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4日，國務院公布新一輪任免名單，62歲的于幼軍被免去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以下簡稱南水北調辦）副主任一職。

 

　　此刻南水北調中線正式通水剛過滿月。一切都顯得平靜。當天，2015南水北調工作會議在河南南陽舉行，于幼軍仍位列主席臺，并將循例發言，總結工作，這應是他在這個崗位上最后的公務了。

 

　　這位曾經的明星官員，仕途幾度起伏，幾乎每次職務變動，都曾備受解讀。

 

　　細察年齡，于幼軍實際已經“超期服役”近兩年。2013年冬，他寫就的《求索民主政治》就已被外界視為謝幕之作，當時的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理論上，組織的電話隨時就會來了”。

 

　　這個電話遲到了一年多。

 

　　與水利的緣分

 

　　還是一本書。2010年12月，于幼軍利用兩年仕途低潮期寫完《社會主義五百年》后，就接到了任命通知。

 

　　此后，他一直在北京玉淵潭南路一號的國務院南水北調辦上班，任黨組成員、副主任，分管環保、財務等工作。這里曾被外界認為是官員東山再起的過渡之地，孟學農因“SARS”辭去北京市市長后，就是在這里重新出發，后轉任山西省省長。

 

　　但于幼軍最終平靜地度過了4年，再無變化。

 

　　他事后回憶說，“搞水利，還是有點緣分的”。在山西主政時，他就曾歸納山西之短在于水，更主要是工程型缺水，所以力推水利水庫建設，甚至親自找到水利部長，爭取水庫建設規劃；更早些，在深圳市長任內，亦有治水舉措。

 

　　彼時更多的應是坦然受之的心態，他曾半開玩笑說，“如果是組織叫我去掃大街，我都會比別人掃得干凈，我干啥我就盡力去學好，把它干好”，接到調令后，他還沒正式報到，已經去國家圖書館借書學習水利工程知識了。

 

　　在到任半年的時間里，他將南水北調中線和東線走了一遍，邊考察，邊請教，惡補水利知識。2013年冬天，他最為關注的是通水之后的水質和水量問題。

 

　　盡管自認是水利的門外漢，但于幼軍也總能發現問題，提出改進建議。比如當時網上議論說，長江枯水期時，南水北調調水會導致海水倒灌的風險，他去實地調研后，覺得確實是個值得關注的隱患。他當時還注意到，中線調水沒有調蓄湖，水經過各大城市直接進了水廠，但一停調水可不是小事，影響居民用水，而丹江口水庫正常年景蓄水都有問題，“確實應該有個不時之備，應該搞應急水源，也就是搞后備水道。”這樣的建議反饋給水利部后，水利部的領導說，“你這個門外漢眼睛很厲害，眼光很狠，一抓就抓到了命脈。”

 

　　于幼軍認同在缺水的中國修建水利工程的必要性，但也提醒，“我們怎么樣能夠順應大自然，順勢而為，千萬不能違背了大自然的規律，硬干蠻干，那都是不行的，都會受到懲罰。”

 

　　對于三門峽水利工程的問題，歷史證明黃萬里是正確的，“現在看來，如果能全面深入關注專家們的意見，可能遺憾就會少一些。很多事實已經證明，人類戰勝不了大自然。”他也曾嚴肅地說，南水北調工程的爭議不是沒有，比如長江究竟有無水可調。他自己查資料琢磨，結論是不存在無水可調的問題。

 

　　書讀進去，人走出來了

 

　　于幼軍的辦公室，在南水北調辦大樓六樓，不遠處便是玉淵潭公園。冬天時，冰封湖面，百木蕭疏，夜晚時分，正是寂靜讀書的好氛圍。身邊的同事歸納他在南水北調辦的業余時間，“工作之外，就是看書寫作”。

 

　　他后來將自己的辦公室命名為玉淵潭書房。辦公桌背后是一幅山水國畫——深山秋意圖，背后的書架隔板上，擺著兩張7英寸大小的照片，若不近看，很難察覺是與國家領導人的合影。除此之外，全是書架，滿滿的書。

 

　　于幼軍的辦公桌上，除了家人的照片外，最多的也是書，每本書都壓著便簽條，上面留有密密麻麻的讀書筆記。

 

　　于幼軍的家人大多在外地，除了偶爾回家探親外，他就住在大院里，下班后，在食堂吃完飯，就是繞著玉淵潭散圈步，然后回到辦公室，也就是玉淵潭書房，夜讀思考。

 

　　與早年擔任深圳市長、山西省長時的開放高調相比，在南水北調辦的時光里，于幼軍恪盡低調，公共視野里寥寥幾次采訪，均是和自己分管的調水工作相關，個性化的表達和本職之外的信息難覓蹤影。

 

