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王國棟80歲生日前，與徒弟石京生合影。王國棟曾長期繪製毛澤東像。
2012年9月29日淩晨，工作人員正在更換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
每年的國慶前夕，天安門城樓上都要更換新繪的毛澤東畫像。這幅畫像是全中國人最熟悉的一幅肖像畫，也是全亞洲最大的手繪領袖畫像。毛澤東像經過幾次變更?毛澤東像的畫師分別是誰?繪製毛澤東像有哪些特別要求?相關史實卻鮮為人知。
曾經的北京市美術公司肖像組成員，目前任歌華文化中心總監的石京生參與過毛澤東像的繪製。當年北京市曾特招10個青少年專門培養畫領袖像，他就是其中之一。聊起關於毛澤東肖像的往事，他尤有感觸。從畫毛澤東像開始，到後來畫巨幅廣告畫，石京生調侃他們是“中國用顏色最多的人”“把照片畫准，畫得更像印刷品、照片的人”。從石京生的敘述中，可以看出這段經歷帶給他的是一輩子都抹不去的印跡。
第八版毛澤東像的由來
據相關文獻資料，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共掛過8種版本，現在懸掛的是1967年10月1日延續至今的版本。第一、二版毛澤東畫像都是在建國前的慶祝集會上臨時懸掛，主筆是董希文。第三版懸掛于開國大典時，由國立藝專的教師周令釗繪製。一般在每年的“五一”“十一”，懸掛毛澤東巨幅畫像10天左右，畫像的規格根據天安門的整體格局，最終確定為高6.4米、寬5米的尺寸。
隨後，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又歷經數個版本的變動，畫像師先後由辛莽、張振仕等人擔任主筆。石京生回憶，新中國成立50周年時，王國棟在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採訪時透露：由於當時社會上的美術工作者開始到處“抄肥”(意即掙錢)，沒有一個固定的單位專門按時、按點完成此項繪畫任務，以至於出現領袖畫像調色不均勻、品質不穩定的情況，時任天安門管理委員會處長的姜承達上報北京市委，經市委書記彭真批准，從1964年開始，指定由北京市美術公司的王國棟專門負責繪製天安門這張毛澤東畫像。包括後來印刷的彩色毛澤東像、周恩來像等，也都是王國棟繪製的。
在王國棟擔任主筆期間，毛澤東像改為沿用至今的第八版肖像。據石京生回憶，王國棟曾對徒弟們說起過畫像變更的故事。“上世紀60年代，有一次在北京工體召開聲討美帝國主義大會，阿爾巴尼亞總書記恩維爾·霍查派總理穆罕默德·謝胡來華參加大會。當時的工體掛出了毛主席和霍查的肖像，周總理看後發現毛主席的側面標準像神態溫和、慈祥，霍查的肖像威武、莊嚴，兩張像放在一起不協調。周總理要求再換一張，就找到後來廣泛使用的正面照。這張正面肖像看上去莊重、威嚴，又慈祥，把幾個優點彙集在一起，更有領袖風範，看上去也更深沉、更有精神感召力。”石京生說。
之後，天安門城樓上使用的毛澤東畫像也更換為這一形象。1967年10月1日，第八版毛澤東畫像掛上天安門城樓。而從“文革”開始，毛澤東畫像也從原來的“五一”“十一”懸掛改為天天懸掛。到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國棟的大徒弟葛小光逐漸接過了師父的畫筆，執筆畫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一畫就是30年。據悉，從2014年起，中央美院的藝術家們接手了這一繪製任務。
曾經的領袖像接班人
“文革”期間，北京市美術公司是少數可以畫畫的單位，但繪畫的主題和形式都是嚴格規定的，承擔了北京市“十大建築”和各大單位的領袖像繪製工作，包括機場、火車站、軍隊、機關、廠礦、學校以及外地很多廣場的領袖像繪製工作。由於領袖像的畫面大、勞動強度大，公司肖像組原有的畫家們年齡偏大，登高爬低體力不支，但來自全國各地的領袖像訂單太多，供不應求。因此，1975年，北京市美術公司決定從北京100多個學校招10個男生進行培養，首要的條件是“歷史清楚，政治上靠得住”。當時15歲，還沒有初中畢業的石京生，經過層層推薦、政審、體檢、父母單位調查、學校考察等程式，被北京美術公司肖像組錄用。同時進入公司的其他9個學生分別是：姜建秋、王林、王景雲、江立平、歐京海、劉陽、張春明、邢秋成、褚秀峰，一道跟隨王國棟學習。
回憶那段時光，石京生說：“那些領袖像完全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像我們也屬於是時代的產物。當時除了學習繪畫的技法，我們10個學員每天下午都要讀《毛澤東選集》五卷並討論，從領袖的著作裡理解毛澤東思想。”從1976年到1979年的4年間，石京生一個星期至少畫一張毛澤東像，天天加班趕制訂單，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孫中山像，後來又加上了寸頭形象和背頭形象兩個不同時期的華國鋒肖像。“那幾年，不算大的，我們加上師父畫了總有上萬張，有時還要去外地畫，在當時就是常態的政治任務。”石京生說。
