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像賈平凹一樣，單純因為寫作而獲得如此大的名氣，況且在20年前，他就已經盛名傍身卻也毀譽參半。他的作品一直關注著轉型期的中國，無論是書寫歷史還是直面當下，都是如此。這一次他的新作《老生》仍然寫了中國四個重要的轉型期，寫出了那些時代轉軌背後的變換與無常。

賈平凹。圖/CFP

　　原標題：賈平凹：命運交叉城堡中的作家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陳濤

　　本文首發刊載於2014年11月6日發售的《中國新聞週刊》總第683期

　　這段時間，陝西省作協主席賈平凹的主要工作是開會。

　　10月15日這一天，賈平凹要去魯迅文學院舉辦的“文學陝軍新梯隊”小說研討會，“這幾年省作協一直在抓年輕人的創作，這次有八個陝西青年作家集體亮相”。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但在從西安來北京的路上，他被通知還有個更重要的中央會議要他參加。“也不知道什麼會，反正是文藝方面的會。我還以為是瞭解文藝界情況的會，或者是個通氣會。”賈平凹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通知時間特別緊張，就去了。”

　　10月14日到京，他只能跟魯迅文學院那邊說，他得去後面這個在人民大會堂的會議。第二天去了，“才知道習近平要到人民大會堂作重要講話”。那就是日後廣為人知的文藝工作座談會，與會的有72位全國文藝工作者。

　　會議結束後，習近平與大家握手，到賈平凹這裡時問他“有沒有新作?”賈平凹說，“我剛出版了一本叫《老生》的長篇小說。”習近平說：“好啊。你以前的書我都看過。”

　　10月下旬，賈平凹還得忙在北京大學舉辦的這本新書的發佈會，並接受媒體的輪番採訪，隨後又得回西安忙其他會議。

　　“解放前、土改、‘文革’前後、改革開放。”點上香煙，賈平凹坐在下榻的賓館房裡談起《老生》裡的四個故事，“這四個階段基本上是社會轉型期，像路在拐彎處，容易發生很多事情，車過來要開小心一點，不然容易翻車。”

　　當代社會轉型為賈平凹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也給作家提出了很大的擔當”，他不斷書寫農村的人和事，以及城市化進程中的底層民眾和知識份子。這個時代是一個“命運交叉的城堡”，作為受爭議的當代作家，他自己也處於轉型社會當中，賈平凹的寫作與生活也在那座“城堡”之中。

　　他是“著名的病人”，同時也試探著時代的病脈。

　　開會

　　因為寫小說，賈平凹經歷過被批判，也拿過不少文學獎項。他愛收藏，在西安的工作室“上書房”裡擺滿各種石頭，他愛畫畫和書法，也明碼標價賣過字畫。但對於這段時間的“主業”開會，其實他“哪兒都不想去”，但作為領導，他不得不去。

　　比如這一次的“文藝座談會”。“開頭要安排七個人發言，我後來從七個人的發言才知道，他們也不知道該說啥，個人有個人的看法那麼樣地說了幾句。大家主要聽總書記說啥。”賈平凹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

　　“我當時也不知道該說點啥，也不能很高興地說‘哎呀，你還看我的東西’之類的，只能說謝謝了。說幾句就過去，七十多人被你一人說過去那就把事件耽擱了。”他說。當然，和誰說話，他都是說陝西話，他不會說普通話。

　　“我努力學過普通話，舌頭發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兒的一字步，有醋溜過的味兒。普通人才說普通話，後來想，毛主席都不說普通話，我也不說了。”他曾在散文《說話》中提到。

　　開完中央的文藝座談會，賈平凹當天坐動車回西安，列車員還找他要簽名。賈平凹回到西安後，在省作協也召開了學習文藝座談講話的會議，“兩個時期的兩位領袖講到同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或許是產生好作品、大作品的最基本條件。”

