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国英

　　制度改革，是更大程度地推进经济的市场化，使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在更为平等的位置。

　　6月27日，夏季达沃斯在大连召开。本届夏季达沃斯定题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科技是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把全球经济增长瓶颈置于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和探讨，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而强调包容，则看到了公平性对于经济增长的潜在意义。

　　李克强总理在论坛的主旨演讲中就指出，这一轮工业革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孕育兴起的，其速度、广度、深度前所未有，也为各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但是如果举措不当，那么也会在增长当中带来包容性不足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公平性的问题。

　　事实上，包容性、公平性既是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也是可持续增长的前提。就当下中国而言，一方面，公平性不足、贫富差距拉大已经在制约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急需从投资拉动、出口拉动向扩大内需转型;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资本积累，当前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为王的时代，资本作为驱动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同时也势必会助推公平性缺失的问题，进而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应该兼容科技红利和制度红利，即促进两大因子的共同进步。包容科技红利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毕竟，科技是增长的内驱力，而没有增长的公平，其意义是值得质疑的。包容制度红利、促进制度红利的释放，则是“包容性”最为重要的体现，一方面，围绕科技发展趋势构建更为公平的制度架构，可以引导科技革命更具普惠价值;另一方面，推进更有深度的制度性改革，创造更为公平的经济发展环境，也是当前经济结构性改革的要义。

　　首先，科技革命的包容性问题需要在经济增长中解决，科技革命本身，则需要充分肯定。事实上，科技本身是中性的，长期来看，更必然是普惠的，当代人都是历次工业革命的受益者，新一轮科技革命也不会是例外。当然，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工业革命是增长机遇，但增长当中也会带来包容性不足问题。这种趋势的出现，一方面是我们身处资本为王的时代，资本推动着科技革命，而资本的逐利本质、强势话语地位也倾向于助推社会不公平;另一方面，历次工业革命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时期的失业问题，而本次工业革命以生产智能化、无人化为方向，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可能范围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其次，释放制度红利是解决包容性问题的关键。就科技革命而言，当前全球仍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早期，在经济增长中解决科技革命的包容性问题，要求科技政策的制定者更多的发掘、激励科技革命的普惠“因子”，中期内，则要求政府积极激发市场的力量，疏解科技革命深化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科技的普惠“因子”是客观存在的，并且集中体现在其对中小企业、弱势产业、个人创业的带动上，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演讲中所提到的，“在中国偏远山区里的农民，他们的特色农产品也能够在一两天之内通过网购、快递，迅速进入中国的大城市，价格是在当地销售的若干倍。”电商及其配套的快递行业是科技普惠价值的重要体现，最近两年政府积极支持快递企业上市，背后必然有促进就业的考虑。

　　释放制度红利，还要求全面深化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解决现存的制度弊病。制度改革，无非是更大程度地推进经济的市场化，使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在更为平等的位置，显然，更有包容性的产业环境、金融环境所带来的不仅是公平的提升，更是对经济效率和活力的深层激发。

　　就当下而言，人口红利的弱化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为显性的挑战，而科技革命尚处于早期，短期内并不足以化解空前凸显的经济增长瓶颈。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更加关注传统产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通过更有深度的制度变革对冲人口红利的衰减、助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也是当前将包容和增长统一起来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