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性能

    江西

    先說江東。杜牧說：「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中國歷史上，江東是一個區域不斷調整和變化著的地理概念。秦漢時期的江東，唐宋時期的江東，以及明清時期的江東，所涵蓋的地理區域是有出入的。古代，人們還把江東稱之為「江左」。今天，對於江左，知道的人大概很少，但人們對江東不會陌生。一是三國時期，孫吳政權建在江東，《三國演義》和《三國誌》一再提到江東這個詞；二是楚漢相爭時，項羽所帶的核心團隊，乃是八千江東子弟。宋代女詞人李清照在《夏日絕句》中寫道：「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得益於小說和中國詩詞的加持，江東這個詞並沒有被歷史的大霧徹底遮蔽，它頑強地伸出時間的地表，顯示著自身獨特的存在。

    曾經，我一度困惑江東被稱為「江左」。談到地理方位，我們通常所說的是「上北下南，左西右東」。這樣一來，江東應該是「江右」才是，可它為什麽叫「江左」呢？這還得從長江的流向開始說起。

    群山聳立，海水退去，江河成為大海的悼詞。研究表明，被稱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成因乃三千萬年前開始的造山運動，而且如今仍然在緩慢向上生長。盯著旋轉的地球儀看世界，看上面代表海拔高度的灰黃色和代表江河的淺藍色，我意識到沒有群山的隆起，就很難有江河的深陷與切割。只是這一升一降的時間太長，人世短促，無法看到整個過程。由於大自然的蓄意安排，今天中國的地勢西高東低。如果從高空俯瞰，綿延數百公里的唐古拉山，雪峰群立，它在世界最接近蒼宇的地方，接納上天之水，化為冰雪，成為長江這條河流得以誕生的產床。我用手指觸碰地球儀上這條山脈的主峰——格拉丹冬，感覺有尖突的異物輕抵。三千萬年，這座山峰長到了六千六百多米的海拔，成為藏語中所說的「雪山之巔」。也許只有它，才配分娩自己的嬰兒。

    我想象群峰融化的雪水，在重力的作用下，不斷從雪峰匯集到山腳，借着地勢，它們開啟了往東數千公里的旅程。就像候鳥歸鄉，靈魂返回息壤，從格拉丹冬流下的雪水仿佛是信使，告訴大家東去的大江已經開始啟程。於是大地上的水流按照各自的家族，認祖歸宗，它們相約了一路前行，不斷匯合，聲勢漸大。雅礱江來了，大渡河來了，岷江、烏江、嘉陵江、湘江、漢江也來了。在南中國，沒有任何一滴水再沈得往氣，它們紛紛從樹葉上滑下，從草根上滲出，從懸石上掉落，呼朋引伴，彼此招呼，在西藏、雲南、四川、貴州、湖南、湖北等十數省區市的土地上形成了萬千水流，加入一路東去的合唱隊伍。漸漸地，它由最初的沱沱河長大成為金沙江，繼而成長為長江，東去之水漸漸有了一條大江該有的雄渾和舒展。

    從遙遠的格拉丹冬到長江的入海口上海崇明島，6363公里的流長，這既是一條大江的物理長度，也是一滴雪水奔向大海得以永生的時間長度。海拔六千多米的雪域之巔，到零海拔的浩渺東海，這海拔與流長，似乎剛好相差了一千倍。巨大的落差，既意味着江水一路東行將獲得的動能，也意味着每一條匯入的江河都已經歷了無數的跌宕與粉碎。然而，正是這長度和高度帶來的裂變與新生，幫助了長江完成了自身的蛻變與成長。

    面對東方大地上最長的大江，面對一往無前的浩蕩江水，沒有人會無動於衷，但太多的人無法表達，他們只能處於內心激動而失語的狀態，只有那些天選的詩文大家，才會代替我們人類發聲。蘇軾說：「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李白說：「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杜甫說：「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又說「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在所有古人寫長江的詩詞中，楊慎的《臨江仙》也許是人們最熟悉的一首。1524年，他被謫雲南，由軍士解押從京城一路南下，途經湖北江陵。望著浩蕩的大江，他不禁淚流滿面。遼闊天宇、蒼茫大地、無盡人生、迷霧般的歷史、數千年往事……在他目睹長江的那一瞬間註向了心頭，以至他的胸中似有文字的千軍萬馬意欲狂湧而出，於是楊慎當即揮筆寫下：「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一路東去的長江，抵達江西九江時，不知是何原因改變了流向，竟自選擇由西南流向東北，直至流到南京，這條大江又才幡然醒悟，調整方向東赴大海。長江這由南向北數百公里流淌看似隨意，卻在昔日的吳楚大地間，形成了地理意義上的「江左」與「江右」。

    人類文明發源於北半球，而且幾乎都在北緯30度附近，這是巧合、偶然還是必然？今天的人們仍舊眾說紛紜。當我們用北極星定位，向北眺望大地時，形成的是北方為上，南方為下的空間格局。我們所熟悉的平面地圖，採用的便是這樣一個方位，所以我們說「上北下南左西右東」。然而古代中國，人們看待世界的角度與今天的並不一致。數千年以降，中國的權力中心幾乎都在北方，王朝的天子在打量這個世界時，習慣以坐北朝南的視角來俯視普天之下的王土，因而古代中國的地圖是「上南下北」。看待世界的角度一變，左西右東便調了個。江左對應的成為江東，江右對應的則成為了江西。

    從地理位置上來說，有江東就應該有江西。但今天的行政區劃上，有江西，卻沒有江東。古代中國，對行政區劃的命名常常會借助一個參照物，讓被命名的地方直觀明了，這便形成了兩相對應的幾個省區——山東與山西、河南與河北、廣東與廣西、湖南與湖北，唯有江西，像蒼鷹遺留在大地的一只翅膀，另外一翼的江東，始終只是一個模糊的地理概念，而沒成為一個行政單位。

    作為省一級行政區劃，江西破繭於公元733年。之前，唐太宗李世民將全國劃分為十個監察區，江西屬於江南道監察區；爾後，唐玄宗將全國的監察區增加到了十五個，其中就增設了江南西道監察區，意為江南西部地區，簡稱為江西，一個省名就此確立。由於位於東邊的江南東道素稱「江左」，西面的江南西道，人們便用「江右」來指代它。自此以後，無論行政區劃如何改變，都沒妨礙「江右」成為江西的雅稱。

    「遙夜獨不寐，寂寥蓬戶中。河明五陵上，月滿九門東。」這是唐代詩人戴叔倫《新秋夜寄江右友人》中的詩句。李商隱也說：「勝概殊江右，佳名逼渭川。」在中國的文化典籍裏，「江右」是個出鏡率很高的詞彙，但就像不知道江左是什麽意思一樣，今天的人們對「江右」大多也感到陌生。在時間的遮蔽下，曾經聲名遐邇的「江右」很少被人提及了。漸漸地，它變得模糊，模糊得就像中國古代典籍裏那些生僻的文字。不過「江右」這個詞的隱退，倒是成全了作為行政區劃概念「江西」，在中國歷史中清晰起來。

    萬壽宮

    曾經，余秋雨用一篇《抱愧山西》的長文，讓昔日輝煌一時的晉商重新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中。上個世紀初，因為晉商，山西成為中國當時的「金融貿易中心」。《抱愧山西》寫到：當時「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裏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只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然而，如果我們拔開時間的迷霧，會發現，在中國歷史上，相對於晉商，江右商幫的歷史更為久遠，影響也更為綿長。

    江右商幫是中國古代最早形成的商幫，縱橫九百多年。其經商人數之多，操業之廣，實力之強，以及對它所覆蓋的省區滲透之深，無出其右。作為江西的地方信仰，江西商人集中之地通常都會修有「萬壽宮」。鼎盛時期，有一千五百多座萬壽宮遍布全國。而且，由於江右商幫的經濟實力很強，所以我們今天所見到的「萬壽宮」遺址，規模通常都比較大。

    兩宋以來數百年間，萬壽宮有如江右商幫別在中國大地上的幫微，它是江西人聚集的會館，又是江西人用以精神寄托的廟宇。

    瀘西是雲南處地偏遠的一座縣城，昔日老城區的主要街道就叫江西街。一度，這條街道商賈往來，店舖林立，熱鬧非凡。很顯然，雲南高原一座偏遠縣城曾經的繁華，仰仗的是江西商人辛勤的付出。關於這條街道的歷史，地方史誌的記錄並不多，相反是在縣城的蕭公廟內，曾立有不少江西商人在瀘西經商時留下的碑刻。蕭公廟在雲南瀘西，是萬壽宮的一部分，供奉的是江西的水神蕭公與晏公，傳說二公能夠保佑江海行船安穩。有江右商人聚集的地方，人們在所建的萬壽宮裏，也供奉蕭公晏公的塑像，有的人甚至用蕭公廟來指代萬壽宮。遺憾的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在瀘西縣城的改造中，蕭公廟被拆除，其中大量江西商人當年留下的碑刻散失，只留下屈指可數的幾塊石碑，憑吊著殘破的地方歷史。如今，安放在瀘西縣八臘寺裏的《中元碑記》，是當年在瀘西經商的江西撫州籍客商所立，記載了明成化十年，也就是公元1476年江西撫州籍商人來到瀘西經商的一些事情。瀘西文廟裏，如今也還能見到幾塊江西商人留下的碑刻，這幾塊碑刻，幾乎都與當年修建萬壽宮的事情有關。

