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战略学讲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金融市场是一个交易“预期”的市场。那些可以影响预期的机构或者个人，就是这个市场中的超级玩家。他们创造和利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向人们灌输市场走向这样或者那样的预期。信用评级机构在这样的一个预期市场中担任类似裁判员的角色。然而，这样的一个裁判员，却也是游戏的直接参与者。

　　电影《大空头》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彼时美国的房贷违约率已然开始上升，而相对应的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市场却依旧牛气冲天。已经对此类证券进行了做空操作的对冲基金经理Mark Baum，愤怒地闯进标普(一家顶级评级机构)的办公室，质问其工作人员：为何在房贷违约率这么高的情况下，以房贷为标的的金融衍生产品还享受着3A的最高信用评级?

　　这位标普的工作人员被Mark纠缠不过，索性道出自己的苦衷：您看，穆迪(另一家顶级评级机构)可就在我们隔壁。如果我们不给这些金融产品高评级，他们马上就去隔壁了。这些金融产品的评级依旧会很高……与其这样，还是我们自己赚这笔评估费吧!　　

　　《大空头》剧照

　　原来，裁判员也是市场的一部分。还是乙方!

　　虽然主权信用评级不存在评估费的问题，位于华尔街的穆迪和标普，不管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仍然不是中立的主体。还记得欧债危机吗?三大评级机构对信用评级的处理，并非根据宏观经济数据的变动而变动，而与华尔街的动向形成默契配合。

　　调低信用评级对弱国而言，就是华尔街吹响掠夺之战的号角。面对受伤的猎物，评级机构的信号引领国际资本流动，进一步撕裂弱国的伤口，最终，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欧盟国家，逐一引发一轮又一轮的恐慌。而评级机构的预测，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完成了自我实现。

　　这次穆迪调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主要提出两个理由。一个是说中国的增长展望堪忧;二是说中国政府的负债率可能会略有升高。说实话，这两个理由实在都有些牵强、无力。且不说中国第一季度GDP的增长率(6.9%)超过了普遍预期，经济结构转型的成果也越来越明显;也不说中国中央加地方政府目前的负债率仅为36.7%，远远低于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设定的60%健康线，就说说对一个大国的信用评级，可以简单地通过这样两个所谓的指标数据界定吗?

　　显然，穆迪也不认为应该如此简单化，否则不能解释为何美国、加拿大、德国的评级为3A。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负债率高达104.5%，IMF预计2018年会达到105.8%，而2013年加拿大和德国的中央政府负债率分别是89.1%和78.1%。 也许穆迪有一些固化的，对中国制度的偏见，可单纯从国家信用的角度考虑，中国各级政府所拥有的国有资产规模，远非上述国家可比，这表明我国政府具有比这些国家政府强得多的偿债能力。这是一个纯技术问题，不应该被纳入评价体系吗?

　　这次降级，不但原因“莫须有”得很，时间点的选择，也是十分奇妙。目前中国经济运行良好，经济结构升级明显，科技和创新能力持续加强，投资、消费、外贸增长稳健，国际影响力提升，房地产市场泡沫得到一定控制。金融监管加强，虽使市场短期承压，但降低了中长期爆发系统风险的可能，并且促进了资金进一步向实体经济流动，加强中国的“生产性努力”。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对中国国家主权信用有正面作用的。

　　倒是美国，资本市场泡沫丛生。08年经济危机以来，美国实体经济增长几乎是停滞的，股票市场却屡创历史新高。四月以来，美股不顾一季度难看的经济数据，继续疯狂上涨。同时，进入5月以来，10年期与2年期美债收益率的息差持续缩小。5月23日，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只有2.29%，而2年期美债的收益率是1.31%，两者之差不足1%。这证明市场对美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并不看好。

　　同时，5月17号，受特朗普泄密事件影响，标普500指数单日下跌1.82%。 美林银行分析师Benjamin Bowler在研报中指出，这是不到一年时间里美股第三次出现如此大的单日跌幅，从1928年算起也仅是第18次。这种短期的快速大幅波动，证明市场是高度紧张的。

　　特朗普泄密事件对全球资本市场造成的影响(图/央视新闻)

　　然而，受贪婪的驱使，随后的美股又迅速反弹。如Bowler所说，美股抛售本应被视为风险事件，现在却似乎都被看作是超额收益出现的机会。他表示对这种现象不能理解，认为这可能是一种“逢低买入”的条件反射行为。我却认为，这种不可抑制的贪婪驱动，这种超出理性范围的癫狂，不正是金融市场崩盘前的一贯表现吗?

　　穆迪在这个时间调整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是在转移注意力?还是为华尔街的超级玩家在离场前尽可能多的收集“韭菜”接盘?我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中国，已不是刀俎上的鱼肉。评级，你可以随便调低;进攻，恐怕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