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曾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人民日報》副總編輯，1991年“皇甫平”系列評論的主要組織者和撰稿者(資料圖)
原標題：從皇甫平到皇甫欣平：面對改革，我從不悲觀
周瑞金推開上海番禺路一家咖啡館的門，時間剛好是下午三點整。1月13日的上海下起了雨，周瑞金准時赴約，接受本刊記者的專訪。他衣著樸素，戴著金邊眼鏡，走進來的時候並未引起旁人關注。雖然他常來這裏，但鮮有人知道他就是當年“皇甫平”系列評論的主要組織者和撰稿者。
2014年10月，周瑞金帶領新的團隊，發萬字長文談如何終結腐敗，這次他用了新的筆名“皇甫欣平”。這讓很多人覺得“皇甫平又重出江湖了”，他也因此再次被大眾關注，並被一些媒體在2014年年終的時候評為“年度人物”。“其實我一直在寫文章，只是沒有用‘皇甫平’的名字，這個名字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署名，我後來基本就不再用了。”周瑞金說，“雖然我退休了，但是我的筆並沒有退休。”
周瑞金常說“寧做痛苦的清醒者”，這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本色。面對現實，他也會有無力感，但從不悲觀。他認為社會發展的大方向是好的，曆史的發展是多方面的合力，“我始終堅持‘離經不叛道、犯上不作亂’的操守，用自己的眼光觀察，用自己的腦子思考，用自己的嘴巴說話，用自己的筆寫文章。”
人生的悲喜劇
1991年2月15日，農曆大年初一，《解放日報》刊登《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的評論，署名“皇甫平”。之後，《解放日報》又相繼發表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
在1991年春節前，周瑞金在一位上海市委領導家裏，看到鄧小平在上海發表的講話材料，“小平同志的講話材料讓我很激動，這激發了我撰寫評論文章傳播這一談話精神的想法。”於是在小年夜，周瑞金請了上海市委政研室的施芝鴻、《解放日報》評論部的淩河，三人商討共同合作，形成“皇甫平”寫作班底，在兩個月的時間裏連續發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評論文章。
這些評論文章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激發了一場關於改革開放“姓社姓資”的激烈交鋒。
“皇甫平”系列文章，讓周瑞金受到了一年多的“圍剿”，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壓力，直到1992年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這個“公案”才翻過來。雖然這件事情屢次被問起，他也說過很多遍，但再次說起，他依然很有感慨，“因為‘皇甫平’系列文章，我有‘一失一得’，這正是一場人生的悲喜劇。”
周瑞金本來是要到香港《大公報》擔任社長，1990年底上海市委領導就通知他要做好到香港的准備，1991年初港澳工委領導催他早一點到香港，但因為這幾篇評論文章，本來機票都已買好的周瑞金接到通知，不能去香港了。“當初我很想去香港，是為了見證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這一曆史時刻，了解香港‘一國兩制’的發展曆程。作為新聞人，能夠見證這樣難得的曆史時刻，也不枉我新聞一生。但我最終沒有去成。”周瑞金說這是“一失”。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以後，“皇甫平”系列文章擴大了影響力，“皇甫平”三個字也因此被賦予了更多的猜測和想象空間，成為被曆史記錄的名詞。“我也因此被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從上海市委機關報調到中央機關報工作，這是‘一得’。雖然我在那裏工作只有十年左右的時間，但作為媒體人，在這個平台上能夠擁有更大的視野，是難得的機會。‘皇甫平’系列文章使我的人生成為評論的人生，也是為改革鼓與呼的人生。”
“在中國重要的曆史關頭，我為傳播小平同志新的改革思想、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發揮了輿論先導作用。就這一點來講，我感到非常榮幸，是曆史給我的機會。”今年已經76歲的周瑞金說這些話的時候，露出堅毅的神色，“皇甫欣平”的名字是他接下來繼續“戰鬥”的代號。
周瑞金近照攝影/徐豪
為改革鼓與呼
周瑞金的每次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發聲”，都緊隨著中國改革的曆史進程。
周瑞金說，上世紀90年代前後，國內發生了政治風波，國際上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在這一背景下，有人將國內的波動歸罪於改革開放。“中國到底是往前走搞改革開放，還是往後退回到階級鬥爭，這是很關鍵的曆史關口，所以有了‘皇甫平’系列文章。”
進入《人民日報》工作以後，周瑞金開創了“任仲平”評論專欄，這也是延續“皇甫平”文章精神，為改革提供思路。“1994年，也就是黨的十四大以後，中央推出財稅、金融、投資、國企、外貿、行政體制等六個方面的改革，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了框架。我在‘任仲平’專欄發表《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堅戰》，為全面改革鋪路，這篇評論引起很大反響，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看了非常高興，給予很高的評價。”
2006年，周瑞金發表了《改革不可動搖》，這被媒體認為是當年最具影響力的評論。文章署名為“皇甫平”，這也是這個名字時隔15年後再次出現。周瑞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有三次關於改革的大爭論。第一次是1982年前後，關於商品經濟的提法引起了爭論。1991年、1992年，改革“姓社姓資”之爭，這是第二次大爭論。第三次爭論是2004年開始的，很多人認為市場化改革是社會問題的根源，所以他發表了這篇評論，重申改革不可動搖。不過，這篇文章引來了網絡上的一片罵聲，很多人批評“皇甫平為既得利益者辯護”。
“其實這裏面有些誤會，這篇文章是給當時的《世界》雜志寫的評論，闡釋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以改革的思路解決改革過程中產生的問題的重要觀點。”周瑞金說，“後來我在東方網評論專欄也發表了，再後來《財經》雜志也采用了這篇稿子，主編認為使用‘皇甫平’署名會有更大影響力，在沒有征求我意見的情況下用了這個名字。”
至於“為既得利益者辯護”，周瑞金稱，“我作為一個為主流媒體工作了幾十年的老報人，一直以黨的決議、決定的精神為指導，結合實際和民眾的願望和要求，寫出政論文章，這怎么是為既得利益者辯護?”
