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台灣女星范瑋琪因為在九三大閱兵當天上午曬雙胞胎兒子,遭到了網友抨擊,指其不愛國。9月4日晚,范瑋琪發文道歉。閱兵當日曬娃就是不愛國?一條簡單的微博就能引來大量並言辭激烈的謾罵，這背後習慣和邏輯從何而來?

　　“逼道歉”是搞論戰、爭好壞的現代產物

　　這是一個充滿“歉意”的夏天，從賈玲、陳凱歌到范瑋琪，都莫名其妙地犯了眾怒。要求道歉的人數越來越多，給這些名人扣得帽子也越來越大。縱觀以往的事件即可發現，如此莫名其妙且言辭激烈的口誅筆伐，並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才有的特殊文化。

　　1990年，上演了一個電視劇叫《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說不好看，劇組的成員跟記者開了個研討會，會議記要登在《中國電視報》上，制片人的發言探討了反對《唐明皇》劇者的民族精神、國學修為、道德水准等諸方面，甚至認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慶幸的是，還沒探討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

　　我們覺得好，你說不好，就是智商不高;我們在歡慶閱兵，你在曬娃，就是不愛國。很多年過去，人們的論戰方式並沒有大的改變，就是要爭出誰好誰壞。如今的論戰體現在道歉這件事上，你道歉了，就證明了我是好的。

　　關於如何成功逼迫別人道歉，他們也有一套制勝法寶。首先要搶占道德制高點，比如有評論說“我們都在看閱兵，為祖國歡呼，你還在秀孩子，惡心”。 這么一來，凡反對的人，必是道德上可疑的人;其次要扣帽子，而且要扣得大，例如“台灣人搞獨立、不愛國”;孰是孰非論證完，就該拉攏圍觀群眾了，有了道德高點輔助，群眾自然紛紛表示支持，誰都更願意站在高處指責別人。

　　這種“逼道歉”看上去只是一種網絡現象，實際反應的是言語攻擊和奴役心理。

　　“逼道歉”伴隨言語暴力，人人都是危險的

　　梁文道的《我讀》中曾寫道，最近十年，我們的思想界、文化圈喜歡搞論戰，一論戰就把人分類。我們看那些論戰，尤其是網上的論壇，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非常情緒化，動不動就要把人批判到死為止。這並不是危言聳聽。

　　2015年4月21日，藝人楊又穎選擇在台中結束了24歲生命，生前曾被指酗酒賣身。哥哥召開記者會，公開了她生前遺留下的聲明。聲明中表示，希望能透過自己的死告訴大家，言語霸淩的問題值得被重視，也很想知道過去網路上攻擊自己的匿名抹黑者是誰。“我將帶著事實到別的地方去，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地獄。”她說。

　　危險不僅僅限於被攻擊的人，而是在每個人身邊。王小波曾在《論戰與道德》一文中曾表示，去看電影，尤其國產電影，也有危險。這種危險表現在兩個方面：看了好電影不覺得好，你就不夠好;看了壞電影不覺得壞，你就成了壞蛋。有一些電影在國際上得了獎，我看了以後也覺得不賴，但有評論者說，這些電影簡直是在賣國，如此說來，我也有背叛祖國的情緒了。誰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這種風險?

　　在人人自危的時代，曾有“為了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大家的精神需求，我現在給大家耍猴戲”。而如今許多網友在微博上發“祖國萬歲，帶兒子吃火鍋慶祝。”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

　　有人要共同歡樂，而我們說你也有流淚的權力

　　眾人都開心時，我們能不能選擇不開心?莫言在他的諾貝爾頒獎致辭《講故事的人》裏回答了這個問題：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裏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舍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裏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著大眼看著我們，眼睛裏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後，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

　　莫言說，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要求一同高興，一同悲傷，一同贊歎，一同批評，本質上就是一種奴役。無論你的內心是多么偉大深沉痛苦悲傷，都不應該成為強制他人共同參與的沖動。

　　奴役的目的通常會用煽動仇恨的方式實現，鼓勵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殘害一些人。這可以迎合人們野蠻的孽根性，煽動仇恨、殺戮，乃至可以達到滅絕外民族都不要花費什么。煽動家們只能用這種方法給大眾提供現實的快樂。納粹在殘害猶太人時，用的正是這種辦法。

　　范瑋琪事件看上去只是一次普通的網絡暴力，實際反應的是一種潛在奴役心理、語言暴力、和近幾年常見的人群對立現象。言論自由的社會裏，罵人是罵人者的自由，但我們也需警惕，當謾罵轉變成傷害，自由反變成奴役時，身處社會的每個人，該如何自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