    在《重修蕭祠真君殿碑記》裏，記載了瀘西「萬壽宮」修建的時間為萬歷二年，這樣算下來，至今已有四百五十年的歷史。而在《萬壽宮前後兩殿長明燈田碑記》裏，我得以洞悉當年萬壽宮是如何進行日常維護的——1717年，近200名江西商人經過商議，決定共同捐資置田供燈。假使不是後來國家戰亂，那麽供奉於許真君雕塑前的長明燈，也許到今天還搖曳著微弱的燈火；而在《重修萬壽宮前後殿宇塑天師聖像碑》裏，我看到的則是嘉慶九年，江西商人重修萬壽宮的內容，其中還包括了對萬壽宮裏戲樓的修建。當時，因為江西瑞州府、安南府、臨江府、撫州府和吉安府在瀘西的商人比較多，所以這五個地方府署還特意為瀘西萬壽宮的重修捐了銀兩。

    中國民間，曾有三個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地方信仰，維繫著煙火世界的世道人心——山西的關帝廟、福建的媽祖廟和江西的萬壽宮。萬壽宮是為了紀念江西的地方保護神許真君而建，和關羽、媽祖一樣，許真君真有其人。許真君原名許遜，生於南昌縣長定鄉的益塘坡，還曾做過四川旌陽縣令達十年之久。古時的旌陽縣，也就是今天的德陽縣。據說許遜在任上為官清廉，政聲極佳，深受百姓愛戴。如果僅於此，他也許很難被後世的人們供奉。許遜的非凡之處在於，他後來受天啟，辭官學道，習得一身除魔降妖的本領。此後雲遊四方，做了許多為民除害、根治水患的好事和善事，上蒼為了嘉獎他在人世的功績，在他135歲時，把他召到天上去享清福。這件事本來很魔幻，有點類似拉美作家馬爾克斯筆下的神秘故事，然而令我意外的是，地方典籍裏竟然對此有詳細而嚴肅的記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原因，完全滿足新聞的五個要素——公元218年8月1日，江西南昌西山，許遜全家四十二口人，突然拔地而去，越升越高，最終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片刻之後，天上又有響動，一個石臼、一架車 一隴綿賬，又從天而降，墜入許家人去室空的老宅。人們以為，天上降下來的這些遺物，乃是許真人留給地上同鄉的一個紀念。

    一個凡人，享有廉潔的清譽，活得又長，還具備降妖除魔的本領，自然容易被人當成神來看待——因為許遜身上的這三種特質，每一項常人都難以抵達。我猜想，許遜升天這神奇的一幕，應該是後人為了懷念他編造出來的。不過，這個傳言也從側面說明當時許遜的去世是一個轟動四方的大事情。

    中國成語中，有個叫「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說的是漢代淮南王的故事，看來得道升天的傳聞還不止一個。同樣的升天事情，在淮南王那兒，似乎充滿了揶揄和諷刺，而在許遜這兒，卻充滿了人間的祝願。與關帝廟和媽祖廟不一樣的是，前兩個只作為純粹的供奉祭祀場所，而萬壽宮卻有著現實的功能——它不僅用來供奉許真君，更重要的是，它是現實中江西人聚集的會館。在中國的商業文化中，江右商幫一直重視修建萬壽宮，因為它不僅是江西人的一個精神寄托，還是商業聯繫所溝通的樞紐。除了祭祀之外，萬壽宮還有聯繫鄉誼、調解糾紛、商業中介和融資等功能。

    萬壽宮供奉的神，無論是許遜，還是蕭公與晏公，都是江西的地方神，江西商人堅信，無論他們走多遠，環境如何惡劣，只要有江西的神在，就會保佑大家財源滾滾，吉祥平安。因而在江右商幫的鼎盛時期，代表江右文化的萬壽宮遍及包括北京、上海在內的全國20多個省區市。分布最密集的，當數西南的雲貴川，122個縣市，建了218座萬壽宮。就像後來的山西商人走西口那樣，江右商幫選擇的更多是走夷方，往南開拓，走多遠，萬壽宮就建多遠。所以，今天我們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人密集的地區，依然能夠看到香火旺盛的萬壽宮。

    就我生活的雲南來說，歷史上對其影響最大的就是江右商幫。《滇黔誌略》中記載：「無論通衢僻村，必有江西人從中開張店舖，或者往來貿販」。年少時，我曾聽外婆說，她年少生活在老家昭通的時候，曾有一段時間住在江西廟的隔壁，直到她離開故鄉到外地工作。所謂的江西廟，是萬壽宮的另一別稱。民國時期編撰的《昭通舊誌》裏，附有一張手繪的地圖，萬壽宮就在昭通城的文淵街與懷遠街交匯處，離當時縣城地標建築玉皇閣僅咫尺之遙。大學畢業後我回到昭通工作，曾專門去尋找過萬壽宮。那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昔日的萬壽宮成為昭通市糧食倉庫的一部分，這也使得那座明清時期的建築，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再後來，當人們的文物意識漸強，看上去已經陳舊不已的昭通萬壽宮，被列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塊朱紅色的牌子，成為護身符，掛在了萬壽宮屋簷下。

    兩宋以來的數百年間，江西人在高山雄峙、大江奔流的烏蒙山，建了多少萬壽宮，已經很難統計。烏蒙山腹地的朱提，是我故鄉昭通的舊稱，因產銀而久負盛名。明清的筆記小說，無論是《聊齋誌異》《子不語》《浮生六記》，還是《閱微草堂筆記》，提到銀兩，都是用「朱提」來替代。唐代的詩文大家韓愈，在其《寄崔二十六立之》一詩裏，曾寫下「我有雙飲盞，其銀得朱提」的詩句。韓愈生於據今一千二百年前的中唐，可見那個時候，朱提所產之銀，已聲名遐邇，廣為人知。有意思的是，韓愈曾在江西的袁州為官，還曾寫下「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遊」的詩句。古代的袁州，就是今天的宜春。既然連韓愈都知道銀產自朱提，敏感的江右商幫自然不會在昭通缺席。朱提銀的核心產地，位於今天昭通市魯甸縣的樂馬廠。在銀礦開採的鼎盛時期，據說有十萬礦工在此作業，源源不斷開採出來的銀礦，蘊藏著巨大的商機。中國各地前來淘金的商賈，在魯甸建了各自的會館，而在那些會館裏，又以萬壽宮建得最宏偉、豪華和闊大。

    說到萬壽宮的規模，在江西之外，雲南會澤縣的萬壽宮是建得比較大的。會澤縣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前曾隸屬昭通，是今天雲南十四座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古代中國，會澤是有名的錢都，因為比鄰的東川產銅，而銅是製作銅幣必須的原料。歷史上，東川府的府署所在地就在今天的會澤縣。

    東川的產銅歷史之早，曾會讓考古學家感到意外。雲南歷史上曾經歷過一段繁盛的「青銅時代」，從滇池邊李家山出土的大量青銅製品，證實了歷史的朦朧深處，的確有過一個古滇國存在。甚至有專家認為，東川的銅，與後來震驚世界的三星堆青銅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這種說法也並非毫無根據，因為產自東川的銅，在古代，的確是通過秦代修建的「五尺道」，經過昭通的幾個縣區，陸路運輸到四川，再從那兒轉運到全國各地的。

    據說，清朝的錢幣，有百分之七十的銅來自會澤，因此在銅板作為硬通貨的年代，會澤也像錢幣一樣硬紮。從會澤運出去的銅，不止是用來鑄造錢幣，也用來鑄造國家或者地方有象徵性的東西。如北京故宮的大殿前，無論是太和殿、乾清宮還是慈寧宮，都有一對象徵江山永固的銅龜銅鶴，其製作原料就來自於雲南會澤。此外還有貴州黔靈的黃鐘、武當山的銅殿、雲南昆明的金殿，其製作所用的銅，概來自會澤。所以，這樣一個財富聚集之地活躍著江右商幫的身影也就不足為怪了。