在十八屆四中全會前夕，周瑞金用“皇甫欣平”的筆名發表文章，也是沿著“皇甫平”文章的改革思路，在新的曆史階段提出新的問題。周瑞金覺得應該對當前的腐敗形勢加以判斷，研究怎么從制度層面防治腐敗，“這和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精神是相符合的。”至於為什么不用“皇甫平”的名字，周瑞金認為那個署名是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產生的，在新的形勢下，那個名字已經不合適再用了。
中國式文人情懷
在交談中，“國家”和“人民”是周瑞金的高頻詞彙。“工作可以退休，我的筆是不能退休的。我關心著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運，我還要經常的發聲，這是本分。”寧做痛苦的清醒者，這是周瑞金常說的話。痛苦不是悲觀，是一種期望，是面對社會問題、政治生態問題，憂國憂民情懷的表現。
“解決國家存在的問題，推動社會改革和進步，需要我們知識分子，特別是關注公共利益的知識分子來努力。我們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清官’、‘好領導’身上，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公民責任。”
“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這是我從事報業幾十年來，特別是‘皇甫平’文章發表以來的人生信條。”周瑞金說。“我現在過著很平淡的家庭生活，人家講人走茶涼，我的觀念是，要喝熱茶自己燒，你不在崗位上不做原來的事，當然沒有原來的熱茶。”周瑞金在國有企業當過獨立董事，也在民營企業當過顧問，更多的時候，他將文章發表在網絡上，“我以前寫的都是新聞評論，刊登在主流媒體上，現在更能和社會基層貼近。”
周瑞金有一兒一女，兒子在做媒體工作，算是繼承了他的衣缽。女兒以前在國外讀書、生活，2010年周瑞金把女兒、女婿動員回國。“我的子女都在身邊，現在是九口之家，四世同堂，其樂融融，我正過著享受天倫之樂的老人的生活。”現在周瑞金每天早上七點半起床，晚上十一點多睡覺。打坐半小時以上是他每天雷打不動的項目，天氣暖和的時候，他也會晚上在外面走走路。在家庭生活方面，他更願意做一個無憂的清靜者。
雖然已經76歲了，但周瑞金也是個“網蟲”，每天上網三個多小時，關注國內外時事，看網友的評論，他還有微信，加了很多微信群。“我們要加個微信，來，掃一掃。”交談中，他熟練地調出微信二維碼。
“寧做痛苦的清醒者”和“願做無憂的清靜者”，從內心來說，您更傾向於哪一個?面對提問，周瑞金微微思考，他說這兩者是統一的，從老年人心態來說，應該以“無憂的清靜者”為追求。但他是老報人，還有一份家國情懷，所以還要“寧做痛苦的清醒者”，“隨著年齡的增大，我這種清醒者的心態會越來越淡，清靜者的心態會越來越強，最終我還是要退出社會舞台。”
對話周瑞金：
面對改革，我從不悲觀
中國報道：2014年10月，您用“皇甫欣平”的署名發表了引起轟動的《終結腐敗》，為什么會有“皇甫平”到“皇甫欣平”的變化?這個名字有何含義?
