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朱毛齋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目前正處於增速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新的政策探索期。在“四期疊加”背景下，應當加快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步伐，盡快走出經濟結構調整“陣痛區”。
“近年來在國家一系列的經濟結構調整政策措施的作用下，中國的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區域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和對外貿易結構都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但是，目前經濟結構的問題，仍然面臨着嚴峻的挑戰。”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許憲春研究員在7月4日舉行的第九屆“中國經濟增長與週期論壇”上指出。
“如果結構性政策沒有依託系統化的改革措施，這個結構性政策往往是要落空的。”中國人民大學學術期刊社社長楊瑞龍教授認為，中國要用需求管理的政策來應對沖產出結果的擴大，採取能夠兼顧週期性問題和結構性問題的兼容性政策在當前尤為重要。
與會專家指出，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目前正處於增速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新的政策探索期。在“四期疊加”背景下，應當加快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步伐，盡快走出經濟結構調整“陣痛區”，為經濟的平穩發展鋪平道路。
經濟結構面臨嚴峻挑戰
“經濟結構問題既是當前經濟發展中面臨的突出問題，也是長期經濟發展戰略問題。”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許憲春用翔實的統計數據對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和面臨的挑戰和與會者分享。
“首先我們看產業結構，第三產業的比重依然偏低。”許憲春提供的世界銀行的數據表明，世界平均水平第三產業佔比是70.18%，現在中國還不到50%，有20多個百分點的差距。和高收入的國家有差不多25個百分點的差距;較中國所處的中等收入國家平均55%的佔比，也低6到7個百分點。
“高技術產業偏低，高能產業還是偏高，雖然高技術的行業的佔比在上升，但是只有10%左右。而高耗能行業雖然比重在下降，仍然接近30%，所以高耗能的行業佔比還是特別突出。這是中國能耗高﹑環境污染重﹑二氧化碳排放多的重要原因，需求結構也面臨着嚴峻的挑戰”，許憲春說。
區域發展不平衝依然突出
“在區域結構方面，中國仍然面臨着諸多挑戰，首先是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依然突出，中西部地區發展仍然明顯落後於東部地區。”2000年最發達的省份的人均GDP是最不發達省份的人均GDP的十倍，2014回落到四倍，改變相當明顯，但是絕對差距還在擴大中。他舉例說，2000年上海的人均GDP是三萬多人民幣，貴州人均GDP是兩千七百多。那麽到2014年上海的人均GDP是九萬多，然後貴州的人均GDP是兩萬六千多，相差的是七萬多。2014年貴州的人均GDP和上海的人均GDP的絕對差距是1993年的2.6倍，絕對差距還是在擴大。
中西部面臨更大挑戰
“中西部地區在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遇到了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嚴峻挑戰。”許憲春說，本來是東部地區的發展，然後實現梯次轉移，轉移到中部和西部，但是遇到了全國是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當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時候，西部雖然勞動力成本低於東部，但是上升也很快，中國遇到東南亞發展中國家更低勞動力成本的競爭，所以中西部地區面臨着更多的挑戰。
“收入分配結構方面我們依然面臨着挑戰，我們的居民可支配成本在上升，但是和發達國家比較還是偏低，特別和美國、澳大利亞這樣的國家比我們偏低。還有一些和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差別不是特別大，但是一些發達國家的實物社會轉移比較多。比如說免費的教育和醫療比較多，如果按照實際可支配收入，差距會更大。”許憲春分析，雖然中國也有實務社會轉移，教育和醫療，但是不全是免費，有一些發達國家是免費的。
“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偏大。首先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偏大，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差距依然偏大，基尼系數依然偏大。”雖然國際市場上還沒有一個標準說法基尼系數多少是合適的，但是不少專家認為基尼系數小於0.2的時候是過於平均，0.2~0.3是較為平均，0.4是比較合理，0.5屬於過於懸殊。許憲春透露，中國的基尼系數0.496，還是偏大。
