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東方亮

　　2014年，中國定的經濟增長目標是7.5%，結果沒有保住，只達到7.4%;今年定的目標是7%，現在年已過半，中國會不會保7%?這個話題在本刋參與主辦的“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國際經濟論壇上，引起眾多的交鋒。7%，中國會保嗎?中國新常態，需要一個怎樣的新速度?

　　7%或維持到2020年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卓元多次參與撰寫中央經濟文件，他在論壇上表示，中國經濟正從過去兩位數的高速增長，轉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但是，經濟還是在探底過程中，經濟下行的壓力還不小，沒有在年均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中穩定下來，他認為，如果改革發力，政策得當，7%左右或者是6.5%左右的增速應該能夠維持到2020年，甚至是更長一段的時間，但是，如果說要希望持續時間更長，7%左右恐怕很難。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胡乃武表示，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的1978~2012年的34年中，年平均增長速度高達9.8%，一直處於持續高增長之中。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由過去的年平均9%多的高速自己緊縮為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這種緊縮不是偶然發生的，也不是一時的減速，而是將可能持續許多年時間，中國經濟的這種中高速增長被稱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常態。

　　胡乃武認為，實現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從必要性來說，按照國家確定的發展目標，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比2010年翻一番，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年平均增長率達到7%左右。從可能性來說，進入新常態，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可達到7.6%。

　　減速態勢無法扭轉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經濟學家袁富華則在論壇上表示，中國“十三五”的增長會發生以下的情況﹕勞動力投入了可能變為負增長，資本的存量高估預達到9.5%，資本存量維持高速增長，再假設TFP的貢獻在30%，他對“十三五”預測勉強超過6%，但如果“十三五”時期中國的TFP的貢獻不能達到30%或者是40%，那麼中國經濟減速的態勢根本無法扭轉。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沈越也認為，在中國經濟急速轉型的時期，高估了潛在增長率，“十三五”期間根本保不了7%。如果世界經濟沒有很好的利好的變化，美國經濟轉好，歐洲經濟恢復，新興經濟一片火紅，沈越覺得中國經濟能穩定在5%就算不錯。“十三五”期間，好一點做到5%左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李建偉表示，在面對着三大挑戰的情況下，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應該是一個週期性的下降趨勢，但是未來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保持着6.5%的較快增長是有可能的。

　　經濟增長掉兩個點也無所謂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彭建強則在論壇表示，如果說為了增長而增長，不斷刺激，那麼中國經濟發展會越來越被動。他認為經濟增長掉兩個點也無所謂，掉的這一塊是一個無效的增長，剩下的就是有效的增長。中國處於從後發優勢向後發劣勢的轉變期，過去的增長，數量的擴張、學習、模仿都是中國的後發優勢，以後面臨着可能是後發的劣勢。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瑞龍稱，中國GDP增速在總體回落中出現了部分區域塌方式的下滑，特別是東三省，前期表現比較好的中西部省份都出現了比較嚴重的下滑。同時，房地產投資的引領上總趨勢呈現了加速回落態勢，特別是固定資產投資，1~5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速11.4%，物價回落四個百分點。其次第三產業的引領下總供給持續疲軟，工業領域的蕭條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第二季度的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僅為6.2，較同期下滑了2.5個百分點。

　　胡乃武在論壇上提出的一個觀點很獨特。他提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取得了30多年高速增長的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為取得高速增長付出的代價，結構失衡、產能過剩、效益低下、環境污染、資源浪費卻不容忽視。據中國科學院數量經濟和技術性經濟研究所課題組2012年進行的預測，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國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帶來的損失約相當於GDP的8%。2001年以來，這一數字雖然有所下降，到2011年仍然高達4%。如果扣除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中國的真實經濟增長速度只有5%左右。因此，在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必須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之路。

　　劉樹成提出第四種可能性

　　論壇主席、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劉樹成表示，中國未來五年乃至更長遠的發展，既不能脫離實際，提過高的目標和要求，也不能囿於一時的困難和問題而縮手縮腳。劉樹成分析，2015年中國定了增長目標是7%。中國經濟增速在2007年達到14.2%的高峰之後，2010年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衝擊中，經濟增速略有回升達到了10.4%，但是總的來看，從2007年到2015年已經連續八年處於下行的調整之中，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三次回落中歷時最長的一次。

　　劉樹成提出中國經濟未來走勢有四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繼續往下走，由7%的增長降到6.5%，再到2020年的6%或者更低。劉樹成認為這種可能性的前提是宏觀調控不再守下限和保下限，而是促進增長下限不斷的下移。

　　第二種可能叫做一路走平，在7%左右一路持續走平，也就是中國經濟會繼續守下限。

　　第三種可能性是重返10%以上的高增長。這個政策涵義是強刺激，但是這種可能性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中國經濟不會輕易地重返過去兩位數以上的高增長。

　　劉樹成提出的第四種可能性，就是使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上下限之間正常波動。這種可能性的政策涵義就是以合理區間的中線為基礎，該回升的回升就要回升，該回落的時候就要回落。劉樹成認為，第四種可能性是中國應該爭取的。

　　劉樹成提出，新常態並不意味着中國經濟增速一路下行。如果中國從2007年以後經濟增速進入開始到回落期，而且一路下行2020年，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將會留下一條長達13年的一個下行軌迹，劉樹成稱，這是比較難看的一個下行軌迹。

