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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魯迅逝世80周年:日本人怎樣讀魯迅

2016-10-17
来源:北京晚报

    

 

  《仙台魯迅的記錄》彙集了魯迅留學仙台的調查資料

  

 

  竹內好主編的《魯迅選集》  

 

  藤野先生在福井縣蘆原市的故居

  

 

  魯迅留學仙台時上課的階梯教室

  今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整整80周年。他的聲音,激發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回響不絕。最重視魯迅遺產的,除了中國,當屬日本——不僅翻譯和研究果實累累,魯迅作品還被編入中學教材得到廣泛閱讀,魯迅留學時的遺跡也得到妥善的保存和紀念。

  “我2007年2月下旬去仙台,就是為了探訪魯迅留學遺跡。他就讀的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後來並入東北大學,他曾經上課的階梯教室在東北大學校園裏,100多年了,保存完好,定期開放。管理人員得知我是中國人,專門來參觀,特意打開了圍欄。”董炳月先生告訴青閱讀記者。

  董炳月先生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1994年留學日本,1998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他長期從事魯迅研究和日本思想研究,與日本研究魯迅的著名學者多有交往。青閱讀記者對他的采訪,圍繞著“日本人心目中的魯迅”這一話題展開。

  魯迅是日本的“國民作家”

  青閱讀:魯迅留學日本期間的遺跡,目前的狀況是怎樣的?

  董炳月:仙台市政府是將魯迅留學時住過的佐藤屋、上過課的階梯教室等等作為文物保存的。日本人對魯迅留學仙台的曆史非常重視,曾經進行過三次大規模的調查。1936年魯迅剛去世,飯野太郎主持了第一次調查;1955年,為紀念魯迅去世20周年(1936—1956),宮城縣做了第二次調查;1973年為紀念魯迅留學仙台70周年(1904—1974)開始第三次調查,花費5年時間,成果是1978年平凡社出版的一大本《仙台魯迅的記錄》。通過曆次調查,弄清了魯迅留學仙台時期的許多史實。最為珍貴的,是對魯迅當年的同學等有關的人做了采訪。調查非常細致,這是日本人了不起的地方。1965年,東北大學的人甚至發現了15張魯迅在《呐喊·自序》、《藤野先生》裏提到的幻燈片。

  青閱讀:您曾經談到魯迅是日本的“國民作家”,為什么日本人這么重視魯迅?

  董炳月:因為日本對“魯迅”的形成作用太大了。日本的許多學者很清楚這一點。上世紀30年代初,京都大學的漢學家倉石武四郎就把魯迅的《呐喊》用作漢語教材。1932年,著名作家佐藤春夫在《中央公論》雜志上譯介魯迅的《故鄉》。當時日本出現了譯介魯迅作品的高潮,所以,魯迅去世之後不到一年間,日本改造社就出版了七卷本的《大魯迅全集》,這比中國出版第一套《魯迅全集》還早了近一年。二戰後,由於竹內好等人的翻譯和研究,魯迅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從1950年代初開始,魯迅的《故鄉》被選入日本的語文教材,成為保留篇目,延續至今。只要是上過中學的日本人,都讀過魯迅作品。日本人通過魯迅作品來看中國,形成一種中國想象,也通過魯迅作品認識轉型期的日本社會和日本人。

  魯迅點燃了日本作家的創作靈感

  青閱讀:您的《魯迅形影》一書,寫到一些日本作家以魯迅為主人公進行文學創作,具體情況是怎樣的?日本作家是怎么想象魯迅的呢?

  董炳月:在日本,改編魯迅的作品,或者以魯迅為主人公的原創作品,很多。就我有限的閱讀而言,值得關注的作品有如下三部:

  一是太宰治的長篇小說《惜別》,寫青年魯迅和藤野先生的故事。小說是太宰治1944年末應日本文學報國會之約而寫,官方目的原本是宣傳《大東亞共同宣言》五項原則的第二項——“獨立親和”。但是,太宰治對魯迅的仙台故事有自己的理解,不同於官方的旨意。這樣,他就要尋找平衡。在《惜別》中,他描繪自己理解的青年魯迅,同時委婉地諷刺了日本政府的軍國主義意識形態。小說中的魯迅形象很微妙。