    今天的會澤古城，也有一條江西街，而萬壽宮也就建在這條街上。

    明清時期，全國各地的商人到會澤淘金，建了不少會館。有江西會館、江南會館、四川會館、福建會館、陜西會館、湖廣會館……其中，尤以江西會館的規模大。2006年，國務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裏，會澤萬壽宮名列其中。

    會澤的萬壽宮，從正門往裏走，一共三進院，佔地近八千平方米，房屋多達四十多間。院內重簷疊瓦，畫棟雕梁。曾經，我在閉館日找了關系，進入過裡面仔細參觀。萬壽宮的門頭上方，是一座古戲臺，左右兩側的臺柱上，掛了一副楹聯：天地無私，貴賤皆為過客；古今如夢，往來只換衣冠。對於戲臺而言，這副楹聯再貼切不過。上個世紀末，小說家張慶國曾為會澤寫過《烏蒙會館的發現》一書，他對萬壽宮中的戲樓有過詳細的描述：「內有古戲樓兩座。一座敞向二進院中殿，五重飛簷，繁復精致，戲樓頂部的四十二只翹首翼角宛然是古代活下來的一群大鳥，高擡著結實烏黑的尖喙，神情漠然地註視著遠方。戲樓下方有四十二根落地柱，與樓頂的翹角數目等同，描繪出當年的喧鬧與奢華。」

    會澤萬壽宮的戲台上端，有一個由木頭構成的圓形鬥拱，呈螺旋形上升，據說有共鳴和放大的功效，能夠將字正腔圓的唱詞傳輸得更遠。我曾在江西樟樹市三皇宮街區見到與會澤萬壽宮一模一樣的戲臺。戲臺頂上，也有這樣一個圓形鬥拱，臺前也是一塊開闊的空地，那是觀眾看戲的地方。樟樹市隸屬於江西宜春，我甚至懷疑，兩座戲臺的建造者，是同一個木匠師傅後來的傳人。

    曾經影響過中國歷史走向的唐繼堯，其故居就在會澤江西街離萬壽宮不到百米的地方。這個被後人稱為「護國雙雄」的一代梟雄，於上個世紀的1915年，與蔡鍔一道，發動了護國運動，終結了袁世凱的帝製復辟。也許，在唐繼堯二十一歲東渡日本留學前，來自故居一側的萬壽宮裏王候將相與才子佳人的演出，一定或多或少影響過他。文以銘心，武以刻骨，等他靠軍力主政雲南後，立即着手籌建東陸大學。東陸大學是今天雲南大學的前身。在上個世紀初便有這種開辦大學眼光的人，註定會在中國歷史上寫下屬於自己的一筆。也許，江右商幫在雲南會澤所建的萬壽宮，曾以某種隱密的方式，參與到中國歷史的進程中來。

    譙樓

    中國古代的譙樓眾多，但袁州譙樓也許是最特殊的一個。

    歷史上，我國的縣治、州治、郡治和都城所在地，大多都會修築城墻與城門。在城門上端，往往又會修築譙樓。對於譙樓，《辭海》的解釋是：古時城門上的瞭望樓。元代的陳孚在《彰德道中》寫道：「偶逐征鴻過鄴城，譙樓鼓角晚連營」，說明古時人們建的譙樓，除了用於瞭望，還會在樓內懸巨鐘、置大鼓，用來報時。每當晨鐘敲響，暮鼓回蕩，一座城池便有了它自身的時間法度。古代的夜間計時，把一夜劃分為五更，每更相當於現在的兩小時。19時為定更，早上5時為亮更。每到定更先擊鼓，後敲鐘，告訴大家天色已晚，該睡覺了；到了亮更，則是先撞鐘，後敲鼓，告訴大家該起床了，一日之計在於晨。因此袁州譙樓，在舊時，與那塊土地上人們的起居勞作，有著很大的關系。

袁州譙樓正面

    袁州譙樓又被稱為「宜春鼓樓」，遠遠看去與其它古城樓並沒多大區別。6米高的座臺為磚石所砌，結實、厚重，佔地達780平方米之多。它坐西朝東，中間開了道城門，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照射過來，穿過門洞，在古城的步行街上留下的光影，有如散落一地的「黃金」。所以，每天打開城門，接納一早投射進來的陽光，感覺就像是在「開門納財」。在中國古代數以千計的古城樓裏，袁州譙樓特立獨行，卓爾不凡。它的座台上方，是兩層的譙樓，而在主樓的兩側，各建有一平台，與主樓形成了「兀」字型布局。登上平台一看，才會發現袁州譙樓的非凡之處藏在上面。原來，平台上面密布著儀器，那些儀器大多與時間有關。所以，袁州譙樓不是一座普通的譙樓，除了瞭望的功能外，它還是一座用來「測時、守時和授時」的鐘樓，一座為時間服務的大體量建築。

    袁州譙樓最初建於一千多年前的五代十國。曾經，從這座鐘樓上傳出的鐘聲與鼓聲，穿過戰爭的煙塵，與馬蹄聲一道，回蕩在宜春的上空。那個時候，中國大地四分五裂，各方政治勢力逐鹿中原。戰爭的縫隙裏，南唐袁州刺史劉仁瞻修建了這座既可用來瞭望和防禦，又可用來敲鼓報時的譙樓。畢竟，無論戰爭如何慘烈，農時不能誤。有了糧食，才可能有百姓的一日三餐。

    中國人早就知道，農業要豐收，一個基本的前提是要掌握時節，不違農時。北魏的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就曾寫道：「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古時的袁州曾被認為是「農業上郡」，農業極為發達，以至於到了清順治年間，宜春奉新人劉應棠專門寫了一部總結農業生產經驗的專著——《梭山農譜》。這部書詳細記載了農業生產的全過程以及當時用於農事生產的所有工具。沒有厚重的農耕文明的積澱，是不會出現這樣一部農業著作的。因而當年袁州譙樓的修建，除了用於軍事的瞭望與防禦之外，大概率還與在時間上服務宜春的農業有關。

    中國是人類歷史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曾創造過領先世界的農耕文明，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人對時間有超乎其它民族的敏感。在遙遠的古代，我們的祖先眺望星空的時間，也比今天的人們要多得多。「夫高而大者莫大於天，厚而廣者莫廣於地。」西周時期，中國就有了世上最早的天文學和數學著作《周髀算經》，它用最簡便可行的方法，確定了最為古老的天文歷法。那個時候，大地上到處是疑問：我們從那兒來，又將去哪兒？春暖花開的日子，為何會被烈日炎炎的天氣所取代？高山之巔為何寒涼？海水為何苦鹹？水為何往低處流淌？大鳥為何能在高天飛翔而不墜？沒有人能夠回答這些問題。一切的答案，似乎都隱藏在浩渺的蒼穹裏。

    袁州譙樓，除了它的日常功用之外，還是一座用來仰望星空的城樓。中國古人長久仰望星空、凝視天宇，有了難能可貴的發現。從鋪陳開去的銀河，人們看到鬥轉與星移，也從大地的榮枯，看到了季節周而復始的輪回。地處北半球的中國，除了靠近赤道的熱帶地區，人們均能夠在一年中感覺到四季的更替，也能夠在一天裏，感覺到時辰的變化。春去秋來，晨去晚至，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在這樣的更替與變化中，經驗告訴人們，我們置身的這個世界在有規律地輪回。所謂「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人們從這輪回與萬象的更新中，敏銳地發現有什麽東西流過我們的身體，流過山川與大地，流過森林與莊稼，它無形、無味、無色、無聲，但又確實存在着。它流經的地方，滄海變成了桑田，垂髫變成了黃發。古人說：「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這看不見的像河流一樣流淌不復回的，是時間。

    時間與空間，構成了大地的經緯。人在其中像蜉蝣，脆弱、短促；生命像螢火蟲發出的微弱光亮，轉瞬即逝。相對於時間，人類大概更先感受到空間的存在。目力所及之處，也許就能夠看到高山、平地與河流。如果不給它們命名，這個世界就是混沌一片，無法分清彼此。有了命名，空間得以確立，世界清晰起來，變得有序可循，變得可說，可言及。莊子說：「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因為有了命名，方位、地點、物種，莊子說得清清楚楚。相對於世上萬事萬物的命名，對看不見的時間進行劃分要困難得多。好在遠古時代人們過著緩慢的生活，有足夠的耐性在大地的輪回中尋找到它的規律。一開始是四季，道元禪師《本來面目》裏說：「春花秋月杜鵑夏，冬雪皚皚寒意加。」人們通過對天象的觀察以及對四季的感受，為古代的歷法搭建起了一個粗糙的框架。在季節更替的基礎上，人們又從月亮的陰晴圓缺裏，將一年的時間劃分為十二個月。為了農事的需要，又在十二個月裏進一步細分，確定了二十四個時間節點。從春分、雨水、驚蟄一直到小寒之後的大寒，節氣與節氣之間，相差十五天左右。一年的農事，無論是播種、插秧，還是中耕、收獲與休養，只要按照節氣來安排，就大體錯不了。

