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社交網站“臉譜”掌門人紮克伯格日前承諾，將他和妻子持有的99%“臉譜”股份捐給慈善機構。這意味著在巴菲特、蓋茨之後，又一位高居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前十的富豪加入了“裸捐”行列。每當外國富豪宣布“裸捐”，人們很容易把目光轉向國內的億萬富豪們：這個風他們為啥不跟?
對待財富 中外觀念不同
瑞銀與普華永道的一份報告稱，歐洲和亞洲的億萬富豪通常會將家族產業傳承給子女，而在美國，只有約三分之一的億萬富豪，會將家業交給後代。美國人不愛自己的孩子嗎?應該不是。他們只是不主張用萬貫家財去“疼愛”孩子。巴菲特就曾表示，它從來不相信王朝世襲式的財富。另一位大慈善家詹姆斯·斯托爾斯說得更加明確：“如果給孩子們留下巨大的財富，讓他們甚至連早晨早起的理由都沒有，那我們就害了他們。”
其實對於那些億萬富豪來說，即使捐出絕大部分財產，剩餘的“零頭”也足夠家人的基本生活了。而子女若想獲得更多的財富，就得靠自己的奮鬥。這正是美國主流價值觀的體現。大部分美國人崇尚通過個人努力創造財富，繼承遺產被認為是不勞而獲，有人甚至認為那無異於“搶劫”，破壞了社會公平。而高額遺產稅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美國社會財富的再分配。
除了“再富不能富孩子”的務實考慮，為慈善千金散盡，也是實現自我價值的一種方式。據統計，14%的美國億萬富豪會捐出大部分的財富用於慈善事業(亞洲億萬富豪持有該想法的比例最少，僅為0.4%)著名經濟時評人理查德·蘭伯特曾這樣概括美國富豪的慈善動機：“在美國，你可以隨心所欲地聚斂財富，你可以擁有令人咋舌的龐大財產，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有所回饋，同時也要有人注意到你這么做，否則你就永遠不會成為真正的大人物。”
有分析指出，基督教新教的一種理念也對那些白手起家的富豪們的財富觀產生了深遠影響：富人只是財富的社會管理人。也就是說，在法律上，財富是私有的;但在道德和價值層面，超過生活需要的財富就是社會的。或許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20世紀初的美國鋼鐵巨頭安德魯·卡內基說道：“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而他本人也是言行一致，幾乎將所有個人財富都捐獻給了社會公益事業。卡內基的這句話，大概也成了熱衷慈善的美國富豪的座右銘。
但這些傳承和使用財富的觀念，並不適用於當今中國的富豪們。首先，對於中國人來說，家族興旺勝於一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想治國平天下，先得修身齊家。我們有一個專門的詞匯來指稱那些不重視家庭或家族財富積累的人，就是“敗家子”。按照傳統的觀念，一個有錢人“裸捐”財產，無異於就是敗家。相信當今中國富豪中的大多數，也跳不出這個傳統。他們並不是看不到“富二代”的種種負面新聞，他們其實正在發愁：如何既把財富傳承下去，又不陷入“富不過三代”的曆史魔咒。而中國還沒有像美國那樣征收高額遺產稅，無疑也是對這種財富傳承觀念的一種肯定。其次，財富是一種社會權力，在當今中國，似乎只有把這種權力緊緊握在手中，才能給人以安全感和成就感。而放眼曆史，舍棄手中的權力，在中國的曆朝曆代，都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即便是“裸捐”的美國富豪，也不會隨隨便便就把數百億美元捐出去，而是要找個放心的“婆家”。
美國富豪如何“裸捐”
“股神”巴菲特和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的“裸捐”對象，都是慈善基金會。2006年，巴菲特決定向5個慈善基金會捐出其85%的財富，約375億美元，其中約300億美元捐給了比爾·蓋茨夫婦建立的“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蓋茨基金旨在促進全球衛生和教育領域的平等，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會。很顯然，巴菲特把善款的大頭交給蓋茨基金，正是看中了蓋茨這個“慈善品牌”。2008年蓋茨退休時，宣布將580億美元全部捐出，也是肥水沒流外人田，選擇了自家的蓋茨基金。可以預想，紮克伯格的“裸捐”多半也會選擇類似的慈善基金。
