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很早就知道這個獎，2009年莫言拿到首屆紐曼華語文學獎時，她也被推薦入圍了。此次獲獎除了1萬美元獎金之外，她將受邀於明年3月初前往俄克拉荷馬大學領獎、做文學講座等。不過，她也坦言，整個華語文學乃至東亞文學在歐美國家還處於相對邊緣的狀態，影響力及關注度仍有限。

 

　　去年底，王安憶的最新長篇小說《匿名》出版，被評論界視為從群體書寫轉向人類精神狀態的探索，眼下，王安憶的最新非虛構作品、中篇小說將分別發表在今年第6期、明年《收獲》雜志上，她手頭還在創作一個中篇。王安憶說現在很享受這種細水長流的狀態，“寫作激情不是爆發式的，但一直都在。”在她看來，之所以如此迷戀小說，不僅僅因為小說講述了一個個百轉千回的故事，更是因其所具備的思想價值，“生活裏有很多會講故事的人，坊間八卦傳聞等，但那不一定是好小說。優質小說所講的故事價值是在常識之上的，對世界和存在有新發現、新期望”。

 

　　“經常面臨材料緊缺的困境，逼迫我調動所有想象力”

 

　　紐曼華語文學獎的5名評審早在今年初選出了5名提名人選。經過三輪投票，決定出最終得獎者。王安憶的提名者、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在提名聲明中寫道：“過去30年，王安憶不斷在寫作中突破自我，每篇作品都試圖在轉變方向從而產生了許多優秀的作品，她用中文創造了一個現實社會、一座城市、甚至一個國家。”王安憶透露，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系和比較文學系教授王斑也寫了提名聲明，這讓她這次獲獎勝算更大。

 

　　王安憶幾十年來創作了多部代表小說，包括《長恨歌》《紀實與虛構》《富萍》《遍地梟雄》《啟蒙時代》《天香》《匿名》等，大多是關於上海的曆史敘述。有意思的是，王安憶本人尤其滿意的作品，並不是獲獎最多、改編最多的《長恨歌》，而是一部小長篇《富萍》，“客觀來說，不考慮自己的勞動和辛苦，我覺得《富萍》很天然，寫的時候自己也覺得舒服，仿佛水到渠成。有的長篇更像是一個做得比較好的針線活兒”。

 

　　王安憶很羨慕那些生活經驗豐富而且特殊的寫作者，“他們往往是鄉村的寫作者，鄉村生活既有自然性，又有曆史感，比如莫言，他筆下的小說圖景相當寬闊。”她談及自己和同時代大多數人經曆差不多，加上相對生活圈子較小，個人經驗能夠提供給寫作的資源就很貧乏，尤其當寫作欲望高度膨脹，就處在饑渴狀態。因此，王安憶坦陳自己對“每一點可能充當材料的瑣細”都無限地珍惜，但從另一方面看，“材料的稀缺在某種程度上倒是一種成全，困境逼迫我必須調動想象力和感情，甚至幻覺”。比如，《傷心太平洋》就是一個典型的小說實驗，依賴情感支持和遙遠的想象。

 

　　那么，在職業寫作者王安憶看來，什么是好的小說?她堅持，生活裏有很多會講故事的人，坊間的傳聞、流言、八卦，都是故事的形態，可那卻不是小說。“小說應該有思想的價值，但價值要怎么體現呢?又回到故事。有好故事，有一般般的故事，還有壞故事。好故事能夠完滿釋放價值，不好的故事就無法傳達價值。”王安憶說，故事的陷阱是，由於它和生活表面過於相似，難免會羈絆迷惑我們;但具備合理邏輯的不一定有價值。“我以為價值應該超出常識，在常識之上。它專屬講故事的人獨有，對世界和存在有新發現、新期望，是這價值將原始的故事和小說的故事區分開來。”

 

　　幾乎所有人都要求改寫王琦瑤的結局

 

　　王安憶聊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她的小說《長恨歌》被大量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戲劇、拉丁舞劇，但“幾乎所有人都要求我把結尾改掉，不要讓王琦瑤死得那么難看”。外界給出的理由是，這結局太不浪漫，不要讓長腳殺她，讓她死在老克勒的懷抱裏……王安憶覺得，或許有人是出於好心善良的想法，“但是如果真按照他們的要求去改，就真的掉到王琦瑤白日夢的窠臼裏，這是我不甘心的。我的本意是要破碎王琦瑤的傳奇人生。”這就牽涉到小說家與小說角色之間的張力。

 

　　常常有讀者問王安憶：你和王琦瑤相像不相像? 王安憶都說不像。人們又問：“哪裏不像?”王安憶給出的回答是，這個角色不是一個有美學理想的人，只是有著實際的生活追求，等待超出本階層的普遍性命運，躍上一個台階。“這當然也是一種奮鬥的人生，艱苦卓絕。但我確實不是她，那么，我為什么要寫她，我究竟期望讓她為我解決什么? 在她世俗的、在我看來價值有限的人生觀裏，我企圖注入什么樣的思想? 她又能否完成我的任務?”在王安憶看來，這就是她作為小說家和小說人物的緊張關系，作者在其中很掙紮，處境是危險的，一不留意就會陷落，需要時刻檢討寫作這個故事的初衷。畢竟，小說家一方面要追蹤人物的邏輯，另一方面又要以他為替身實現自己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