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生态在“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防控”上的开放程度与状态差异很大，极不平衡，致使金融运行中体现“收益与风险”的根本原则与本质属性严重错位甚至异化，由此形成的扭曲金融生态内部结构的积累性风险，正威胁着未来金融运行的整体安全。因而，增强和完善金融风险防控的开放性，力求使每种金融产品、每项金融业务和每个金融领域，实现金融属性的回归，对我国金融生态的健康发展、品质优化，具有方向性、基础性和机制性作用和意义。

因而，增强和完善金融风险防控的开放性，力求使每种金融产品、每项金融业务和每个金融领域，实现金融属性的回归，对我国金融生态的健康发展、品质优化，具有方向性、基础性和机制性作用和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生态在“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防控”上的开放程度与状态差异很大，极不平衡，致使金融运行中体现“收益与风险”的根本原则与本质属性严重错位甚至异化，由此形成的扭曲金融生态内部结构的积累性风险，正威胁着未来金融运行的整体安全。因而，增强和完善金融风险防控的开放性，力求使每种金融产品、每项金融业务和每个金融领域，实现金融属性的回归，对我国金融生态的健康发展、品质优化，具有方向性、基础性和机制性作用和意义。

　　从金融发展上看，我国金融生态开放十分充分。仅用三十多年就完成了从相对单一、弱小和封闭的市场向全球第一大“货币体”市场的蜕变，形成了市场类别多种、主体多元和产品多样的新格局。而从金融风险防控上说，开放则非常不够，表现出空间被挤压的惯性趋势和典型特征。

　　由于金融生态开放的不平衡，一方面，市场各类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出现方向性偏差，往往以金融发展的开放甚至过度开放，来缓释或掩饰金融风险防控不开放的矛盾，出现所谓“以发展解决风险问题、以流动性(债务)覆盖流动性、以增量优化存量”的倾向和偏好。无论金融机构还是各类借款单位，总是在拓展金融发展“开放”的手段中不自觉地挤压金融风险防控的“空间”，并通常以扩大债务或债权总量的方法，来“绑架式”、“占有性”和“超然化”稳定这种行为选择与行为惯性。当金融市场的某一类或某一个单体能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上得心应手腾挪资金(债权或债务)时，金融风险防控的开放或不开放就变得既不重要也不紧迫了。另一方面，市场的最终风险向主流和传统金融机构流入或转移。在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防控的不平衡开放中，面对以“嵌套”和“分离”方式积累起来的风险，新进入市场的各类金融机构利用技术性优势，常常会通过手段和产品“脱壳”的方式逃离，传统和主流金融机构则成了主要承担者和持续“接盘手”。对不断积累的转移性、转嫁性风险，主流和传统金融机构受金融监管和内部考核指标的限制，往往会采取“存量稀释”的方法，通过“拉长僵尸企业债务链条、增加通道类业务和被动使用财务资源(呆账准备金)”等方式去消化，进一步封闭了金融风险防控的空间。

　　从时序空间上看，金融发展更多体现在金融生态的前端，金融风险防控则更多体现在金融生态的后端。“先有金融发展而后有金融风险”，这本来是认识的内在逻辑和实践的过程顺序，但实情是，这一客观过程在“开放”标尺下，被不自觉地分割或变异，形成金融生态“前端”与“后端”开放的极不平衡。关键在于，“前端”开放产生的金融风险，积累到并不开放的“后端”后，形成了金融风险的“休眠式”存在和堆积。这种金融生态的“反差”，导致我国金融生态风险防控的主体单薄、手段单调和效率低下，不得不通过依赖金融发展被动化解风险、使用行政手段强制化解风险和消耗财务资源刚性化解风险。在经济运行的上行周期，这种状态或模式也许能短期和阶段性维持，而在经济运行进入“三期叠加”周期后，就难以为继了。

　　说金融风险防控要体现穿透性原则，绝不仅指产品在不同市场对象之间的穿透，其中重要的内涵和意义是，金融生态要实现“开放”标准相对一致的穿透。加快和完善金融风险防控的开放性，具体而言，主要有风险防控前置、风险防控量化、风险防控分层和风险防控协调等内容。

　　风险防控前置，就是风险防控领域尽可能向金融生态前端延伸，开放式对接到金融发展的各环节中。把握市场准入对象在金融发展与风险防控差异上的平衡点，区分金融手段和产品在金融发展与风险防控变化中的承载力，使风险防控的质量在与理性承接金融发展的“开放性”中持续提升，在有效连通金融风险防控的“开放性”中，金融风险管控的开放性链条越长，体现全部金融生态的开放性就越完整和越彻底。这样，既能解决金融市场准入鱼目混珠、无序竞争问题，又能解决金融市场业务人为制造模糊领域、监管套利问题。

　　风险防控量化，就是风险防控手段尽可能向数字技术方向发展，提高金融风险防控的针对性和效率性。对存量金融风险，开放化运用数字技术，动态并准确识别或认定风险及风险程度，“规模化处置、个性化处理和阶段性消化”，不断净化金融生态的基础。对增量金融风险，应通过模型化数字分析，把握风险发生、发展的趋势性和规律性，在适应市场主要是实体经济变化中，更多从过程中动态防范和减少风险的发生与积累，更多从健全和完善机制上保证金融资产运行的品质性，实现风险量化从结果、事实量化向过程、趋势量化的转变，真正做到金融风险的可计量、可预测、可控制、可承受和可化解。

　　风险防控的分层，直接意义是要实现风险处置的精准，以及使风险防控能力与发展水平相统一。从金融风险防控的开放性中体现层次性，以主流金融机构作为金融风险防控的主导力量，引导其他金融机构更多从开放维度防控金融风险。从制度安排和机制建设上，掐断中小型、新型金融机构向大型、传统型金融机构转嫁、转移风险的各类隐形或显形通道，并避免以所谓“开放”混沌环境层次、实行风险“溢出”的现象与行为。完善或者说重建新型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企业)风险防控的分层体系，校正以金融发展分层替代风险防控断层的认识误区和行动盲区。

　　风险防控的协调，就是风险防控的效率要在构建开放体系中不断提高。从国家层面建立市场各类主体信息的共享平台，比如完善央行主导的个人征信系统，整合工商、税务、财政、海关和司法等相关系统，以更多主导力量与因素增强市场的开放性。同时，加快金融机构之间内部管理系统的连通，形成相对系统与完整的市场风险评判标准，管控好市场的总债务杠杆率和单个对象的债务总量，行动一致地处理已出现的风险苗头。推动信用“交叉违约”制度与市场法规的尽快出台并落地，减少因市场环节不开放出现的风险“庇护所”以及债务人“边违约边增信”的乱象，纠正以做大债务量绑架金融机构的行为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