  二是霜川遠志的戲劇《魯迅傳》,一共有五部,從仙台的魯迅一直寫到上海的魯迅,三十多年的時間跨度,一百多個出場人物。這部戲50年代到70年代曾在日本全國各地的中學巡演,在民間的影響很大。作品最大的特征是徹底地把魯迅常人化,在日常性之中理解魯迅的本質,甚至虛構了魯迅與秋瑾的戀情。

  三是著名劇作家井上廈的劇本《上海月亮》,發表於1991年。這是一部顛覆性的喜劇,以1934年八九月間魯迅的避難生活為基本情節,講述日本醫生為魯迅治病的故事。井上廈有強烈的與魯迅對話的自覺性,把魯迅作為鏡子照自己,表達自己的價值觀,和魯迅的價值觀構成一種“反”的關系。但他的“反”魯迅並不是否定魯迅,而是通過對話為魯迅的觀念提供“另一極”,使魯迅變得更豐富。

  青閱讀:與日本相比,中國以魯迅為主人公的文藝作品好像不多。我們的障礙在哪裏?

  董炳月:是的。我想,最大的障礙就是“魯迅太大”吧。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也是大學者。面對這么一個“大魯迅”,首先是意識形態問題不好處理。其次,如果拿魯迅來寫小說、劇本,作者自身如果沒有相當的學識、修養和表現技巧,就很難寫好。一般人把握魯迅比較難,很難站在平等的位置來處理魯迅,容易陷入被動。相比之下,日本作家就容易獲得主動性,創造性能夠充分發揮。在這個意義上,李靜的劇作《大先生》可以說相當成功。我看過劇本,沒看演出。面對魯迅,李靜的主動性很強。

  日本戰後的四代魯迅研究者

  青閱讀:請介紹一下日本知名的魯迅研究者。他們在日本學界是不是比較邊緣?

  董炳月:戰後至今,日本的魯迅研究學者大致可以分為四代。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竹內好。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諸位。第三代的主要人物有藤井省三、尾崎文昭、長堀祐造、代田智明等人。第四代是60後,還看不到什么代表人物。這或許意味著日本魯迅研究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我這裏主要是就東京地區說的,日本關西地區同樣有不少優秀的魯迅研究者,像北岡正子、山田敬三,也屬於第二代吧。

  這些學者在思想上基本屬於左翼,就對中國的態度而言則是親中派。日本的主流思想,戰前是脫亞入歐,戰後在美軍占領下搞民主化,依然“歐美志向”。這種大環境中,中國研究者基本是反主流的。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日本大學的中文專業師生自稱“少數民族”,有點自嘲的味道。中國改革開放、國際地位上升之後,情況大為改觀。學中文、研究中國的日本人增加了,“少數民族”的陣營也壯大了。

  青閱讀:這些日本學者的治學思路有什么特點?在戰後日本社會影響如何?

  董炳月:一是重資料。無論是研究作家作品的,還是研究文藝思潮、文學運動的,都是如此。不像中國的文學研究界,有的偏重資料,有的偏重理論分析。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岡正子。她的《摩羅詩力說材源考》,考察魯迅1907年在東京撰寫的《摩羅詩力說》一文的材料來源,考察了幾十年,寫了一本大書,在日本和中國的魯迅研究界都有很大影響。

  二是研究對象專一。像丸尾常喜先生,他把民俗學視角引入魯迅研究,寫了《人與鬼的糾葛》;長堀祐造許多年專心研究魯迅和托洛茨基的關系,出版了《魯迅與托洛茨基:〈文學與革命〉在中國》,質量很高。

  三是問題意識鮮明。比如竹內好,他通過研究魯迅來重新認識什么是東亞的“現代”,認為中國的現代比日本的現代更有主體性。丸山升則注重魯迅的革命思想和中國革命問題。這兩位的魯迅研究有深度,而且將魯迅納入了戰後日本的思想界,所以日本魯研界有“竹內魯迅”和“丸山魯迅”之說。

  四是注重魯迅和日本的關系。《摩羅詩力說材源考》就是考察青年魯迅和明治末年日本文化的關系。伊藤虎丸的《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思想》也是如此。魯迅和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森鷗外的關系,藤井省三的研究成果最多。30年前他就出版過《俄羅斯之影——夏目漱石與魯迅》,去年又出版了一本《魯迅與日本文學》,連村上春樹與魯迅的關系都研究到了。