　　劉樹成認為，新常態並不意味着經濟增速一路下行，不要把新常態泛化、娛樂化，更不要把一些異常化、非常態的現象統統說成是新常態。堅持以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堅持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新常態就是經濟增速一路下行。

　　田國強：保7%有代價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教授領銜的“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經過測試，認為中國經濟今年基準增長6.7%，樂觀會達到6.8%，悲觀的話只能達到6.5%。田國強認為，中國保7很難，一定要保，中國還是是可以做到的，關鍵是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田國強認為，鑒於用電量、貸款發放量與鐵路貨運量這三大關鍵指標分別涉及電網、銀行和鐵路的具體業績，易於核實，受地方政府幹涉造成虛報的可能性較小，且使用月度數據，在監測實體經濟運行走勢具有天然的優勢，據此構造的“克強綜合增長指數”可以發現第一季度真實GDP增速顯著低於官方統計數據，大約只有6.5%﹔用電量和貨運量在4、5月份迅速下滑這都顯示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下行通道。

　　田國強提出，若要保持增速7%，中國政府需要刺激經濟促使第三與第四季度實際GDP每月增長0.7個百分點﹔方能達到目標﹔短期需要大力加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這兩個季度的寬鬆性，引導投資拉動經濟。田國強認為，如果要保7，儘管央行已經在6月27日已經宣布降準和降息，但仍需要加大力度再降準50個基點以及降息兩次各25個基點才能達到預定的增長目標。

　　而在財政政策方面，田國強測算，在基準預測下，若想保持增速為7%，需要財政投入17萬億，同比增長12.1%，其中1~5月已經投入5.85萬億，還需繼續投入11.15萬億。田國強分析，由於需要追加的財政投入較大，由此帶來的財政預算壓力也大。不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是短期的，治標不治本。

　　田國強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點中樞已經下移，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下滑，真實情況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麽樂觀，認為未來二十年中國還能實現8%的經濟增長。田國強稱，當然，靠一味消耗資源和危機生態環境的粗放式發展也許可以做到，但代價巨大，中國經濟發展需要從要素驅動轉向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

　　田國強分析，造成當前經濟下滑的基本原因當然有週期性，但這個週期性太長了，已經連續八年了，除了結構性因素外，他認為目前管理弱化、缺失所導致的不作為，包括政策不作為和做事不作為也是重要原因。中國人對經濟的認知好似回到了原有的計劃經濟，或者說一旦遇到問題就是相信政府。股市這麽大漲甚至大跌，基本上就是政府的政策、政府官員的不作為造成的，沒有讓市場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仍然是重政府、輕市場﹔重發展、輕服務，“三重三輕”的現象沒有解決，甚至有強化的迹象。

　　需要非常規保7%?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沈越表示，新常態下需求管理政策也可能發生變化。舊常態下由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在空間很大，政府長期實際上採用擴張需求的政策，中國的政策基調是擴張性的，當然這種政策30多年來也付出了通脹、資產泡沫、產能過剩的代價，尤其是08年應對金融海嘯四萬億的投入。中國供給能力增長很大，所以稍經調整主要靠數量擴張形成的供給能力可以較快地吸納過度的需求，在新的平台上形成均衡。在新常態下，中國依靠粗放型投入來拉動經濟擴張的空間不是沒有，但會越來越小。增長對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技術創新的依存會度會越來越高。如果長期維持擴張性的需求政策，它的效果會越來越差，這也是為什麽保7%越來越困難，其負作用可能也越來越大。不是保7%保不了，如果採取非常規措施，採取類似四萬億的刺激措施，7%也是能保得了，八九不離十也能做得到，但是負作用有多大?這可取嗎?不可取。

　　微刺激與保下限越來越被動

　　劉樹成認為當前形勢下，微刺激與保下限將越來越被動。2012年、2013年和2014年這三年，宏觀調控每年採取的是微刺激與保下限的政策，打了三次下限保衛戰，每年形成了一個循環圈。也就是經濟增速年初下滑，緊接着出台一系列的零零碎碎的微刺激的政策，效果是經濟增速一個小幅的反彈﹔接着微刺激效力一過，經濟增速到了年底接着下滑﹔到第二年初經濟增速又面臨着一個下滑態勢，每年形成這樣一個循環圈。

　　2015年現已過半，但從年初開始，中國經濟又進了這個循環圈。年初經濟增速下滑又採取了微刺激措施，打了第四次下限保衛戰，但是微刺激措施缺乏持久的推動力，而且微刺激的效力也越來越弱。

　　要擺脫上述循環圈，擺脫年年打下限的保衛戰的局勢，防止經濟一路下行，已經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就能解決的了。靠簡單的放生政策靠一個一個的零敲碎打推出一些項目已經不可能解決了。要防止經濟增速一路下行，就需要從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更高層面來解決，從中國中長期經濟發展新的頂層設計的這個層面來解決。

　　歷史也不會簡單的重演，中國現在處在三期疊加：增速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劉樹成認為要加上一期，叫做新的政策探索期，是四期疊加。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沈越認為，政府要調整好適應新常態的心態，不能任性的駕馭市場經濟，控制經濟的增速。順應新常態，首先順應市場，明確政府可為與不可為的領域，避免不可為而強行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