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论员

　　因为禁带饮食和“搜包”，上海迪士尼乐园被一位法学专业的大三学生告上法庭。

　　这不是上海迪士尼第一次成为被告。自2017年11月这家知名游乐园发布禁止携带食品入园新规、并且“翻包检查”后，消费者争议沸起，同类诉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但至今尚未听闻消费者的胜诉记录。

　　禁带饮食显然是一个卖方条款，为了将园区与普通市场区隔开，维护园区内饮食的高售价——一颗饺子五块钱，一个热狗三四十元，甚至有攻略会提前告知，“去迪士尼乐园的时候得带上五六千块钱才行”。只是这个条款的设立，以商业契约的方式存在着，表达着一种市场赋予企业的经营自由，消费者也可以以“不认可”“不光顾”反制，表达另一种自由。这大概也是之前有些针对于此的诉讼未予受理的原因。

　　问题的关键是“搜包”“翻包检查”，而且把这种检查当成了惯例。与搜身相关的行为，涉及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一般情况下是有赋权的部门以公共安全为出发点，才能采取的行为。为了最大限度尊重这种基本人身权利，地铁安检都采用扫描，航空只有在有危险品或飞行禁带物品可能的情况下才要求开包检查，而且，这些都有法律的明确赋权。

　　这种对基本人身权利的法律保护，带来了一种日常边界感，公共生活的礼节。合理的情况是，必须使被检查者感受到搜检是必要的、而且是被有尊严的对待的。但上海迪士尼的“搜包”，给公众带来的印象却是这样：第一不是必须的，因为危险品排查完全不必以人工搜检的方式实现，更像一种对“禁带饮食”的执行手段；第二不是尊重的，顾客排着队一一接受保安的伸手翻找食物，是何等景观，何种感受？这个场景无声地传递着一种倨傲：“又不是我求着你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隐私权有所保护，这种保护，超越于任何商业合同的执行之上。游乐园如果认为自己作为市场主体，有提出“禁带食物”的自由，那么就要基于同样的市场身份，老老实实遵守消费者的隐私权。不能在制定契约上享受企业的任性，在执行手段上却想超越企业身份，变相地拿自己当执法机关。说句实话，在今天的中国，公共视线之下，可能有执法权的部门也不敢这么大剌剌的“掏包”“摸兜”。

　　针对迪士尼的诉讼不断增加，不能仅仅看成消费情绪在司法层面的溢出，更应被视作消费者对自身基本权利的廓清。权利意识的抬升，往往会从与巨无霸企业的争讼开始，对此，司法部门不能久无回应。何况，国内游乐产业起步没有多长时间，正处于有样学样的阶段，上海迪士尼对于整个行业来讲，更有一种标准制定者的地位，对它的行为边界的厘清，传递着“市场应该是这样”的信号。

　　一个较真儿的消费者很好打发，但全体消费者都在齐刷刷地围观你对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