    可以這樣說，對時間的感知、捕捉和劃分，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盡管在遠古的時候，人們大體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來安排一天的生活，但那是在小國寡民的遠古。秦帝國以後，中國成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今天我們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最西端的帕米爾高原，與最東端的黑龍江和烏蘇裏江匯合處，跨了整整五個時區。2011年夏天，我在新疆的賽裏木湖邊，看到了奇異的一幕：夜裏11點，太陽依舊高懸，明亮的陽光照著潔凈的湖水，人們在湖邊的蒙古包裏忙碌，準備即將開始的晚餐。而同一時間，生活在中國東部地區的人們，大多已進入夢鄉。所以，中國古人是很講究對時間進行規劃的，什麽時辰做什麽樣的事情，已做了安排。唐代的集市就規定，午時擊鼓三百下，商人始能入市。日落前三刻擊鉦三百而散市。什麽是午時，什麽又是日落前三刻，得有一個管理時間的部門來給予權威的回答，否則就容易亂套。

    將無形的時間進行切割和細分，在古代，的確是件困難的事情。缺少了現代鐘表的加持，人們只能靠一代代人的經驗積累來確定時間的刻度。地球圍繞太陽公轉一周為一年。將一年的時間進行切割，四等分，十二等分，甚至二十四等分，我們的祖先都做到了。子、醜、寅、卯……中國人甚至可以將一天分為十二個時段。了解了十二時辰，也就了解了中國人一天的生活。

袁州譙樓

    歷史上的中國人，是一個充滿好奇與探索精神的民族，所以能夠建起像袁州譙樓這樣世界現存最早的天文臺。今天，除了袁州譙樓之外，中國保存下來的古天文臺還有北京的古觀象臺和河南登封的觀星臺。後兩者，當年都是由中央政府修建和管理，只有袁州譙樓，是一座完全由地方政府投資修建並管理的。在防禦功能弱化之後，袁州譙樓作為一座專事時間報送的天文臺，突顯了中國人對時間的理解與安排。

    讓袁州譙樓在人類科技史上發揚光大的，是南宋時期的知州滕強恕。在對時間以及農事的認識上，滕強恕可稱是劉仁瞻的隔世知音。公元1219年，他不僅主持重修了譙樓，還添置了不少測量儀器。明正德版《袁州府誌》載：「譙樓。府治東。宋嘉定間郡守滕強恕建。築臺，為樓五間。原置銅壺一座，並夜天池、日天池、平壺、萬水壺、水海；影表、定南針；添水桶，更籌，漏箭；鐵板，鼓角。設陰陽生輪值，候籌報時。」可以說，正是府誌上羅列的這些天文儀器，組成了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一套測時系統，以至於從那時開始的很長一段時間，從朝廷到地方的時間確定，一度沿用袁州天文臺測時、守時和授時模式。最為不可思議的是，袁州譙樓採用的"銅壺滴漏"來守時、報時和授時，其所測時間與我們今天的鐘表所測相比，每天竟只差20秒。

    通常，創造文明的人，常常被自己創造的文明束縛。但在袁州譙樓，我們能夠感受到中國古時農耕文明照射過來的奇異之光。那時的中國人，修建了世上最為龐大的建築群，積累了最為豐富的造樓經驗，但仍然保持着可貴的探索精神，他們大膽，好奇，也敢於突破常規。滕強恕組織再造譙樓時，在採購梁柱木料上遇到了大麻煩。運來的24根粗杉，樹幹大而不直，然而建築工匠卻將這些並不筆直的粗壯柱子，巧妙地用在譙樓的主體建築上。於是，袁州譙樓出現了中國建築史上的一個奇觀：東八柱、中八柱往東歪，西八柱往西歪，但它們卻共同支撐起了譙樓歇山重簷的樓頂。數百年過去了，這座譙樓一直挺立不倒。那是因為袁州譙樓這種離經叛道的用材，既有對力學的準確把握，也有異想天開的大膽構思。而人類對世界的探索，每一點進步，大多是由這種離經叛道開啟的。

    今天的袁州譙樓，已經是人類科技史上的一個「地標性」建築。譙樓的周圍，建起了一個佔地30畝的天文廣場，上面陳列有按原件復製的15件古天文儀器，它們是中國古人智慧的集中展示。其中有張衡用於預測地震的地動儀，有觀測天體位置的渾儀，有演示天地運動的天體儀，有測定節氣日期的圭表，有測定每日時刻的日晷，有計時工具四級銅壺滴漏，甚至還有一處利用人影測時辰的人體測時器……作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袁州譙樓的價值，絕非只是世上現存最早的天文臺這麽簡單，在我看來，它的價值更體現在建築本身所蘊含的科學精神、探索精神與冒險精神。

    我很好奇，集中了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袁州譙樓為何出現在江西宜春，而不是在當時的京城或者其它地方？也許是江西在中國數千年的文明中，曾一度作為引領者。無論是農耕、建築、醫療、製造、流通……均領先彼時中國的其它地區。北京故宮、圓明園、頤和園等古建築的設計建造者，均為江西的雷氏家族。明崇禎十年面世的《天工開物》，乃是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綜合性著作，外國學者稱其為「中國17世紀工藝百科全書」。這部書詳細描述了各種農作物和手工業原料的種類、產地、生產技術和工藝裝備，還提出了一些極為超前的觀點，比如它強調人類要和自然相協調，人力要與自然力相配合。今天，我們強調人與自然要和諧相處，而在數百年前的中國，此書的作者宋應星便有了相同的觀點。宋應星也是江西宜春人，只是不知道他之所以成為中國科學的先驅，是否與年少時，他在袁州譙樓上受到的天文啟蒙有關？

    今天的袁州譙樓早已不再行使它的測時、守時與授時功能，但是站在有一千年歷史的天文台上仰望天空，會發現巨大的天宇就像是一個表盤，只是嘀噠作響的不是時針、分針與秒針，而是流淌的星河，是太陽與月亮的浮沈，是草木的榮枯以及大地萬物的衰亡與新生。

    樟幫

    幾乎是從唐代開始，位於贛江中遊的小城樟樹便彌漫著一股微妙的植物氣息。資深的中醫如若從小城穿過，甚至可以從空氣中捕捉到白術、肉桂、藿香、茯苓、砂仁等藥材的氣味。我故鄉昭通的一個中藥店裏，曾經有一位盲人藥師，只要負責坐診的父親大聲說一遍方子，他便能夠從那些相似的藥櫃裏，準確地分撿出方子所羅列的藥材。我到那個藥店照方抓藥的時候，常常擔心藥師把藥拿錯，然而事實證明是我多慮。由於失明，他的觸覺、聽覺、嗅覺和味覺比常人靈敏得多，那只時常伸進藥櫃的右手，似乎藏著一把小枰，五錢，或者八錢，他抓出來的藥與用秤核准的重量，並無二致。不知道他是如何記住那數百甚至上千種藥材氣味的。一包藥材，打開紙包，放在櫃台上，他用手觸摸，拿起來聞聞，便能準確說出藥材的名稱。人們甚至說，他能夠聞出雲南天麻與四川天麻，寧夏枸杞與新疆枸杞的不同，奇異得就像是一個神話。

    樟樹中藥的歷史久遠，遠在三國時期，就有人擺攤賣藥，懸壺施診。被稱之為「太極仙翁」的葛玄是道教靈寶派的祖師，也被後人認定為中藥的「藥祖」。據地方文獻記載，早在東漢時期，他便在樟樹閣皂山采藥行醫，算上去已有1800多年的歷史。唐代的蘇敬是著名的醫家，曾擔任過右監門長史，他與孔誌約等人共同編撰的藥學著作《新修草本》，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國家頒布的藥典，這部書是在《神農本草經》《名醫別錄》和《本草經集註》的基礎上，增補隋唐以來新藥修訂改編而成的，書中共收藥850種，其中樟樹閣皂山所產的藥材就有茯苓、沙參、葛根等兩百余種。到了唐代，樟樹作為中藥的集散地，已經由原來的藥攤發展為藥墟，爾後到宋代，更是發展為享譽全國的有名藥市。算起來，中藥材與樟樹已經有了近兩千年的不解之緣。

    古代中國，關山阻礙，河流成為天賜的往來通道。樟樹位於贛江邊，往北經過鄱陽湖與長江連在一塊兒，而那時的長江，是中國最重要的水道，通過長江水系中大大小小的支流，能夠與更為偏遠的地區聯結起來。唐開元四年，江西通往廣東的古驛道「大瘐嶺道」開通，這條由國家主導修建的驛道，是中國南北重要的陸上通道。從那時起，位於這條道路上的樟樹鎮，既有水道的便捷，又有陸路的方便，因此成為了「八省通衢之要沖」。南來與北往，西去與東來，作為溝通八方的交通樞紐，樟樹漸漸成為中藥材的匯集之地。中醫藥歷史上影響巨大的樟樹藥幫，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樟幫」，就是在這兒孕育的。

