港各界愛國人士都呼籲進行愛國主義歷史教育，在他們的倡議和支持下，羅家祖屋將成為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

　尤其是黃翔和羅許月之子黃俊康，這位香港廣州社團總會的主席多次在香港各種場合用各種方式宣傳東縱精神，如購買相關書籍送給深圳和香港的學校，和深圳市兒童文學學會共同舉辦了深圳市「萊蒙盃」小學生講東縱英雄故事大賽等。

　早在2013年，黃俊康就捐資香港城市大學，設立黃翔羅許月紀念講堂，黃羅紀念講堂的入口大堂，鑲嵌着一塊黑色的大理石紀念牌匾，上面用中、英文書寫着黃、羅兩族人和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抗日事跡。

　在黃翔羅許月紀念講堂的命名典禮上，黃俊康動情地說起父母的點點滴滴。他銘記一切，銘記和平，也銘記恥辱。「中英街的每一根界碑標示着強行分割的『血脈』，正是這些承載歷史恥辱的界碑成了愛國主義的教材，我想沒有比這更好的方式讓更多深港年輕人了解深港血脈相連的歷史。 」張黎明說。

　不論是抗日戰爭還是解放戰爭，或至今的改革開放，都是中華民族近百年艱難生存的現實，都體現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開拓創新走向未來的精神。張黎明透露，她正在構思一部關於深圳布吉雪竹徑村的非虛構歷史作品。1942年大營救中流傳在文化人中的「曾大哥」（曾鴻文）是上雪人，1948年前後領導共產黨武裝「三虎隊」的張玉是下雪人，他們不僅僅是雪竹徑村的代表人物，也是那個時代的深圳普通而又典型的人物。

　人物簡介：

　張黎明，深圳本土作家，國家一級作家。1979年從省城廣州回到家鄉深圳工作。1981年參與籌辦《深圳特區報》，後又參與籌辦《特區文學》，爲深圳文化界開荒拓土。其多年在深圳採訪一綫工作，致力於挖掘和紀錄本土故事。出版着作21部，代表作有《大轉折：深圳1949》《血脈中華：羅氏人家抗日紀實》《叉仔——與深圳一起成長》等。（記者 林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