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观看《烈日灼心》这部节奏紧凑、色调阴暗的犯罪电影点映时，影院里充满了笑声，观众们时不时就会爆发出一阵哄闹，要不就是“哎呀哎哟”的惊叹声，完全没有紧张的气氛。在其他时间看了这部电影的朋友也有相同体验。我们反复讨论，仍然无法确切地阐述清楚那一丝缠绕在我们心头的微妙违和感到底是什么。

直到看了导演曹保平在北京的那场访谈记录，我才抓住这种感觉。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体验，这个感觉对我来说已经解释清楚，对看这篇文章的观众来说，可能会更增加他们的困惑也说不定。希望能看到更多的观众体验，帮助我阐明这种奇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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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灼心》带给我的第一印象极好。

电影从一开始就以一组紧凑的镜头展示了福建西陇的一桩灭门惨案，以及三个杀人犯在树林中逃亡及争执的场面。回头来看，这组镜头的剪接非常巧妙，也算是为结尾埋下了伏笔。

当然，开头也有明显的瑕疵，就是说书人。故事以说书人的介绍引入，在介绍了三人杀人、逃亡，融入人群中整整七年的事情后，突然就消失了，直到最后也没再出现。画外音的存在非常奇怪，并没有承担任何烘托气氛或者丰富情节的功能，看上去只是因为无法简要交待前情而想出的一个办法。

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导演兼编剧曹保平借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讲故事的方法，先以上帝视角带着读者/观众浏览一遍故事背景，起到提要的目的。即便果真如此，考虑到整个电影的风格，这种处理还是显得非常不合适。

邓超、郭涛和被模糊化处理的高虎扮演了三个杀人犯，在七年间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中一样融入人群中，一直没被发现，邓超做了协警，郭涛当了出租车司机，他们三人还收养了一个叫“尾巴”的小女孩。

“毒眼”队长段奕宏的出现打破了这种表面的平静，他一步步揭开七年前血案的真相。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吕颂贤扮演的同性恋，王珞丹扮演的队长妹妹，段奕宏的师傅等角色，这些人的行动交织在一起，对故事进行了层层包裹。

三个杀人犯，收养了一个叫尾巴的小女孩。

杀人犯逃亡、隐藏、赎罪、被发现的故事内核天然就具有极强的戏剧冲突，尤其是当编剧将这些冲突全都安放在一个狭小的人际关系中时，实在是个制造起伏的绝佳结构。他们会被发现吗？被发现之后又该何去何从？观众在观看时的心理也会紧张。

邓超、郭涛和段奕宏的表演非常好，而他们正好处于天平两端，一方要逃，一方要抓，所以照道理来讲，观众们在观影过程中的心理天平会在两端摇摆。三人与尾巴的互动，郭涛与王珞丹的感情戏，都是对观众感情的一次次加码。说起来，王珞丹的演技可能真的是没救了，每每一出镜我就感到出戏，想快进却找不到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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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剧本结构完整紧凑，演员也演得很好，为什么却无法完全制造魔法，将观众拉入电影的紧张气氛中呢？问题也恰恰出在剧本上。

一方面是故事。故事很离奇，但离奇不是问题，民间的确有许多离奇的事件，比这离奇的比比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所有人都恰好会凑在一起啊？虽然像这样的类型电影需要有巧合才能推动剧情，但把这么多相关人物塞进同一个框架里还是太满了。

吕颂贤在片中的功能很明确。

在那篇访谈中，曹保平提到吕颂贤这个角色时用了“功能性关系”这个词，从某种程度上解答了我的部分疑惑。功能性关系，大概就是主要为了推动剧情而存在的一组关系。虽然出于严谨和表演，还是会赋予功能性人物个性和所谓的前史，但这些并不是主要的。在这里，吕颂贤那个角色的作用大致相当于游戏中那个客栈掌柜，提供信息或者提供肉体，不就是为了让主角能走下去吗。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金手指”！

在《烈日灼心》中，除了四个主角，其它的人物统统都是功能性人物。有的为了展现主角个性，有的为了推动剧情发展，有的只是纯粹出来打那么一下酱油：比如片尾出现的那个拿着锤子突然就脚滑掉下高楼的不幸警察。其实连他也是有用的，他的死亡为段奕宏和邓超的戏增加了紧张感。

在回想这部电影时，我有个强烈的感觉，即使是四个主角，也都是故事的奴隶，他们行动，不过是为了完成这一盘棋。如果说杀人事件是A，主动去死是B，从A直接到B的行动逻辑和心理是讲得通的，就是不安和赎罪。但你如果拆分来看，角色每一步的行为逻辑和心理都讲不太通，好像这些行动的设计是从B直接倒推回去的，所以虽然觉得似乎是可信的，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代入感。

当演员认真地想要填满一个个符号化、道具化的人物时，即使表演可信，但难免还是会给观众带来一丝违和感。又或者，这一切只是因为镜头节奏还不够紧凑所以没法彻底给我洗脑。类型片不就是故事为王吗，笑场也可能只是因为观众不太习惯在国产电影中看到这么多新鲜的设定罢了。

总之，这是一部奇怪而好看的类型电影。我一定要去看第二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