    「天人合一」是中國哲學的思想基礎，強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莊子》中有雲：「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從這一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醫，講究辯證施治，對症下藥，其中的原理，不僅外國人常常弄得一頭霧水，今天的中國人也不甚了了。我年幼時常出鼻血，從記事開始便不時流淌，有時堵住了鼻孔，血從嘴裏來。為了止血，母親曾讓我嘗試過許多偏方：頭發燒焦沖水喝、白茅草熬水、吞食老墻土、後頸用冷水拍打、綠豆燉黃鱔……記憶中，我的鼻孔裏甚至打過止血針，然而並沒有什麽作用。初中的那幾年，鼻血流得更為頻繁，我的書包裏，隨時帶着一個拇指大的玻璃藥瓶，裡面裝著浸透野蒿汁液的棉球，只要感到有流鼻血的跡象，立即掏出一砣塞進鼻孔。「久病成太醫」，我知道對於流鼻血來說，野蒿是比較有效果的。

    東晉的葛洪，乃是葛玄的侄孫，師從葛玄的弟子鄭隱，他曾著過醫書《肘後備急方》，裡面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我國藥學家屠呦呦因青蒿素的發明獲得2015年諾貝爾醫學獎，就是得益於《肘後備急方》的啟發。在葛洪的這本醫書中，有治療痢疾的方子：「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不知道葛洪所說的青蒿，與有止血功能的野蒿，是不是同一種植物？

    讀高二的那一年，父親不知道從哪兒弄來一本殘缺的醫書，沒有封面，也沒有前面那幾頁，不知著者為誰。但醫書上有一個止鼻血的方子：

    生赭石（軋細，六錢）、清半夏（三錢）、蔞仁（炒搗，四錢）、生杭芍（四錢）、竹茹（三錢）、牛蒡子（炒搗，三錢）、粉甘草（錢半）。

    方子下面，是開方子的大夫講的一則故事：「一童子，年十四，陡然吐血，一晝夜不止，勢甚危急，其父通醫學，自設有藥房，亦束手無策。時愚應其鄰家延請，甫至其村，急求為診視。其脈洪長，右部尤重按有力，知其胃氣因熱不降，血隨逆氣上升也。為擬此湯，一劑而愈，又服一劑，脈亦和平。」

    也許是方子下面的那則故事打動了我父親，他去縣城的中醫院照方抓藥，我至今記得那副藥當時花了二角七分錢。服了一劑之後，那一年我再沒有流過鼻血。後來，我到外地讀書，便把這止鼻血的救命藥方抄了帶在身上，每當鼻孔裏發熱、有流血的跡象，我就抓一副來煮了吞服，效果非常明顯。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本殘破的醫書，乃清末民初大醫家張錫純所著的《醫學衷中參西錄》。由於是山西的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以為張錫純是山西人。其實他是河北人，是近代中國中醫學界的泰鬥，曾於1916年在沈陽創辦了我國第一家中醫院——達立中醫院。

    《醫學衷中參西錄》上，治吐衄方有十余個之多，我用的是其中的「寒降湯」。後來，我好奇這個方子上的藥材，曾一一查找它們的藥效，令我意外的，方子上的七味藥，沒有一味是止血的，而它們幾乎都有治胃的功效。以張錫純先生的觀點，我流鼻血乃胃氣上浮，胃氣降了，鼻血自然也止住了。用治胃來止血，這種事情對於不了解中華文化的人來說，無異於天方夜譚。

    今天，有許多人對中醫產生了置疑，那是因為我們很難探悉中醫所蘊藏的深奧秘密。郎中所開的藥方裏，有的中藥為何要炒搗？有的為何要軋細？而有的為何要蜜炙？一般的郎中並不會對患者細講。張錫純是大醫家，他所開的方子，後面有詳細的開方原理，讀過令人信服。

    從神龍嘗百草開始，中藥經過數千年的實踐，大多數藥材都被摸清了藥性和藥效。豈止是人類，生活在坦桑尼亞的黑猩猩，經常會習慣性地咀嚼一種名為「阿斯皮裏拉樹」的樹葉。科學家感到很是奇怪，因為這種樹葉不僅味道怪異，而且有劇毒，那黑猩猩為何要以身試險呢？後來他們對這種樹葉進行化驗，發現裡面含有「提亞魯布林」，這種物質是寄生蟲的克星。其實，也不止是黑猩猩有這種識藥的能力，許多動物患病以後都會去采食草藥進行治療。野兔得了腸炎，會去尋找幹枯的「馬蓮」吃，它為何知道這種草藥有治療腸炎的功能？自然界有許多未知的秘密，我們今天都沒能夠破譯。

    戴維·喬治·哈斯凱爾是美國南方大學的生物學教授，他曾寫過一本自然筆記《看不見的森林》，並將它作為自己所開設的生態學課程。在這部書中，他談到世界上大多數文化都認為可以從植物的形態來推知藥性，並舉了「獐爾細辛」作為例證。獐爾細辛俗名又叫「肝臟葉」，它的葉子分為三瓣，形似人的肝臟，據稱有治療肝病的療效。看來，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有利用植物外在形態來推知藥性的習慣。每一種藥，都有其獨特的藥性，那藥性，是千百年來人們用肉身試驗得出的結論。但對於歷史悠久的中醫藥來說，其認知早已超越了對藥性的一般性掌握。中醫會把每一個病人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有時病症在口鼻處表現，病竈則在其它地方，高明的郎中能夠在看似不相關的兩者之間，敏銳地發現它們隱密的聯繫，並找到解決的途徑。

    在中國醫藥史上，樟樹的獨特貢獻，在於它利用中藥材匯集之地的優勢，創造了一種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中藥炮製方法，並且順理成章成為中藥材的炮製中心。僅炮製的工具，就讓人目瞪口呆。鍘刀、片刀、刮刀、鐵錨、碾槽、沖缽……數十種之多。長期的實踐，也形成了樟樹藥幫的一些製藥口訣：「白芍飛上天，木通不見邊，陳皮一條線，半夏魚鱗片……」好的製藥師傅，能夠將一寸長的白芍，切成300多片，每片薄如蟬翼，輕輕一吹就能夠飛上天。而炮製的手段，也在時光的累積中，漸漸形成炒、浸、泡、炙和烘、曬、切、藏等技藝。

    宋元以來，江右商幫的足跡遍及中國的大江南北，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樟樹藥幫在中國各省區的影響日盛，他們追求藥的品質，構建起自己的藥材購銷網絡，專門有人從原產地購買地道藥材：長白山的人參、廣西的田七、安徽慈溪的麥冬、雲南昭通的天麻……物競天擇，每一種藥產自何處藥效最佳，上蒼早做了詳細的安排，對此，樟幫的人清清楚楚。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藥商也將他們收購的藥材運到樟樹進行加工。四川經營附片的、河南買賣地黃的、安徽倒騰棗皮的、浙江銷售白術的……全國各地的藥商都匯聚到了樟樹，以至於贛江邊的樟樹碼頭，終年千帆林立；而城中的茶樓酒肆，也終日座無虛席。清道光年間，樟樹的藥行多達200余家，成為「南北川廣藥材之總匯」。由於全國各地藥材雲集樟樹，無論如何稀奇的藥，在樟樹藥市上都能夠買到。口碑營銷，漸漸地，「藥不到樟樹不齊，藥不過樟樹不靈」的說法，在業界不徑而走。

    鼎盛時期，樟幫以樟樹為中心，逐漸將藥行開到了全國各地。樟幫開設的藥行，既有郎中把脈問診，又有齊全的藥材予以保證，所以前來就診的人越來越多，藥行自然也就開了一家又一家。僅在漢口，樟樹人開設的藥行就多達十余家；而在重慶，樟幫開設的藥行更是多達20多個。那個時候，江右商幫抵達的地方，幾乎都有樟樹人開的藥行。由於有厚重的中醫藥文化加持，樟幫「挾技藝走四方」，把藥材生意做得風生水起。