許憲春說，“在對外貿易結構方面，我們是服務貿易嚴重滯後於貨物貿易。”他提供的數據表明，中國貨物出口佔絕對比重是90%多，服務出口不到10%，兩者差距非常大。許憲春進一步分析，中國服務進口也是低水平，但是要比服務的出口佔比高出一倍左右。“我們有過多的進口服務，但是我們出口的服務是比較少的。”他說，發達國家服務出口都是比較高的，特別是像英國30%多，美國的也是接近30%，中國只有8.6%。“即便與金磚國家相比中國也是最低的，說明我們服務質量和水平滿足不了國際市場需求，這是很突出的問題。”
中國面臨雙重擠壓
“同時，我們貨物貿易又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雙重擠壓。”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歐等發達國家推行再工業化，中國高端製造業趕不上，質量趕不上發達國家。但是中國低端的製造業勞動成本又比較高，所以受到雙重擠壓。
“現在的經濟下行﹑是由於中國的人口紅利、改革紅利，工業化紅利、人口紅利等等衰減所造成的，所以要淡定。中國主要問題是增長質量有問題，結構有問題，所以我們希望騰出手來以時間換空間，通過結構調整來提升我們的質量。”在7月4日下午的分論壇上，原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學術期刊社社長楊瑞龍教授說。
打造現代製造業發展新體系
許憲春研究員的發言引起一些與會者的共鳴，他們在發言中稱，產業結構調整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頭戲，要加快調整步伐，使中國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結構和比例更加合理。
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沈坤榮教授認為，中國確實需要大力推進第三產業發展，但他強調要全面推動製造業的轉型升級，加快形成以技術、標準、質量、品牌和服務為核心的競爭新優勢，按期完成基本實現工業化的戰略目標，為建設世界先進製造業強國打下堅實的基礎。
沈坤榮教授說，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在產業層面，要按照做大、改造、退出、轉型淘汰的基本思路，來打造結構優化、技術先進、清潔安全、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製造業發展新體系。“這裏最重要的就是做大發展佔領性新興產業，力爭在最有基礎、最有條件的領域率先突破一批關鍵技術，形成中國新的支柱產業和重要增長點。這在東部地區已經看到了一點曙光，轉得快的地方就有好的收益，所以企業還是有技術基礎。積極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先進適用技術和低碳環保技術來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提高製造業智能化水平。”他提出，要探索服務型製造業新模式，強化先進製造業和生產服務業協同定位的空間聚集效應，引導和推動企業通過管理創新和業務流程再造，真正把先進的製造業與劃界過剩產能有機結合起來，通過擴大市場需求和兼併重組等方式，分流施策，消化、轉移、整合、淘汰一批過剩產能，推進產業向高端化演進。要注重發揮經濟槓桿、市場培植和價格機制的作用，採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一批相對落後的產業。
提升重點領域的智能化
“在技術層面，大力實施科技強國和創新驅動戰略，推進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開放融合、自主高效、安全可控的技術創新體系。”他認為，最重要的是以企業為主體，加快推進科技體制改革，通過渠道創新、機制創新和管理創新，打通科技成果從實驗室到市場的快速通道。建立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支持高校、科研機構同知名企業建立2025創新創業聯盟開展聯合攻關。“企業微觀主體是有這樣的市場需求，技術怎麽符合市場來進行打造，適用技術需要科技體制的改革。”沈坤榮提出，要加快提升重點領域的智能化水平，建設若干個面向全行業提供共性技術支撐和服務的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建設一批智能製造單元、智能生產線和智能工廠，開發一批標誌性的重大智能製造業成套裝備促進工業機器人在關鍵生產線的規模應用。
“產品層面，大力實施質量品牌戰略和質量提升行動，着力提升企業產品提檔升級和中國製造的整體形象，加快形成較為完善產品質量標準化體系。”沈坤榮說，要完善產品質量監管體系和認證管理體系，制定和實施與國際接軌的製造業質量、安全、衛生環保和能耗標準，實施全生命週期的質量管理和流程追溯，強化企業質量的主體責任，尤其是食品。推進製造業品牌創建，引導企業製定品牌培育管理體系，健全集體商標、原產地註冊、國家地理標誌等註冊管理制度，打造一批特色鮮明、競爭力強、市場信譽好的產業集群區域品牌。“一定要樹立品牌消費觀念，提升品牌附加值和軟實力。”
“在企業層面，進一步優化組織結構，注重國際化經營，突出特色化發展，構建互利共贏，優勢互補，大中小企業協同發展的企業生態體系。”沈坤榮提出，要支持行業龍頭企業圍繞產業鏈延伸配套和上下遊一體化經營，鼓勵企業在海外併購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研機構，或在人才和信息資源密集地區設立企業自我主導的研發機構，發展總部經濟，培育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具有領軍帶動作用的大企業和企業集團，提高整合國內外資源能力。支持中小微企業專精特新發展，培育一批擁有自主品牌和技術，在行業內位居前列、能夠參與國際協作分工和競爭的行業單打冠軍企業，構建不同類型企業的生態產業鏈，按照產業聯動、企業協同、產品關聯的組織體系要求，培育與大企業協作配套產業鏈上的中小型骨幹企業、重點企業，形成圍繞市場、技術等因素構建起來的新型大中小企業協作關系。中小微企業的發展要成為大企業的配套，怎麽形成一個不同層次的協同和配套非常重要。