　　然後，他還得再次返回北京，參加24日、25日在北師大舉辦的“莫言與中國當代文學國際研討會”。事實上，10月24日在上海舉辦的“作家的歷史，歷史中的作家”研討會也邀請了賈平凹。

　　“後面這個最早跟我說的，我都答應要去，但後來莫言又通知我。”賈平凹說，“為啥莫言這個會我必須參加，因為我是北師大的駐校作家。再一個，我和莫言個人關係比較好，開會我不來也不好。”在北京，還有他自己的新書發佈會，中間只隔兩天，“如果去一趟上海再回來太勞累”。這就是如今，作家賈平凹每日生活的常態。

　　上海那個會這也是作家熟人叫去，沒啥任務就是聚一聚，到嘉興去轉一兩天。賈平凹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我年輕的時候基本上都不出來。但是這樣吧，也有它的弊病，能專心寫一些東西，慢慢就不會交往了，我覺得也不好。後來吧，你不來不行了，比如說我是陝西作協主席，你不來不像話嗎，失責任呐。”

　　“有時就得逼著你出來，實際上按我這個心性，我哪兒都不去。”賈平凹又補充說。

　　“老生”

　　早在1980年代中期的一個夏天，當時莫言突然給賈平凹發了個電報，“讓我去西安火車站接他。那時我還未見過莫言，就在一個紙牌上寫了‘莫言’二字在車站轉來轉去等他。”等了一上午，莫言因故沒到西安。

　　在散文《說話》中，賈平凹曾回憶那個上午他沒說一句話，“好多人直瞅著我也不說話”，迫不得已他問了一個人列車到站沒有，那人先把賈手中的紙牌掉了個個，“現在我可以對你說話了，我不知道。”賈平凹才醒悟到紙牌上寫的是“莫言”二字，“這兩個字真好”。

　　多年以後，莫言文學館門口的對聯都是出自賈平凹之手。“莫言為中國文學長了臉，應該學習他、愛護他。”賈平凹在研討會上說。

　　實際上，和莫言等當代名家一樣，賈平凹的老家陝西省商洛市的棣花鎮也為其打造了故居之類。“故居那邊在打造一個古鎮，現在基本上弄好了，國慶時開始對外開放了，現在變成了一個旅遊點，來的人特別多，也挺好的。”賈平凹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莫言快60歲了，而賈平凹已過60歲，上世紀80年代成名的很多作家已然是“老生”。

　　新作《老生》，這是賈平凹給自己的壽禮。書中的唱師貫穿主線，其年齡模糊，大概活過了百歲，“年齡最老，他是個老生，從戲劇角色裡看也有‘老生’，很蒼老的感覺。”賈平凹解釋說，“而具體到各個故事裡，人名也取一個‘老’字和‘生’字。”

　　賈平凹喜歡兩個字的書名，從小說《浮躁》《廢都》《土門》《秦腔》，到近年的《古爐》《帶燈》，甚至散文集也多是兩字書名。他覺得這樣“厚重”，“窗前一輪明月，天邊一道風景線，我最反對這種表面上有詩意，其實毫無東西的。”賈平凹說，“我最多有三四個字的書名，也是偶然為之。兩字給人一種好記又讓人捉摸不透的感覺。”

　　“作品不要單一的指向或者簡單討論是與非，人生和人性的東西，無常的東西，從這個角度考慮得多一些。”賈平凹談起新作中的四個故事以及那個貫穿全書的唱師。

　　第一個故事，寫老黑、匡三、李得勝等在秦嶺的遊擊隊起義，最後匡三活了下來，官至秦嶺地區總司令。第二個故事，寫土改、劃成份、成立人民公社，王財東被劃為地主被批鬥，其妻玉鐲被幹部玷污，曾經的佃農白土娶了玉鐲，兩人出走並終老于首陽山。第三個故事，寫風樓鎮書記老皮和一個青年墓生下村開展革命工作，“反革命分子”張收成和苗天義被送去改造。第四個故事寫當歸村的戲生和蕎蕎兩口子如何致富，挖當歸，農產品打催長素，老皮還幫忙製造“老虎照片”事件，以及最後寫到瘟疫的蔓延並毀了這個村。