    歷史上，中國戰亂頻繁，人口會因戰爭驟減，但只要迎來太平光景，用不了幾年，中國人口又能迅速增長，其中就有中醫藥包括樟樹藥幫的一份功勞。

    青花瓷

    光滑、溫潤，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瓷器也保持着它幾乎恒定的體溫。同樣是來自於大地，同樣是經過高溫的洗禮，鐵就不一樣，它堅硬，冰冷。我就曾在冬天，有過舌頭舔在鐵器上被凍住的慘痛經歷。瓷器不會，似乎是一到冬天，它就緩慢釋放當初燒製時儲存在身體裏的熱量。而在炎熱的夏季，瓷體冰涼，雙手捧住一個陶瓷器皿，它好像會吸走你多余的體溫。我一直奇怪，人們在談到中國古代發明時，為何只提造紙、指南針、火藥及活字印刷，而不提瓷器？是因為前幾項發明是個人，而後者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在我看來，瓷器對人類的貢獻並不比前幾者小，它將器與藝集於一身，既是生活中的日用品，又是生活中的藝術品。好的瓷器，它的形狀、顏色、質地以及瓷體上的圖案，是能夠滋養人心的。

    都說陶器的出現，是人類由舊石器步入新石器的一個標誌，那麽瓷器的產生，或許意味着的是人類農耕文明時代的到來。據考古學家考證，瓷的最初出現是在數千年前的夏朝，而那時，正是中國由原始農業向耕作農業的過渡期。

    在中國，瓷器最初的發源地在什麽地方，多年來一直撲朔迷離，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福建永春苦寨發現的青瓷窯址，才揭開這一謎底。經碳-14進行年代測定，該窯址的年代在3800年前後的夏代晚期，比之前認定的浙江湖州瓢山窯址還早兩百年。時光讓多少秘密埋藏於大地，就讓多少懸念等待後人破解。也許多年以後的某一天，又會有一個新發現的古代窯址，將中國的古瓷歷史往前再推。江西樟樹市下面的山前鄉吳城村，上個世紀修水庫時，就發現大量殷商時期的文物，其中就有不少刻有幾何紋飾的古瓷片。盡管吳城所發現的古瓷歷史比苦寨的稍晚，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江西這個地方有豐富的高嶺土。說到瓷，人們通常認為它的形成需要三個必備條件：一是要用高嶺土作胚胎；二要經過一千二百度以上的高溫燒焙；三是高溫燒焙後的器物表面形成釉面。

    我個人以為，因為瓷器的生產，古代中國成為了世界的製造中心。而景德鎮，便是這個製造中心最重要的工廠。英文單詞China有兩個意思，一為中國，二為瓷器。這意味着中國最初出現在世界的面前，是通過瓷器這張名片的。

    今天的中國，談到古代的輝煌，常常會提到「漢唐」。的確，漢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強盛時代，那個時候，中國就已經能夠生產出質地堅硬的成熟青瓷。也許通過張騫開闢的絲綢之路，也許通過木船的海上冒險，已有一些青瓷器皿被運往國外，只是因為量少，它們的出現還未引起世界的廣泛註意。到了唐朝，中國的陶瓷製作技藝漸趨成熟，出現了以「唐三彩」為代表的多釉色的運用。由於生產出來的瓷器兼具實用與審美的功能，瓷器在盛唐時期，儼然已成為中國出口國外最重要的商品之一。

    11世紀波斯的歷史著作《貝哈基歷史》曾有過波斯呼羅珊省總督向當時的哈裏發進獻中國瓷器的記載。見到那些造型精美色彩艷麗的瓷器，哈裏發驚喜不已。如今隔著上千年的時光回望唐朝，總讓人覺得那是個大紅大綠與大紫的朝代。今天，我們看唐代的服飾、美術、器物，無不是色彩斑斕，甚至女性以胖為美也是艷麗色彩在女性身上的委婉表達。杜甫在《麗人行》中寫道：「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唐代的絲綢華裳，顏色多達一二十種。也許，一個繁華、恢弘、大氣的朝代，是要用重彩來表達的。

    而青花瓷的出現，是否意味着在喧嘩的色彩表達的背後，中國人在審美上開始追求返璞歸真？白底藍花的瓷器，高雅、素凈，如果說中國人講究做人要清清白白，青花瓷也許是個最好的象徵。不明白這一點，就很難想通周杰倫的《青花瓷》為何會在中國廣為傳唱：「素胚勾勒出青花筆鋒濃轉淡，瓶身描繪的牡丹一如你初妝，冉冉檀香透過窗心事我了然，宣紙上走筆至此擱一半……」

    提到青花瓷，就必須提到景德鎮。盡管景德鎮的製瓷歷史悠久，燒製的瓷器品質優良，但在元代以前，它生產的瓷器似乎並不那麽引人註目。我們知道，中國的製瓷業到宋代已經相當繁榮，出現了「汝、官、哥、鈞、定」五大名窯，而景德鎮並沒有能夠並列其中。可是到了元代，景德鎮突然脫穎而出，成為皇家用瓷的生產地。1278年，也就是元十五年，朝廷在景德鎮設立「浮梁瓷局」，專門負責燒製宮廷用瓷。唐代詩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曾寫道：「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其中就提到了浮梁。浮梁是古縣名，唐代屬饒州，地點就在今天的景德鎮。至於皇家管理瓷器生產的機構為何設在景德鎮而不是其它地方，有研究者認為，那是因為景德鎮吸收了北方定窯的工藝特點，燒製出了高品質的白瓷。據南宋蔣祈《陶記》記載：「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潔白不疵，故於他所，皆有『饒玉』之稱」。蒙古族以白為吉祥，所以將皇家用瓷的生產地確定在了景德鎮。而自從浮梁瓷局設立，景德鎮便迅速脫胎換骨，實現彎道超車，將宋時名滿天下的五大名窯甩在了身後。

    對於中國瓷器的製作來說，元代是個重要的分水嶺，這不僅因為景德鎮吸收了當時一些名窯的製作技藝，讓自己的瓷器製作水平到達一個空前的高度，還在於它首創了瓷石加高嶺土的二元配方，開創了我國燒製大型瓷器的歷史。似乎是，中國悠久的製瓷歷史，到了元代，在景德鎮這個地方有了質的裂變。那時有很多身懷絕技的瓷工來到景德鎮，他們天賦異秉，敢於推陳出新，也敢於大膽配方和大膽燒製，使得景德鎮出現了很多前朝不曾見到過的器型和釉種。今天享譽世界的元青花，就是那一時期燒製而成的。

    青花瓷最早萌芽於唐代的鞏縣窯，然而其技藝卻是元代在景德鎮這兒集大成。元青花的生產，在吸收宋代青白瓷和滋州窯彩瓷技術的基礎上，大膽使用波斯地區的青花鈷料，燒製出來的瓷器，色彩素雅大方，迅速成為宮廷貴冑追捧的對象。遺憾的是由於時間久遠，今天所能夠保留下來的元青花瓷器已經不多，據說全世界也只存有三百多件，所以每當什麽地方發現了元青花瓷器，立即就會引起收藏界的轟動。

    1980年，江西高安縣發現一座元代窖藏，出土了兩百多件瓷器，那批瓷器，器形多，器物完整 ，工藝精湛，尤其是其中景德鎮生產的19件元青花和四件釉裏紅，更是不可多得的精品。高安縣為此專門修建了一座元青花博物館，其館藏的元青花瓷器數量位居中國第一。尤其是其中的「青花雲龍紋獸耳銜環蓋罐」，構圖豐滿，紋飾多達12層，帶給人極強的視覺效果。談到元青花的收藏，原產地中國所藏並非最多，排前兩位的是土耳其的托普卡帕博物館和伊朗的阿德比爾神廟博物館，高安所藏的元青花數量只能排到第三。看來，熱愛青花瓷，懂得其價值的並不止是中國人。2005年，倫敦舉行過一次元青花拍賣活動，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圖罐，竟然以1400萬英鎊的高價拍出，創下了當時中國藝術品在世界拍賣的最高紀錄。

    重溫景德鎮的製瓷歷史，會發現，景德鎮早在南宋時期，就從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中脫離出來，專事瓷器的生產。而元代設置的浮梁瓷局，以及之後被皇家欽定的官窯，讓景德鎮原先的小規模家庭作坊式的生產，變為更為精細的分工合作生產。《陶記》還記載：景德鎮的製瓷「印花、畫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規製，各不相紊。」也就是說，官窯作坊對內部分工做出了明確的劃分，每一個瓷匠，都只負責自己的工序，這不僅能夠提高瓷器的生產效率，更重要的是，它讓各工序的生產技藝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今天，站在人類科技前沿的「芯片」生產，採用的就是這種分工合作方式。

    景德鎮官窯生產的青花瓷器，由於最終的產品要提供給皇家，所以在製作上精益求精，不惜成本。相對於民窯青花瓷，官窯的青花瓷胎體薄、釉水肥碩，玉質感更強，色澤也更純正和更通透。「白釉青花一火成，花從釉裏透分明」。國家工廠的存在使得景德鎮成為青花瓷的製作聖地，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這裏學習瓷藝生產，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從這兒走到全國傳輸景德鎮出色的瓷器製作。是他們共同的努力，讓中國瓷器在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