周瑞金：因為“皇甫平”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署名，“皇”用我們閩南話就是“奉”，而“甫”就是“輔”，當時的含義是“奉命輔佐鄧小平”，不宜再用了。“皇甫欣平”有新的含義，主要有四個“新”：
新的寫作團隊，現在沒有原來的人參加，而是有新人參入。
新的對象，當初的“平”是屬於鄧小平，是宣傳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今天我寫的文章針對的是新的領導集體，為現在的改革思想和觀念鼓與呼，所以此“平”非彼“平”也。
新的心情，當初面對改革可能走回頭路，心情是很憂慮苦悶的;而現在我們寫終結腐敗的時候，看到十八大以來全面推進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很鼓舞人心，這個“欣”是欣慰的意思，也是新的意思。
新風格，原來寫“皇甫平”文章，是傳達性的，也就是把中央的重要精神通過評論傳達給讀者;“皇甫欣平”文章，在傳播手段多元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再去“傳達”，習近平的講話精神都可以很及時地傳達，所以現在是策論式的評論，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觀點，給中央提供參考。今後我寫作的風格就是這種風格。
中國報道：您剛才說到“奉命”，也說到“傳達精神”，那么“皇甫平”系列評論是受指示撰寫的嗎?
周瑞金：“皇甫平”系列評論不是受誰指示寫的。“傳達精神”，這是出於我自己的責任感和職業的敏感;奉命，是奉曆史、人民之命，不是奉哪個人之命。
中國報道：在常人看來，您是“退休副部級幹部”，也是經常針砭時弊的“政論家”，這二者可能會存在沖突。您如何權衡這兩個身份?
周瑞金：我是個老報人，當然，也是一個有副部級身份的老報人。從複旦大學讀新聞系開始，就是國家和人民培養了我。我在《解放日報》和《人民日報》幹了幾十年，是黨和人民培養了我的這支筆。作為一名老報人，我只有把人民給我的回饋給人民。
我的人生價值不在“副部級”，而在“老報人”。工作可以退休，但我的筆是不能退休的。我關心著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命運，我還要經常的為改革發聲，這是本分，就是損害到副部級身份，我也在所不惜。
中國報道：您覺得當前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改革”依舊是當今的主題詞，您如何看待當前的改革?
周瑞金：改革更重要的是要進行體制改革，30多年來問題的症結在於體制問題。吏治腐敗、司法腐敗、輿論腐敗，這些都超出一般經濟領域的腐敗，這是制度的腐敗。當然還有社會問題、生態問題，這些問題加起來，形成階層的固化，或者說利益的固化。
現在我們已經有了頂層設計，目標和任務是明確的，但是起步艱難，落實艱難，涉及到真正體制改革的還動作緩慢。總的來講，新的領導集體，一手抓反腐，這一點抓得很出色，成效有目共睹;另一手抓改革的頂層設計，全面推進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這兩個要害抓住了，但還要再等兩到三年看落實力度和效果。
中國報道：那么，要更好地落實改革，您有何建言?
周瑞金：我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看法：一是對集權的看法，集權是為了克服深化改革的障礙，加強權力執行的有效性。但集權不能專斷，如果不善於擷取集體智慧就會走向反面效果;集權不能包辦，集權是為了動員更多的人推動改革，如果沒有廣大基層幹部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也是要失敗的。
二是對民主和法治的看法，它們是一體的兩面。全面依法治國，本身就包含著民主，以人民為主體，堅持人民主體地位。而民主沒有法治的話，就是民粹主義。法治不能變成公權來限制民權，要保障民權，限制公權，這才是依憲治國的要義所在。
三是黨要領導改革，領導法治，要起到堅強的領導作用，關鍵的是要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本身，黨不能淩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改革必須要觸及的就是政治改革。在一些地方，黨的領導變成了個人的權力壟斷獨攬、包辦一切，這樣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不改革行嗎?
中國報道：您是一位老報人，也是一位為改革鼓與呼的建言者，這么多年來，你有感到過無力和悲觀嗎?
周瑞金：無能為力之感還是有的，但社會前進遇到的問題都是客觀的存在，個人再有憂國憂民之心，社會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你的希望演變。雖然會有無力之感，但是我從不悲觀。我們不能只相信《新聞聯播》裏的中國，它的光明面太多了;也不能完全相信網絡裏的中國，它揭露的陰暗面太多了;我們更要看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中國。只有把這三個方面結合起來看，這才是真正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在向好的方向發展，因此讓人抱有希望。
中國報道：在這個年紀，回顧走過的路，您有什么感想?
周瑞金：我希望能成為有佛心、道骨、儒表的人。我對國事、社會事、天下事，寧做痛苦的清醒者;對家事、子女事、個人事而言，願做無憂的清靜者。自己這一輩子前20年是一個學習做人、接受教育的階段，後來用了15年時間真正熟悉新聞，采訪、報道、評論、拼版都會了，真正發揮自己作用的是改革開放這30多年。我現在76歲了，大概還能幹到80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