　　自始至終，人死了，唱師都會去唱陰歌，而《山海經》摻雜於全書。這個視角去講故事，也隱含了作者在背後的“全知全能”，因為超越了時間和空間，“你不知道他活了一百歲還是一百二十歲，也不知道是哪個種族、哪個村子的人，因為地主死了他在唱，貧農死了他在唱，遊擊隊死了他也在唱。他超越生與死的東西，他才能比較真實地看待這一段歷史。”賈平凹說。

　　“朋友圈”

　　賈平凹喜歡寫農村題材，誠如他自己寫到的自傳性長篇散文《我是農民》。今年8月底，他還在《人民日報》發表過署名文章《讓世界讀懂中國》。

　　他深知目前中國社會處於大轉型期，“在這個年代，中國是最有新聞的國家，它幾乎每天都有大新聞。可以說，中國的社會現象對人類的發展是有啟示的，提供了多種可能的經驗，也給中國作家提供了寫作的豐厚土壤和活躍的舞臺。”

　　被大眾熟知的拍成電影的《高興》，裡面的劉高興是賈平凹的初中同學。出版於2007年的該書寫的是新世紀後進城務工人員的底層生活。賈平凹特地去拜訪過很多拾荒者。

　　賈平凹有時也和朋友去終南山拜訪隱者，“那裡面修行的人特別多，我也認識一些，但是我認識的更多的是廟裡的，就是正兒八經出家的和尚。”

　　賈平凹是個足球迷，世界盃、歐洲杯、國足、女足和省裡的足球都看，也寫過評球的文章。賈平凹喜歡收藏，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收藏各種漢陶罐、各種石頭、木雕、玉、珊瑚，應有盡有。他寫的散文《醜石》還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而他最奇特的一個收藏當屬各種盜版的《廢都》，累計收藏了60多個版本。

　　以前，因為他的名氣，也總有來索要字畫的朋友。他後來發現有人要字畫的目的不純，比如會拿去送禮給領導。1996年時他乾脆寫了個“潤格告示”，自己賣字畫，比如“字斗方千元”。如果沒有會議，他至今保持的寫作習慣是上午八點到工作室“上書房”，寫到11點過吃飯、睡午覺，下午之後訪客就陸續來了，其中也有聊收藏的，或買字畫的。

　　賈平凹成名於上世紀80年代。最初他寫的是中長篇小說以及散文，1987年，賈平凹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商周》，寫的就是老家商周地區在80年代初期鄉村的淳樸生活。而第二年他再發長篇小說《浮躁》，斬獲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也被譽為奠定他在中國文壇地位的作品，該書以農村青年金狗和小水的感情為主線，描寫改革開放初期暴露的社會問題，“浮躁”一詞展現的是打破封閉的躁動。

　　“我特別喜歡陝西作家賈平凹的書，在臺灣只看到了平凹的兩本書，一本是《天狗》，一本是《浮躁》。我很崇拜他，他是當代最好的作家，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臺灣作家三毛當年來大陸時對記者這樣提及賈平凹。

　　三毛讓人轉告賈平凹，有新書了，一定得寄給她。賈平凹就去郵局寄了四本。“今生閱讀三個人的作品，在二十次以上，一位是曹禺，一位是張愛玲，一位是您。”三毛在給賈平凹的心中直言不諱地稱後者為“當代大師”。1991年1月1日夜，三毛寫了回信，賈平凹後來才收到，但三毛已于當年1月4日在醫院自殺。這一年三毛本計畫還會到西安，讓賈平凹找自行車帶她在西安逛逛，然後去商周地區轉轉。