　　唯一可堪矚目的還是書，而不是人。2013年冬天，他出版了《求索民主政治》，這本書的副題正是“玉淵潭書房札記”，算是他在辦公室里讀書思考的心得總結。

 

　　熟悉他的人說，“他跟我們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書讀進去了，人走出來了’。隨著時間的沉淀，他書讀進去了，人也從困境里面走了出來。”

 

　　《求索民主政治》，雖為札記，但實際上是一本立論嚴肅、具有高度現實針對性的研究著作，而討論主題事關“民主政治”。于幼軍試圖從學術的角度出發，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之下，求索中國政治的未來。

 

　　他知道這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寫作時要求“言必有據，言必有經典支撐”。

 

　　這本書的出版沒有任何發布式、讀書會、評議會和推廣行為，這也是于幼軍的要求。他希望一切以正常的狀態面世，接受社會各界評判、爭鳴。

 

　　但書的封面創意為他親自構思，底圖為蛇形梯路，蜿蜒前行消失在遠方，預示著書的主旨是梳理世界各地的政體樣本，從中尋找中國特色的正道坦途。

 

　　“這是一條彎彎曲曲的路，我相信會越走越寬，而且一定會步入人類文明共同的大道。”他說。

 

　　《求索民主政治》之后，他將興趣轉移到了“文革”研究，并希望能對這段歷史有所思考和記錄。

 

　　“重回起點”的三書先生

 

　　于幼軍仕途發端于廣東，歷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深圳市長，后轉任湖南、山西，再至文化部。幾十年的仕途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山西和文化部的經歷。但離開崗位后，他絕少再提及。

 

　　他事后提及離開山西時說，“很舍不得，因為很多事正在進行，已經開局了。”

 

　　2007年8月，中央在將于幼軍調離山西時，評價他：“視野開闊，改革開放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強；敢抓敢管，作風務實。”

 

　　這些評價顯然都是有所指的。面對山西當時嚴重的環境污染，人家說要壯士斷腕，于幼軍則說即便是壯士斷臂也要干。一年之內，山西炸掉了三千多個小焦炭廠，關停了七千多個小煤礦，還有一批小化工廠。

 

　　當時的阻力非常大，有人質疑、反對，包括他在任內提及的“煤炭零增長”理論也受到非議。很多人認為，從深圳過來的省長，應該帶領大家大干快上，放手大干，怎么來了個要“煤炭零增長”的省長？

 

　　“我反復給大家講道理，發展是為了改善、提高人民的生活，可山西當時因亂挖煤礦造成幾千平方公里地質塌陷。我說，如果要對山西長遠發展負責的話，如果要對山西人民的根本利益長遠負責的話，那些搞法是行不通的。”

 

　　這些只是鐵腕的一面，他后來回憶，還是不改初衷。

 

　　但令他欣慰的是，“在山西的幾年，我打爛了很多人的飯碗，但山西人對我還是很好。”

 

　　那時，山西很多小煤礦背后總有基層干部充當保護傘，他實行了嚴厲的問責制和一票否決制度，真的撤了一批干部。“我是準備選舉丟票也要管的，但從未想過我竟然在當年全票通過。這件事教育了我，只要是為山西這個地方好，大家還是支持你。”

 

　　任中離開，也給他留下了至今未了的遺憾，比如對山西溝壑地貌的改造。山西溝壑地很多，其實，這些地方都是可以整理造地的。當時他已經跟國土資源部談試點工作，“不需要土地整理的錢，只要給用地指標政策。”比如對汾河的治理，“我一直有個夢想，讓汾河，讓山西各大河流重新嘩啦啦起來”。

 

　　于幼軍在文化部任上只有一年時間。2008年9月，中央政治局對其作出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但并未被開除黨籍，再過一個月，撤銷了他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職務。

 

　　這段往事，他記得的只是，“當年在文化部，大家對我非常好。這里面有太多的遺憾，也有太多的說不清。”

 

　　那段時間，熟悉他的人感覺，他壓力很大，“好比一個高速運轉的機器，突然戛然而止，他的整個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況，都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后來，他選擇了回到圖書館，重新拾起了自己的研究興趣。

 

　　2013年的冬天，他已經60歲了，南水北調辦副主任的崗位是副部級，按照組織原則，60歲已屆退休之齡。彼時，記者曾經問他，退休后有何打算。

 

　　于幼軍沒有回避，“如果給我塊試驗田，我會去探探路、闖闖路，多辛苦幾年。”

 

　　經歷了仕途沉浮，退休的他更愿意回到人生的起點，再當教書匠，“讀書，寫書，教書”，做一個“三書先生”。

 

　　在那本《求索民主政治》書的后記中，他寫了一首小詩，“唯望知我者，怨我者，罵我者，能理解體念序言結尾的小詩：窮達皆思報民恩，沉浮不改憂國情，愚者竭誠百千慮，訴與諸君仔細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