產業轉移要提高升級
“在佈局上，按照錯位競爭、優勢互補、融合互動原則，加強區域互動，優化產業佈局，培育現代產業集群，構建以產業園區為載體、鏈片點線緊密結合的生產力佈局體系。”他認為，要把現有資源整合起來，推動國內製造業產能在中西部有序轉移，鼓勵通過要素互換，合作興辦園區，企業聯合協作，有針對性、有重點地安排東中西產業援助項目，在產業轉移中實現提高升級。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胡乃武認為，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增長是結構優化升級型增長，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增強產業國際競爭力就要優化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概括的說就是加強第一產業，提高第二產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胡乃武強調，提高第二產業，就是要積極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振興裝備製造業，着力淘汰過剩的落後的產能。“新興產業是對經濟社會全局和長遠發展具有引領作用的產業，對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具有重大意義。政治性新興產業發展，以科技創新為核心，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主導，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其快速發展。”胡乃武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裝備製造業發展很快，2011年中國的裝備製造規模已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位。中國目前只是世界製造業大國，還不是製造業強國，製造業仍然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產能過剩問題突出，因此優化產業結構，就必須認真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把中國製造業從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逐步向中高端提升。”
推動第三產業快速發展
“首先是產業結構的調整，我們當然還是要繼續加大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的力度，解決第三產業發展的滯後問題。”針對經濟結構存在的挑戰，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許憲春提出建議說。他同時強調，第二產業比重較高，有它的必然性，因為中國現在是世界工廠，為世界生產產品，所以第二產業有一定的佔比比較高，也是可以理解的。“三次產業的發展都需要通過創新，無論是一產業﹑二產業﹑三產業都是通過創新發展的，再依靠傳統的拼勞力和資源肯定是不可持續的。”
“對外貿易的結構方面，要堅定不移的推動服務業的對外開放，推動中國服務業貿易的發展，推動中國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協調發展，進而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促進就業和民生的改善，推動中國從服務貿易大國向服務貿易強國轉變。現在我們是世界上最大的貨物貿易進出口國。同時我們又是世界上服務貿易最大的逆差國。我們是貨物貿易的最大的順差國，也是服務貿易的最大的逆差國，這種貿易應該得到改善”，許憲春說。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是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增長。”胡乃武教授認為，中國產業結構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服務業發展滯後。2013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佔全國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6.1%，不僅低於高收入國家服務業平均72.5%的比重，而且低於中等收入國家平均為53%的比重。服務業的結構不盡合理，生產性服務業，如金融保險、諮詢、技術服務等行業規模過小，數字比重過低，因此優化產業結構就要大力發展服務業，使服務業的規模和結構與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對服務業的需求相適應，尤其要積極發展金融保險、信息網絡、技術軟件和科技服務的現代服務業，發揮金融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使其更好的為實體經濟服務。
進入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增長