　　雖然與三毛一直未曾謀面，但她的死對賈平凹打擊很大，他寫下了散文《哭三毛》和《再哭三毛》。而次年，賈平凹在西安的好友，作家路遙病逝。“想起在省作協換屆時，票一投完，他在廁所裡給我說：好得很，咱要的就是咱倆的票比他們多!他然後把尿尿得很高。”賈平凹在散文《懷念路遙》中說。

　　賈平凹的好友中也不乏文學評論家，與謝有順合出過一本對話錄，又比如和他交往甚好的李星、雷達、白燁等，也有這次出席新書發佈會的陳曉明、李敬澤。當然，陳曉明等人在1993年用很短的時間合編了一部批評、討論賈平凹的書，叫《廢都滋味》。2009年，《廢都》解禁，評論界再次重新評價了這部“奇書”。

　　2005年時，賈平凹的《秦腔》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這是陝西作家中繼路遙《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白鹿原》之後的第三部獲獎作品。2007年9月，賈平凹從陳忠實手中接過了省作協主席的職務，從此不得不開始了頻繁會議和活動。事實上，那次換屆後，在各界發來祝賀和記者造訪時，賈平凹剛剛在老家棣花鎮給母親辦完喪事。

　　轉折

　　“賈平凹在文壇一直是一個比較受爭議的作家。”《高興》《古爐》《帶燈》以及《老生》的責任編輯孔令燕對《中國新聞週刊》說，“他也提過好多次，《廢都》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候，這麼用心寫了一部作品，一開始還是覺得是一部奇書，非常暢銷，在文壇定位也是好的，後來風向一下子轉了。一個人在大的變化和衝擊面前，整個人的狀態也是很不好。”

　　《廢都》是賈平凹繞不過去的一部作品，盜版銷售甚至超過千萬。賈平凹喜歡給自己的小說寫後記，但這本書只有海外版有後記，《真正的文學不是幻想，而恰是身邊之事》，該書的出版本身已成當年的文學事件，這也讓賈平凹看清了文壇的各種怪像。

　　“書不讓賣了，人的狀態很差，出版後的那段時間他一直在生病住院，具體到生活中都不太好。如果沒有盜版，《廢都》還都沒法傳播。”孔令燕說。

　　1993年10月，在呈現出“洛陽紙貴”的百萬正版銷量的4個月後，主管部門以“格調低下，夾雜色情描寫”的名義查禁了《廢都》。批評家雷達在《當代作家評論》上發表了《心靈的掙扎》，學者許紀霖在讀書上發表了《虛妄的都市批評》，易毅在《文藝爭鳴》上發表了《<廢都>：皇帝的新衣》。另外還有諸如《失足的賈平凹》《廢都之謎》《廢都廢誰?》《多色賈平凹》等消費此事的書籍出版。

　　評論家雷達曾說，《廢都》寫出了“某些知識份子在文化交錯的特定時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機。”

　　孫見喜是賈平凹在西安的朋友，同時也是最早為賈平凹寫傳記的評論家。在《廢都裡的賈平凹》中詳細介紹了賈平凹在頭一年夏天至春節時的寫作狀態，以及在出版後，賈平凹在大眾視線中消失的那段時間。那段時間，賈平凹身體很差，生病住院。

　　事實上，在出版之前國內已有十幾家出版社爭奪《廢都》版權，1993年3月初，批評家白燁帶著這部手稿到北京，交由北京出版社的田珍穎，並敲定同時由《十月》雜誌同步發表。“一為友誼，一為信任。”後來賈平凹如此說。因為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因為《晚唱》等作品受到批評時，《十月》雜誌卻頂住壓力繼續刊發賈平凹的作品，那時正值“反自由化傾向”和“清除精神污染”。

　　7月24日，賈平凹在北京王府井書店簽名售書，以一個小時簽400位元的速度簽了一下午，書店裡堵滿了記者和讀者，當晚央視的《文化生活》等也播放了賈平凹簽名售書的盛況。但後來風向一轉，也就只有盜版，甚至在西安街頭出現了高價書。

　　10月底，賈平凹回到西安，肝病復發，住進了西安醫科大附屬醫院的幹部病房，甚至還得用化名“龍安”以避麻煩。

　　寫作《廢都》的前後，賈平凹的生活一直不順，1992年11月，還在寫作該書時，他與原配夫人韓俊芳離婚。賈平凹去了耀縣，然後又去了戶縣寫作，也有朋友勸解重婚。據孫見喜記錄，兩人在西安南大街街道辦事處領離婚證時，韓俊芳問工作人員，“人家一般都填什麼原因?”