    雲南騰沖是一個極邊之地，民國初年江西商人就在此開設了景德鎮瓷器專賣店，所賣瓷器有筆筒、花瓶、碗、盤、碟、壺等十數種，當時運輸的線路是由景德鎮通過長江水道運到四川，再由四川運到雲南銷售，有的還出口到緬甸。民國編撰的《騰沖縣誌稿》記載，僅民國十一年，由騰沖出口的景德鎮瓷器，就多達1056件。當時，騰沖銷售的景德鎮瓷器主要產自「丁義興」瓷坊，一些有經濟實力的人家，甚至通過江西的瓷器商人，專門找「丁義興」訂製瓷器。那些瓷器，底部會有「義興珍品」幾個字。

    中國是陶瓷業大國，除了景德鎮外，還有遍布各地的地方名窯。其中不少名窯與景德鎮有關，比如雲南的華寧陶。古代的雲南，高山阻隔，大江切割，是一個交通不便的僻遠省份，然而卻生產令人拍案叫絕的精美陶器。《新纂雲南通誌》記載：「陶器以建水、寧州所產者為著名，有精細兩種，細者如花瓶、花盆、文具等，釉水式樣，書畫彩色均有可觀。」古代的寧州，今天的雲南華寧，產陶的歷史久遠，幾乎與人類的製陶歷史同步。撫仙湖東岸的海鏡新村，有一個新石器時期的遺址。離華寧縣城不遠，就曾有陶片出土。但華寧陶成為地方名陶，追本溯源，卻是景德鎮的功績。

    今天的華寧碗窯村，有一塊《重建慈雲寺功德碑》，上面記載：「治北裏許，華蓋山下，大明洪武年間，有車姓者由江西錦德鎮來滇，蔔陶於此……」華寧陶之所以後來成為地方名陶，江西景德鎮來的車朋功莫大焉。在他的延引下，景德鎮有不少製陶藝人來到華寧，他們帶來了景德鎮最為先進的生產工藝，再經數百年間匠人的代代傳承和創造，才成就了今日華寧陶的榮耀。

    詩文

    江西詩文的集體爆發，晚唐即有跡象。公元904年，江西籍詩人鄭谷從長安回到故鄉宜春，居住在袁州府城西北，算是在動蕩的年代裏，尋找到一個安放肉身的地方，此時離唐王朝滅亡還不到三年。之前，鄭谷親眼目睹了朱溫逼迫唐昭宗李曄遷都洛陽，並縱火焚燒長安的殘酷一幕。那場燃燒在他生命中的大火，一直縈繞在他的腦際，讓他惶恐不安。現在好了，他可以在故鄉的懷抱裏，於兒時的記憶和桑梓熟悉的氣味中，撫慰他受驚的靈魂。

    得知鄭谷回到故鄉，雲遊天下的詩僧齊己尋跡來訪。他比鄭谷小十多歲，傾慕鄭谷已久，卻一直無緣相見。這次齊己做了充分準備，在拜會鄭谷時，還專門奉上為鄭谷寫的《寄鄭谷郎中》一詩。有詩作為交流的媒介，兩人聊得非常投機，齊己便將自己寫的《早梅》呈送鄭谷指教。鄭谷看到詩中「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便坦誠地對齊己說：「『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齊己聽後大為嘆服，稱鄭谷為「一字師」，在中國文壇留下一段佳話。

    鄭谷雖然被稱為晚唐的著名詩人，但在燦若星河的江西詩文大家裏，他並不是最出色的。王勃於《滕王閣序》中所說的「物華天寶，人傑地靈」，說的都是江西這塊地方的人和事。梳理中國古代文學史，江西這方天空群星璀璨，光華灼灼，許多人皆是一派宗師，他們的為人為文，一直影響著後世的創作。

    提到江西的詩文大家，田園詩的鼻祖陶淵明是繞不過去的。這個不為五鬥米折腰的人，其人生選擇一直被人們津津樂道。辭官的第二年，他一身輕鬆，時常在家中的花臺邊打理花草，遠離官場，他感到身心自由，於是有感寫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著名詩句。隱逸遁世，回歸自然，後世官場中的許多文人仕途失意的時候，總會想起他的這兩句詩來，並心向往之。然而，紅塵多留戀，真正去實踐的人終究也不多。

    兩宋是江西文人的高光時刻，很難解釋那塊土地在三百多年的時間裏，為何會密集出現如此眾多的詩文大家？翻開宋代的文學史，扉頁便是歐陽修領導的古文運動。他反對浮靡文風，倡導詩文要明白易曉，帶領一群人結束了駢文從南北朝以來長達六百年的統治地位，為後世提供了一種便於論事說理、抒情述誌的新型古文。比如他的《醉翁亭記》和《瀧岡阡表》，又比如他的《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難怪蘇軾那麽驕傲的人，也稱他「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

    出生江西臨川的王安石與歐陽修算是同時代的人，他們同朝為官，又同是江西人，政見卻不盡相同。不過，這並不影響兩人各自在文學上的成就。王安石所寫的一些詩，至今仍然為人們傳誦：「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江西在宋代文人輩出，我以為一個重要原因是地理上離當時政治中心相對較近。無論是北宋的開封，還是南宋的杭州，對於江西來說，都算不上山高路迢。中國歷史的大河流經大開大合、濃墨重彩的唐代之後，到了宋朝這兒變得婉約起來，哪怕是生活在北宋前期太平盛世裏的文人，筆下的詩詞竟也彌漫著幾分惆悵的兒女氣。晏殊可以說是個代表，他是江西撫州人，五歲作詩，十四歲外出做官，並一度官拜宰相，可以說仕途通達，文運亨通。但讀他的《浣西沙》，哪是一個誌得意滿的達官所作？「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如果不說此詩是晏殊所寫，讀者還以為它出自某位失意官員之手。因為晏殊，晏幾道成為北宋最著名的「文二代」。他的官做得雖然不及父親的大，但在詩詞上的造詣，卻可與父親比肩。他被喻為北宋詞壇寫小令的「第一人」，詞風上更接近李煜，感傷多愁。《臨江仙》裏的「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鷓鴣天》裏的「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寫出這樣詞句的人，再怎麽誇他都不為過。

    北宋時期的江西詩人真是了得，以黃庭堅為代表的「江西詩派」，在中國文學史上影響甚大。黃是江西修水人，曾寫下「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喜歡古風的人大都讀過這兩句詩，並因它唯美的意境而沈醉。與他的隔輩同鄉晏殊等人相比，黃庭堅的詩氣象要闊大許多：「春風春雨花經眼，江北江南水拍天」；「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在北宋的詩人中，黃庭堅是個既有學識更有別見的人，他曾說「文章最忌隨人後，自成一家始逼真」，足見他在文學上有著自成一派的雄心。

    由北宋而南宋，江西文人的風頭不減，他們依舊佳作疊出。「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江西吉永人楊萬裏，與陸遊等人一道，被稱為南宋「中興四大詩人」。他不僅詩寫得漂亮，更寫得多，一生竟作詩兩萬余首，留傳下來的有四千多首，堪稱詩壇的勞模。不過，宋朝到了南宋這兒，氣勢已衰，然而正是北方強敵的步步緊逼，南宋詩人筆下，比之北宋的同行，竟多了幾分硬朗和金石之氣。

    「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裏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寫下這些名句的分別是南宋的陸遊和辛棄疾，他們雖不是江西人，但前者在江西為官，後者在江西隱居，其詩詞成就，都與江西這塊土地的滋養分不開。說到血性的詩作，莫過於江西吉水人文天祥寫下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青照汗青。」作為南宋後期的主戰派，他在被俘後的表現，無愧於「男兒」二字。據史料記載，他就義的那天，行刑前，天昏地暗，狂風吹拂，刑場飛沙走石。面對死亡，文天祥從容淡定，用自己的生命寫就了人世難得的《正氣歌》。數百年時光過去了，這首詩仍然在中國的大地上回蕩：「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兩宋時期的江西，的確人才輩出，僅從文學的角度，還可羅列出一長串名字，比如有寫下「雨過橫塘水滿堤，亂山高下路東西。一番桃李花開盡，惟有青青草色齊」的曾鞏，有寫下「酒醒明月下，夢逐潮聲去」的姜夔，有寫下「痛飲從來別有腸，酒酣落筆掃洽浪」的胡銓……也許還得包括祖籍江西婺源的朱熹，一定是得益於祖先的蔭庇，他才能寫下「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樣雋永的詩句。可以說兩宋文學史，江右半部書。