胡乃武教授說，1978年至2012年，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經濟增長是以工業為主導的增長。1978年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62.3%，第三產業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有27.7%。2013年服務業增加值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經從1978年的23% 上升到46.1%，對拉動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8.2%，首次超過第二產業46.5%的貢獻率，就是說進入新常態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開始了以服務業為主導的增長。在目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情況下，中國每年的新增就業總量卻高達1300多萬，比此前以工業為主導的增長時期每年新增的就業量還多出300萬，其原因就在於服務業屬於勞動密集型行業，今後中國服務業的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以及服務業就業比重都將逐步提高，力爭達到70%以上，形成新常態下促進經濟增長和新的就業的第一大產業，這是服務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沈坤榮教授也認為，發展科技、金融服務業對打造現代製造業新體系很重要。“促進科技與金融等重大資源要素的深度融合，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提升服務鏈，圍繞服務鏈配置資源鏈，開展創業投資、銀行信貸、科技保險等一站式服務，建設一批科技金融服務中心，完善區域多層次新要素市場。”
各級政府要有所作為
“我們會發現，中國開始把自己十二個行業的產能像鋼鐵、有色、建材鐵路、電力、化工、輕紡、汽車、通訊、工程機械、航空航天、船舶、海洋工程等通過一帶一路進行全球配置。”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教授在談到政府在調整經濟結構的知道作用時說，“十五”期間，中國鼓勵走出去在境外搞加工貿易，在國外拿能源資源;“十一五”期間推動原產地的多元化，到國外搞基礎設施;“十二五”期間推動國際營銷網絡平台的建設和重視當地的民生和社會責任;“十三五”期間用資本輸出的方式帶動中國的全球貿易、全球投資、全球生產的佈局，將是一個新變化。
“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取向，實施結構性減稅，改進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的稅制，擴大對小型微型企業的優惠幅度，多個政策還是要銜接的，尤其是稅制改革，必須要有銜接性和階段性，但是多予少取放活確實是正確的取向。”沈坤榮教授認為，要加快稅制改革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他同時提出，加快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健全信用監管和失信懲戒制度，提高企業家社會責任意識，加強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形成的激勵和約束，這不單單是社會需要，其他也需要，因為良莠不齊的企業家傷害的是整體，而不是個人。
“理論上來說，結構性政策是解決增長問題的，並不是解決結構問題的。正因為這樣的結構性理論和政策，一方面我們可以衝破惡性循環，但是另外一個方面是由於潛入的政府力量，導致對要素市場的干預和要素價格的干預，這種干預帶來了發展中國家的後發的限制。”楊瑞龍教授說，對市場的干預恰恰導致結構問題。“結構問題是由結構性政策造成的，換來了增長。所以我們現在都想用一個不再結構性條件下解決結構問題，但是後來發現往往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得到效果非常小。所以後來有的抱怨產能過剩誰造成的?什麽產業在產能過剩?後來發現都是發改委在管市場，如果發改委不管的話就不會產能過剩了，這是有政府的干預。”
“不是說我要否定產業政策，產業政策要解決的問題，在目前的體制結構不變的情況下，我們想要單純從產業上做文章很困難的，最終會換來經濟的下行，會衝破體現，我們根本沒有用時間來換空間。給一個機會說給調整好了，調整好了再解決市場問題，不可能。”
“任何一次的經濟危機和危機調整，都是總量因素和結構性因素，趨勢性因素和週期性因素的疊加的產物。因此這決定了我們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管理，一個方面要用結構性政策環節潛在的產出水平的下降的空間，這個沒有問題，這個裏面最重要的是改革，沒有改革，是很難解決這個問題的。”
“如果結構性政策沒有依託系統化的改革措施，這個結構性政策往往是要落空的。但是這個是中長期的問題，往往是遠水解不了近渴。”近渴是什麽?楊瑞龍教授說，一方面我們要用需求管理的政策來應對沖產出結果的擴大，更為重要的是採取能夠兼顧週期性問題和結構性問題的兼容性政策在當前尤為重要。
“高度重視中國在大轉型中區域性和結構性的差異，避免政策整齊劃一。當前不能有整齊劃一的政策。”楊瑞龍教授提醒說，儘管宏觀經濟在結構和區域上的張力導致局部塌陷帶來了連帶的效應。當前中國不同的效應已經在中國區域政策管理中出現了強烈的表現，所以政府應該有一些區域性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