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遠康

曾經，香港人以獅子山精神為榮，象徵着大家為了力爭上游，不惜日以繼夜地工作，憑着雙手和汗水含辛茹苦地養活自己和家人。可是，經過社會數十年的轉型和變化，今時今日的青年人對於工作的態度與上一輩大相逕庭。早前，工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發表的調查結果就顯示，逾80%的青年人不想上班。雖然，懶惰是人類的自然本性，但是我們應該更加深入地分析當中的原因。

每當講到工作意欲不大的問題，往往容易牽扯到香港工時過長和工資不夠吸引的問題。的確，香港至今仍然未就標準工時進行立法工作，部分僱員在長工時下飽受壓力。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港人每周工時中位數約43小時，工時長度在亞洲區內只是僅次於新加坡。如果連同超時工作的時間都計算在內，則香港的工時水平甚至高於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此外，雖然港人的名義工資幾乎年年上升，但是實際工資卻較上世紀90年代尾上升不足2%。除非從事高薪或高增值行業，否則大部分市民在基本開支同樣上漲下生活質素可謂沒有改善。

然而，工時長、工資低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青年人不願上班的原因。事實上，上一代港人的工時絕對不低，好些拼搏的打工仔女更會同時兼職多份工作以增加收入。至於工作壓力或是工作環境，即使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亦相距不遠。因此，工作待遇只能算是青年人不願上班的原因之一，而不是主因。

美國人類學及社會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曾經出版一本著作名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A Theory)，透過問卷調查和私人訪談的形式向全球多國的僱員進行資料搜集，並且發現逾40%受訪者認為他們的工作是毫無意義。而具體來說，作者認為以下5種工作類型的存在根本是多此一舉，分別是馬屁型(Flunkies)，即是附屬於大集團或大人物身邊的僱員，用途只是為了讓人覺得該單位或該人物有許多「跟班」而產生虛榮感，例如接待員、行政助理等等；打手型(Goons)，即是代表僱主進行宣傳，當中可能涉及失實性和傷害性資訊的工種，例如公關、企業律師、銷售員等；補丁型(Duct Tapers)，即是負責為工作失誤而善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人，例如修補程式錯誤的代碼工程師、安撫違失行李客人的機場前台人員等；表格型(Box Tickers)，即是專門製作令人以為有用，卻一無是處的文書或報告的人，例如績效分析師、供內部參考的刊物記者及編輯等；監工型(Taskmasters)，即是負責分派任務，而分派後只會造成更多錯配和麻煩的人，例如中層管理人員等。

格雷伯認為，愈來愈多沒有意義的工作不斷充斥市場的原因，與上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管理主義(New Mangerialism)有關。當機構的管理大權落入注重程序、文書和數字的行政人員手中，就會建立一套僵化的制度。而員工為了生存只能融入這套制度之中，逐漸從事偏離工作本質的任務，並且喪失對工作的熱情。當一個人不能在工作中找到滿足感和歸屬感，就自然不願上班。

港青需要在工作中找到意義

香港已經進入以第三產業為主的經濟體，不少僱員，特別是年輕一代都是從事格雷伯所講，缺乏意義的五種工作。加上現時青年的生活條件遠勝於上一代港人，至少絕大部分的年輕僱員並非為了勉強糊口而掙紮求存。在物質生活起點較高下，對事業上的名成利就渴求不大，反而更多希望追逐工作以外的其他目標，整個人生軌跡與工作近乎切割。可以說，青年人在工作中找不到意義會是一個普遍且難以逆轉的趨勢。

中國內地近年提倡「工匠精神」，鼓勵群眾將工作做到細緻、完美。而當地亦確實有足夠大的第一和第二產業讓年輕人入行發揚工匠精神，將興趣發展成志業。如果有香港年輕人希望尋回對工作的熱情和動力，亦不介意從事非文職工作的話，那麼，融入大灣區，或是內地其他城市是好的辦法。

圖源：中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