改革開放之後，領袖肖像畫的需求減少，北京市美術公司成立了第一家廣告藝術公司。為繪製大幅領袖像而培養的這10個年輕人，被公司委派畫起了大型戶外廣告。由於長期畫大型肖像練就的手頭功夫，小到4米×3米，大到10米×10米的各種海報，對他們來說可謂輕車熟路，“一兩天就能完工的活兒”。如今，他們都已步入中年，除了薑建秋、王林和石京生還留在前身是北京市美術公司的歌華集團，其他人都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石京生談起王國棟這位他成長道路上至關重要的領路人，用的是“師父”這個傳統的稱呼。“師父是一個對自己嚴格甚至苛刻的人，他對物質沒有要求，對錢也沒有概念，誰給他送禮都不接。雖然他那時是全國政協委員，但生活上很簡樸，抽煙就用煙斗抽旱煙，幾乎沒有穿過新衣服。全國政協分給他一套三居室，他讓給單位行政科的科長住，說他們家孩子多。其實我師父家也有4個孩子，他家的房子特別窄、特別破，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等簡易傢俱。”
王國棟早年在畫像館學習畫炭像，後來小有名氣後被調入北京市美術公司，專門從事領袖肖像的繪製工作。他對待工作和學生非常嚴格，但生活中的他喜歡攝影、踢足球、拉京胡。“有一次他的頸椎病犯了突然摔倒，後來在畫畫的時候手就不能夠非常自如，他就拉二胡來幫助解決手運動不靈活的問題。上世紀80年代，我們這幫師兄弟到處畫廣告。有一次在密雲水庫大壩上畫廣告，他還騎自行車去看。現在師父80多歲了，還玩電腦，用電腦畫畫。可惜最近又摔了一下，把股骨頭摔壞了，一直住在北京市第六醫院。”
手繪畫像要求“平、光、亮”
領袖肖像為什麼不用照片而用手繪?石京生認為，在過去的時代，只有用手繪的方式才能體現出對領袖的尊崇。這種方式也是人類文明中祭奠先人、偉人的一種儀式，用其他的方式就失去肖像畫的含義了。
大幅油畫在戶外光的照射下，由於風吹日曬和惡劣天氣的影響，必然會發生爆皮、褪色等現象，而且紅色最容易褪色。那麼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又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石京生透露，這張巨幅肖像用的是純粹的油畫顏料。“紅是鉻紅，還有專門生產的耐曬色，比化學物質可靠。歷史上，中國畫顏料也是用礦物質和植物成分製作，否則不會保留很長久。當然，關鍵在於使用者和調色的水準技法。”
除了特製的大幅畫布外，底子的製作也有秘訣。“當時我們有一位姓林的師傅，專門給畫布熬膠。天安門領袖像的畫布很大，必須把亞麻布畫布裱在板子上。一般的肖像畫用的亞麻布是繃在畫框上。畫布表面塗層也需要技術，用加入密料的豬皮鰾膠，然後刷調和漆，只有這樣才會使油畫顏色牢牢地抓在畫布上，不吸油，時間久也不脫落，這是幾代人的經驗。這種做好的畫布如果在運輸過程中被頂壞了，用水往上一噴瞬間就繃起來了。”
談到繪製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有何特殊要求時，石京生用“平、光、亮”來概括。因為這幅毛澤東像高6.4米、寬5米，如果顏色調得不勻，用得不好，由於紫外線強烈照射，紅色很快就會褪色，畫像就可能會露出底色，“前幾位主筆繪畫時有過失敗的教訓，在過去的年代這可能就是政治錯誤。”
何謂“平、光、亮”?石京生說，平，就是不能用大筆觸，鋪色彩要均勻，不能用過厚的顏色畫。“如果畫得不平、有筆觸的話，就會有灰塵等落在筆觸的紋路上，這一年下來就會被雨水、空氣中的酸性物質腐蝕，而且被雨水淋後還會有痕跡。”光，就是相互的銜接處理好，紅要用得恰到好處，這不僅是肖像本身的原因，還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亮，就是表現領袖的神采，隱含了對領袖形象的精神寫照。石京生認為，人物肖像畫是二度創作，而絕非是簡單地臨摹照片。
1978年，金石、石京生應邀到太原畫了五一廣場的“馬、恩、列、斯、毛、華”肖像之後，石京生被師父王國棟叫到天安門專門學習畫巨幅領袖像。“那是真正手把手嚴格地傳授技藝，先讓我畫了列寧，又畫了史達林，對於大的畫幅有了控制能力，才敢讓我們放手畫天安門的毛主席肖像。”
那些日子，在天安門後面西北角端門的右側畫棚裡，石京生、薑建秋、劉陽每天在高凳搭建的畫架上爬上爬下，畫到一個階段就跑出100多米看效果，甚至還要用8倍的蔡司望遠鏡倒過來仔細觀察，從虛實處理到畫面顏色、領袖神態各方面找問題、找差距，一張大像畫下來，要跑個幾百次。“師父告訴我，雖然畫的是照片，但是因為這張像很大，在處理局部時需要注意毛主席的淚囊、鼻唇溝和面部的肌肉，以及暗部髮際的整體關係，這些都是表現領袖形象的關鍵部位，在處理這些細節和局部時要反復調整，不能緊緊盯住照片的某個局部去刻畫。這些經驗的傳授，使我對人物肖像的傳神把握上有了快速的提高。”
要刻畫好領袖形象，從神態到背景都靠長期摸索得到的經驗。如從肩膀到頭頂兩側的天空，從下面微微的紅或加一點黃逐漸過渡到藍天，有旭日東昇時魚肚白的感覺，寓意毛澤東像太陽一樣從東方冉冉升起。“都是用大桶調好色刷上去，如果畫得很均勻到位的話，一年之內顏色會保持得很好。只有天天看照片，畫多了，才有這種經驗。”石京生說，“用什麼樣的紅，自己要把握好，但也沒有像媒體上說的那麼玄，有什麼特殊的畫法，那就不符合實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