　　工作人員說，“一般是情感破裂。”“那我們還沒破裂。”韓俊芳說。工作人員叫兩人還是回家繼續過日子吧。最後賈、韓兩人商議，決定這事不拖下去，又對工作人員說，“那我們破裂了。”

　　“偶然性”

　　賈平凹和韓俊芳是一個村子裡的，一個在村那頭，一個在村這頭。那個時候前者還叫賈李平，村裡人叫他小名“平娃”，在讀大學時，他乾脆改名叫“賈平凹”。後來賈平凹又娶了第二任妻子郭梅，同樣也生了一個女兒。

　　“忙得要命，我從來就沒給小孩兒開過家長會，或者小孩兒病了在醫院，我都沒去過，都是家裡老婆子幹這些事情。”賈平凹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我早上起來小孩都走了，我回來她都休息了，嚴格意義上講就不是一個好的父親，好的丈夫，也從來不陪老婆旅遊啊逛街啊。”不過掙來的錢，那還得交給老婆打理。

　　賈平凹寫不過不少散文，其中不乏寫到過初戀，也有各種感性的小文章，甚至早期的小說也常寫男女青年。2004年，《賈平凹長篇散文精選》獲得過魯迅文學獎，1989年《愛的蹤跡》獲得首屆全國散文獎。事實上，他還是散文雜誌《美文》的主編。

　　“散文本身這個載體形式，不如小說影響大，他也一直在寫。”合作多年的編輯孔令燕還編過賈平凹2011年出版的長篇散文《定西筆記》。

　　“《空白》去年還再版了。”賈平凹在賓館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這是他唯一一部詩集，曾在1986年出版過。

　　他也清楚，如今的讀者“其實喜歡讀好玩的，簡單的，不讓人費腦子的”，“但我覺得這種閱讀只能適合一部分人，就比如飯菜，有的是速食，拿陝西的肉夾饃說，你拿著可以吃，走著也可以吃。”賈平凹也看過很多青年作家的小說，比如郭敬明的書，賣得好的都看過。

　　事實上，賈平凹在大學時，最初開始創作是從寫詩開始，覺得寫得不成氣候，又寫小說。

　　他常說自己也是偶然性被推薦上大學。“因為我那個出身也不好，教師的父親被劃為‘反革命分子”，我屬於是‘可教育好的子女”，那個時候誰要是說一句話，就不推薦你了。很偶然，命裡該上大學，但第二年基本上就不行了，都是縣上領導的子女被推薦。”賈平凹回憶說。後來，是他的初戀女友把上大學的名額讓給了他，賈平凹才有機會走出農村。

　　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說，那個年代走出農村還有一條路，就是參軍，比如莫言。賈平凹也想過參軍，但是自己是平足，被刷下來了。

　　1971年4月，賈平凹走出了秦嶺，告別了生活19年的農村，到了西安城南的西北大學就讀中文系，“從此由一個農民搖身一變成城裡人”，這是“翻天覆地的一次突變”。

　　正在聊的時候出版社的人開始搬來了一堆《老生》的新書，也搬來了曾經獲得茅盾文學獎的《秦腔》，讓賈平凹簽名，這些都是為了做活動準備的。他坐在桌子旁，認真地對著一堆名單一次次把要簽的內容寫上扉頁，又簽上自己的名字。

　　做完這些，當天下午，他就得坐飛機趕回西安，“事務都排到了11月下旬”。他無奈地念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