美國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慈善基金大國，慈善基金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影響之廣，在全世界都絕無僅有。其中既有像卡內基基金、福特基金和蓋茨基金等影響遍及全球的大型機構，也有很多鮮為人知的地方性小型基金。天量資金通過這些基金會投入教育、醫療、文化藝術、公共事務、環境保護、科學技術研究、宗教等眾多領域，從各個方面改變了美國社會。
經過100多年的發展，美國也形成了一套比較健全的慈善基金管理體制。包括非營利法人制度、慈善信托制度、不動產管理和使用制度、基金管理制度、慈善活動優惠制度、公共資金資助制度，等等。眾所周知，在美國建立基金會或捐助善款可以減免稅負，為了打擊富人利用慈善逃稅，美國政府早就制定了相關法律。1969年出台的《稅制改革法》明確規定：基金會每年投資所得要納稅，每年必須捐掉一部分財產，嚴禁內部轉移資金，不得從事危及資產安全的投資，嚴禁資助政治選舉、立法遊說，捐贈須符合公益事業標准，接收單位須在一年內將善款用於指定目的，對個人的捐贈必須經過嚴格的批准程序……總的來說，聯邦稅法、各州法律以及美國媒體、公眾，共同構成了對於慈善基金的監督機制，使其能夠真正將資金用於慈善目的，而不是掛羊頭賣狗肉。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現代慈善基金會並不是通常認為的那種救濟性的社會福利機構，它們關注的是造成貧困、疾苦、動亂、戰爭等問題的原因和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一般不會對陷於貧困者施以直接的救助，尤其不會對貧困者個人施以援助。也就是說，這些慈善基金會既不救急，也不救窮。因為救急有社會保險，救窮有政府福利。它們關注的是治本，而不是治標。
總之，美國富豪這股“裸捐”的風，是一系列觀念和制度的產物，不是想跟就能跟上的。中國大陸富豪“裸捐”之前，最起碼，以紅十字會為代表的各種慈善機構得先“裸奔”起來。
做慈善不一定非得“裸捐”
大概是受巴菲特、蓋茨等人的影響，中國富人也有玩“裸捐”的，比如牛根生、馮軍、陳光標，但這些“裸捐”無一不受到公眾質疑，被認為炒作的目的大於捐贈本身。也有先信誓旦旦承諾“裸捐”後來反悔了的，比如成龍。還有開玩笑式的“裸捐”，比如周潤發，“我現在還在的嘛，捐款的事情過40年再談吧……現在都沒錢，走了之後的捐款走了之後再說吧，反正我也走了，什么都不知道啦……”
台灣富商郭台銘的“裸捐”或許是個例外，由於愛人和胞弟先後因病去世，郭台銘開始反思財富的價值：“我體驗到金錢不是萬能的，金錢買不到幸福。”也許是親人離世的切膚之痛，讓郭台銘選擇了大手筆的慈善捐贈。
其實，在中國做慈善不一定非得搞“裸捐”。美國富豪“裸捐”，有來自宗教和文化的影響，有“全民慈善”的社會環境因素，也有應對稅收政策的現實選擇。慈善的出發點，是人性中善的一面，是對於同類生命天然的憐憫，認清了這一點，就不會拘泥於慈善的形式。
中國人自古就有“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饑荒年代，總有賢良之士放糧施粥。而家族范圍內的互幫互助，則是傳統中國社會公益慈善的主要形態。其次，出家人也充當了公益志願者的角色，他們先接受世俗社會的布施，再來“普度眾生”。到了當代，我們也總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雖然官方背景的慈善機構常遭詬病，雖然各路名人常有借慈善炒作之嫌，雖然面對災難常有“逼捐”的鬧劇，但這些亂象肯定不會永遠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