  總體上看,戰後四代日本學者的魯迅研究,大趨勢是逐漸學院化,思想因素在減少。這與70年代之後泡沫經濟的發展、左翼思潮的衰退有關。魯迅在60年代的日本影響很大,那是安保鬥爭的時代,竹內好成為思想領袖。90年代之後,魯迅的影響力逐漸降低,與大的社會環境有關,現在的中國也一樣。日本第四代研究魯迅的學者尚未出現竹內好、丸山升、藤井省三那種類型的,原因當在於此。

  青閱讀:這些日本學者的研究,對中國學術界是否也有很大影響?

  董炳月:90年代以來,可以說竹內好對中國的影響最大,成為話題了。不過,對竹內好的誤解也最多。他的文集《近代的超克》編譯出版了,但解說並不充分。竹內好對於“近代”、“超克”以及“魯迅”,都有個人化的解釋,而且這些概念和20世紀中後期日本的文化環境密切相關。我最近在翻譯一本日文書《何謂“近代的超克”》,有助於中國讀者全面理解竹內好。吉林大學的靳叢林先生,也在努力全面地介紹竹內好。

  除了“竹內魯迅”,丸山升對魯迅革命思想的闡釋,伊藤虎丸對魯迅個人主義思想的研究,北岡正子發掘的史料,都對中國魯迅研究界發生了影響。

  魯迅的日本觀今天依然有效

  青閱讀:日本非常重視魯迅,那么反過來,您認為魯迅是怎樣看待日本的?

  董炳月:魯迅對日本有深入的了解,談及日本涉及的都是要害問題。現在,美國搞“亞太再平衡”,中日關系陷入低穀,這種情況下如何與日本這個國家相處,如何應對日本的挑戰,我認為魯迅的日本觀依然有效。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魯迅從未相信過“東亞”,沒有對“東亞”抱幻想。他留日初期、在東京弘文學院讀書期間,對明治日本的帝國主義本質就有清醒的認識。當時沙俄覬覦中國東北,中國留日學生開展拒俄運動,中國輿論界也普遍地親日抑俄,但魯迅不相信日本。據沈瓞民回憶,魯迅當時就指出,“日本軍閥野心勃勃,包藏禍心……若沙俄失敗後,日本獨霸東亞,中國人受殃更毒”。他甚至向在上海辦《俄事警聞》的蔡元培等人建議,“持論不可袒日;不可以同文同種、口是心非的論調,欺騙國人;對國際時事要認真研究。”現在,“東亞共同體”是知識界的一個話題。這個話題可以討論,但討論必須以對日本(以及其他東亞國家)的正確認識為前提。地緣政治存在於一切國家之間,國際關系就是國際關系。

  第二,1936年,魯迅在與日本人圓穀弘的談話中明確指出:“要想同日本結成真正對等的親善關系,中國沒有對等的軍事力量是不行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如果沒有力量的均衡,就只能或者是奴隸,或者是敵人。”我們現在談“中日友好”,應當記住魯迅這些話。無對等即無真正的“友好”,壯大自己最重要。

  第三,魯迅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我認為,他的范本是日本人的國民性。內山完造回憶,魯迅曾對他說,“中國即便把日本全盤否定,也決不能忽視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長處——認真。無論發生什么事,這一點,作為中國人不可不學。”這種回憶符合魯迅的邏輯,是可靠的。魯迅厭惡中國人的“馬馬虎虎”、“瞞和騙”,斥責“做戲的虛無黨”,而這正與日本人的“認真”相反,這是兩國國民性最大的差異。按照我的理解,“認真”不僅是一種態度,而且是一種道德,與每一個國民、與社會的每個角落都有關系。日本現代化的成功,就與日本國民的“認真”密切相關。中國人如果也能有那種“認真”的態度或道德,我們的社會一定會完善許多。當然,這涉及到背後的制度、文化和價值觀的支撐。我想,魯迅的認真、真實、堅韌之中,有日本人國民性中積極因素的影響。

[责任编辑: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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