    遷徙

    位於雲南西北的永勝縣，因有古道在境內穿行，舊時便成為滇西一帶通往四川的要隘。縣西數十公里之遙，有一座他留山，是彜族支系「他留人」的祖居地，上面有一個由成千上萬座古墳塋組成的「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年代不一的古墳、石砌的墓體已經鬆動，有樹從墳體裏長出，根須附在墓石上，像一些幹瘦的手指，握牢虛無飄渺的靈魂。在那些風化的墓碑上，我隱約看見漢文化留下的痕跡——不少墳塋的碑額雕刻有「佳域」二字，兩側的碑柱上雕刻有寓意美好的對聯。而墓碑上雕刻的圖案，大多是麒麟和鳳凰一類的吉祥物，它們是傳說中的動物，也是典型的漢文化元素。

    在這些墳塋中，有一座埋的是他留「把目」藍發禎。把目究竟是個什麽職位？時間久遠，很難考證，也許相當於彜族中的「土目」。在明清時期，土目是土司佐治官的統稱，而永勝一帶，當時是由高姓土司管理，藍發禎是否是高姓土司手下的一位管理者，也不得而知。但藍發禎墓兩側碑石上所刻的墓誌銘，隱約透露出他的家族歷史：

    「原籍江西吉安府，遷瀾滄衛，藍發禎自明時始祖藍公喇太爺入永，身居北勝以來，遣流東郊，迄今於有年矣。發禎公乃十世後裔孫也……」

    從這則墓誌銘裏，我們得知藍發禎的祖先來自江西吉安。在他留山那成千上萬古墳塋裏，掩埋著不少江西人的後裔。當年，為什麽如此僻遠的地方會來不少江西人？熟悉雲南歷史的人知道，這與明代的「洪武調衛」有關。「衛」是明代的一種軍事單位，當時，這種軍事單位既承擔防衛一方的軍事職能，又承擔管理一方的行政職能。1395年９月，為了「羈縻」金沙江兩岸的土酋，明朝決定將屯住在昆明的雲南中衛調往永勝設置瀾滄衛，於是大量的漢族移民進入永勝。那些移民中，就有來自江西的藍發禎的始祖。

    江西人成規模的往外遷徙，也許還得往前推幾百年。公元960年，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在開封東北四十裏的陳橋驛組織兵變，代周自立，建立了北宋王朝，結束了中國唐末五代長期分裂的局面。那個時候，江西是中國人口最為密集的地區，多達446萬，占全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經過兩宋的發展，到了元初，江西人口竟多達1400萬，其在冊的戶數和人口，分別占了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一。龐大的人口數量，有限的耕種土地，發達的經濟，讓江西人意識到，人生的路未必只能固定在土地上，於是贛地之民便有不少棄農經商。加之江西物產豐富，糧食、茶葉、布疋、陶瓷、紙張……大量的江西商人攜貨走出贛地，在全國各地將生意做得風生水起，歷史上最具影響的「江右商幫」就這樣出場了。

    當年的江西人結伴而行，所到之處，他們建萬壽宮，傳播江右商人和合共贏、以義製利、童叟無欺的商業精神。一時間，江西商人風頭無二。明代的張瀚在《松窗夢語》一文中說：「今天下財貨聚於京師，而半產於東南，故百工技藝之人亦多出於東南，江右為夥。」公元1421年，明成祖遷居北京，全國各地的商人嗅到商機，紛紛前來建會館。明代的北京會館一共建了41所，江西的萬壽宮就占了14所，居各省之首。

    兩宋以來的數百年間，江西一直站在全國經濟、科技和文化的前沿，這一優勢一直保持到明清時期。有史料記載，明孝宗弘治至明神宗萬歷的百余年間，江西的納稅一直穩居全國第一。

    江西人大量向外遷徙還是在明代。除了商業資本的自發擴張外，還與當時的軍事有關。1368年大明王朝建立，而它統一中國的軍需給養，多依賴江西供給。江右商幫在此事上出了大力，他們隨軍隊的推進，將江西的工農業產品，在滿足軍隊需要之外，銷售到了明王朝管轄和影響的所及之處，江西人外遷的規模也隨之越來越大。僅明初到明末，江西就有上千萬人移居外地。得益於江西位居全國前列的農業、科技、商業、文化……遷徙到外的江西人，擁有高出他人的見識、眼界與能力。其中的江西商人，他們極能吃苦，既經商於城市，也販賣於鄉村，甚至還深入到邊遠的少數民族山寨，有的還在那些地方定居下來，並與當地人融合，成為他們中的一份子。

    遷徙到西南邊地的江西人，他們入鄉隨俗，服飾、語言及生活習慣漸漸與當地人無異。得益於文化與財富的加持，有的人通過各種辦法牟取了土司的職位，成為了少數民族的首領。沒成為首領的，也大多成為當地的大商巨賈。清雍正、乾隆時期，朝廷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施「改土歸流」，竟然有不少土司被強行遷入江西，原因是朝廷發現這些土司，原籍竟在江西，是因祖輩經商才到了少數民族聚居區繁衍生息的。

    雲南建水的團山村，離縣城13公里，如今是國家級的4A級景區。這座古村至今保留著21座清代建築、三道寨門、三座寺廟和一座宗祠，它是今天中國大地上保存最為完好的古民居群落之一，也是世界100個紀念性建築遺產保護對象，而這一切，都與六百年前遷居此地的一位江西人有關。

    明洪武年間，江西饒州府鄱陽縣許義寨的張福，來到了建水團山，並在此繁衍生息。張福後人在團山所建的張家花園，由30幢房屋、21個天井和一個庭院式私家花園組成，其建築風格融合了中原漢式青磚四合大院、彜族土掌房和漢彜結合的簷瓦土掌房，被喻為「雲南的樓蘭古城」。今天的團山村，居住的幾乎都是張福的後人。村中的張氏宗祠，廳堂兩側掛有一幅對聯：「張氏始祖發籍於江西鄱陽縣許義寨先輩正宗；氏族興旺遷移在雲南建水團山村後世立祠。」橫批是「百忍家風」。這幅對聯，既講明了張氏一族人的祖籍地與遷徙史，更明確了張氏族人為人處世的態度及恪守的族規家律。

    張福只是當年遷徙到雲南的眾多江西人中的一員。明萬歷年間任雲南瀾滄兵務副使的王士性曾赴全省各地巡視，發現到處都是江西人，他在《廣誌繹》上說：「作客莫如江西，江西莫如撫州。余備兵瀾滄，視雲南全省，撫人居什之五六。」又說：「滇雲地曠人稀，非江西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皇明條法事類纂》也稱：明成化年間，僅雲南姚安府就有江西安福縣、浙江龍遊縣軍民商人三五萬人。其實不止雲南，貴州、兩廣、四川……全國各省區，從宋元到明清，都有大量的江西人遷移進來。

    走得最遠的，也許應該數江西南昌人汪大淵。1330年，他從泉州出海經商，足跡遍及南洋諸國及波斯等地，甚至抵達非州的埃及、摩洛哥和莫桑比克等地，是開闢中非貿易的第一人。他著的《島夷誌略》被視為影響中國的100本書，這本書後來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重視，自1867年以來，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世界流傳，被學界認為對世界歷史和地理作出過偉大貢獻。汪大淵也因此被西方學者稱為「東方的馬可·波羅」。

    明朝中國實施海禁，既禁止中國人赴海外經商，也限製外國人到中國進行貿易。永樂年間雖有雲南人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他代表的僅只是朝貢貿易，民間的私人貿易仍然在禁止之列，但這根本阻止不了江西人走向世界的步伐。明末天啟三年，日本長崎建了一座興福寺，寺廟佔地多達6000坪，投資人便是江西商人。今天的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都有江西商人建的「萬壽宮」。它們，見證過一個輝煌的江西時代。

    囿於見識，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江西在中國，有如一個不顯山露水的中等同學，它既不像沿海省區那樣經濟發達，又不像西部省區那樣風光綺麗，但把歷史這本厚書翻開，才發現江西在古代是一個了不得的學霸。長達近千年，它一直是國家的優等生。它的一舉一動，不僅影響著朝廷，也左右着地方。江蘇一帶，舊時有「三日不見贛糧船，市上就要鬧糧荒」的說法。得宜於商貿的往來與人類的遷徙，也許我們每個中國人的肉身裏，都有南來北往的基因。而每個人的靈魂裏，也都有或明或暗的東西各地的文化。也許，我們每個人，都是東方大地之子，有時間的饋贈，有基因的融合，有文化的滋養。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是你，你是他，每個他人，也都是自己。

    作者簡介：

    胡性能，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雲南省作協駐會副主席，雲嶺文化名家。作品獲「百花文學獎」、十月文學獎、《小說選刊》年度獎、《長江文藝》雙年獎等，入選過《收獲》文學年度榜、《揚子江評論》文學年度榜和《芙蓉》文學雙年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