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研社成員 劉信

　　繼反東北發展案之后，煽惑他人冲入政府前地的黃之鋒、周永康和羅冠聰，也因為律政司上訴得直而被判囚。誠然，這些青年人作案的成因眾多，政客和所謂學者的煽惑，只是其中一個因素。從朋輩之間獲得存在感、認同感和榮譽感，青少年普遍存在的逆反心態，或者個人的政治野心，都可能是他們參與所謂抗爭的原因。

　　政客煽惑和媒體影響

　　當然，現存的媒體和網絡生態，使那些政客擁有煽惑他人的空間，也是其中一個因素。雖說基本法和本地法例保障了港人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是不代表我們可以此煽惑他人犯罪。事實上，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規定，任何煽惑他人不守法均屬犯罪，奈何執法單位不知因為什麼原因，并無嚴正執法。可以說，正因為過去的縱容姑息，使到部分青年人更易受到煽惑而作案。

　　然而，除了政客煽惑和媒體生態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致使青年人參與所謂的「公民抗命」呢？他們的口號「我要真普選」，可能隱藏着一種渴望求變的心態：他們是先對社會現况感到不滿，繼而因為種種原因，將問題歸咎於政府的施政表現，乃至是現時的政體。換句話說，渴望政體出現他們心目中的「真普選」，可能源自社會上仍存着一些深層次矛盾。

　　生活和經濟壓力增加

　　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青年人乃至部分成年人對現况的不滿，很可能源於他們日常生活和際遇上的不如意。與此同時，即使不少人未必認同他們的行動和主張，但他們或許也會贊同，港人的生活和經濟壓力，在回歸后正在不斷增加，而這種壓力，極可能便是另一部分不滿的源頭。

　　簡而言之，為港人帶來生活壓力的深層次矛盾，主要有四：首先，錢越來越不見使：通脹或外圍經濟因素，影響了港幣的實質購買力，部分人特別是年輕人的工資增幅，完全追不上通脹。

　　其次，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貧富差距拉大，使社會怨氣增加，據統計處2016年的數字，香港堅尼系數高達0.539，比5年前升0.002，創45年來新高。

　　其三，乃是社會流動性正在下跌，使青少年更加不滿現狀。2015年，新世紀論壇和新青年論壇發表了一份《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發現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無論起薪點還是加薪速度，均有明顯下降。最后不過是最重要的原因，在於近年的樓價急升，加重了港人的居住開支。

　　同一份報告顯示，引入樓價指數作調整后，年輕一代大學生的薪酬貶值十分明顯，而這份報告只反映了年輕大學畢業生的情况，只有大專甚至高中學歷的青年人，他們所面對的生活和經濟壓力，一定更加巨大。由此可見，經濟上的壓力，以及生活上失去盼頭，可能才是青年不滿社會現狀的主因，我們應該加以正視。若是純粹把一切的問題，歸咎於青年人「頭腦簡單」`「易受煽動」，想法也未免過分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