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拆二代”
该去向何方
政协委员：应因地制宜引导农民理财
鸟瞰塘兴新村，从外表看比城里还漂亮。
塘兴新村也有的人脑子灵活，生活越过越好的，有几户还买了小汽车。
海南仅三成失地农民认为征地后生活水平提高，有六成失地农民希望政府推荐就业岗位，这一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关于回不去“故乡”、但又找不到方向的群体故事。本报记者深入昌江海尾镇塘兴新村，剖开一个村庄的样本，管窥海南“拆二代”的迷失之痛——
昌江海尾镇塘兴新村。一栋栋小洋房有序排开，水泥小道交错伸向四面八方，利用太阳能烧开的水导向光亮宽敞的浴室。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人想到现代化和小康。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拆迁给村民带来了漂亮的房子和钞票，却让很多人迷失了方向。8月3日，这里刚有几位村民因赌博被抓，第二天，赌桌却照常迎客，叫嚣着新一天的到来。而那些输掉家底或找不到未来的村民，多是干着有一天没一天的活，打发着漫长的白昼。
这只是一个村庄样本。“同样的情况，反复在全省多地重演。”曾对失地农民生存境况有过调研并撰写相关提案的海南省政协委员、致公党三亚市委主委方里说。
海南省统计局对全省1634个样本调查后发现，2014年海南仅三成失地农民认为征地后生活水平提高，有六成失地农民希望政府推荐就业岗位，失地农民迫切期待就业帮扶。
征地拆迁带来的改变：住上小洋楼用上新家电
2009年，由于昌江某大项目建设的需要，三联村委会3个村中的两个村整体搬迁，涉及村民310户1400多人口，搬出来之后，两村合并起了个新村名：塘兴新村。
当时，一位村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的确，搬出来之前，村里房子多数是瓦房，经济收入主要靠种植和养殖，贫困是村子的底色。征地拆迁像是给村子换了血，村民很快住上了小洋楼，前后院有花园，家里配着抽油烟机、太阳能热水器、空调……农民手里，多数拿到了几万至几十万不等的补偿款。
名牌衣服、漂亮的摩托车甚至小轿车、家电，不管需要与否，它们突然之间涌入了村民的生活，“不夸张的说，当时整个昌江的服装和家电业都被带动起来了。”一位村民说。
因贫困导致的结婚难问题，也突然之间迎刃而解。仅征地拆迁前后，村里就有超过50对新人结婚。李三2005年结婚时，便和妻子有一个共同的盼头：生活会因征地好起来。
但美好生活，只是现了一下身。想起过去几年中村子和自己的遭遇，李三觉得就像做了一场梦。
李三和妻子住进了一套140平米的房子，生了两个娃。但新生活的艰难很快显现出来了。由于缺乏生存技能，先是夫妻两人没工干整天坐在家里无所事事，补偿款越用越少，生活变得贫困;后来，妻子外出打工去了，一去不返。终于，两人于2011年离婚。
离婚时，李三试图把女儿分给妻子，但妻子提出，如果把女儿分给她，她便要分钱或者分房子。李三咬了咬牙，又当爹又当妈，还得在外打工养孩子。
一晃好几年，虽然孩子经常想念母亲，但李三还是把所有关于妻子的照片都扔了。不过，李三还是经常会想起和妻子经常到地里种地、去海边捡螺维持生活的日子。
因为被征地，他娶到了妻子;因为被征地，他又失去了妻子。“也许，如果有地，老婆就不会走了。”李三这么认为。
猫抓老鼠的游戏：村民赌博屡抓不止
补偿款花得差不多了的村民，来到了一个迷茫的十字路口。
塘兴新村外的一个菜市场附近，一个三角路口在过去几年发生了巨变。餐馆、娱乐场所、赌博场所，都因塘兴新村的到来而“相聚”，改变着村民的生活方式。
8月5日，上午11点过后，赌桌便陆续摆开了。赌桌就摆在马路边，三四张桌，赌桌里里外外围了几圈人。赌桌边，赌博者拍桌子吆喝着，赌得热血沸腾。一叠叠百元大钞在桌上流动，村民们迷失在令人麻痹的幻想和刺激中。在记者采访的两天多时间里，该处赌博活动一直在进行。有时候，围观聚赌的村民有近百人之多。
“一部分人征地有了钱，没事干就赌博。”新港边防派出所一位相关负责人说，虽然赌博点处于五联村委会，但其中以三联村委会塘兴新村村民居多。他已记不得这几年来抓了多少次，仅去年，他们办了6宗赌博案件，抓获了数十人，其中塘兴新村的占了约六成。
“就像猫抓老鼠的游戏一样。”这位相关负责人说，起初，村民赌牌九、赌鱼虾，民警抓一个准一个。后来他们学聪明了，换了纸牌来赌，待民警一来，他们就把钱藏起来，假装玩牌。“穿警服出警往往抓不到他们，有时，老百姓怕得罪人不指证，我们就没办法。”
这位相关负责人说，民警在执法时，一些村民见民警无法取证，甚至在民警面前故意把桌子拍得很响表示不满。还有过一位妇女，为了躲避民警的抓捕，跑不过民警就脱了裤子耍赖。而在8月3日的那次抓捕中，新港边防派出所从县里协调了一批生面孔来，身着便装，趁着夜色突然出击，抓了14人，有7人是围观受了教育，其余7人被拘留。
但这只给村民茶余饭后增加了谈资，并没有在赌博者心里烙下畏惧。事发后第二天，他们照样拿着红晃晃的钞票来到赌桌前。“有的刚被抓进去，放出来第二天又继续赌。”塘兴新村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负责发牌的人发一把牌要收50元的水钱，足以看出他们赌博的大小，“他们在几个警察必经之路设了放哨点，花钱找人放哨，一有动静就收摊。”
用双手搭起的生活：部分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提高
“同样的情况，反复在全省多地重演。”曾对被征地后农民生存境况有过调研并撰写相关提案的海南省政协委员、致公党三亚市委主委方里说。方里记得，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三亚凤凰机场征地，给了农民征地补贴。钱不多，但拿到钱的农民开始买摩托车，买大哥大，房子也盖好了，“潇洒过后就惨了，现在很多人电动车都买不起。”
三亚海棠湾、凤凰镇、吉阳镇，文昌、海口等地的被征地农民在面对补偿款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迷失：买高级轿车、穿名牌衣服、吃喝挥霍、甚至参与赌博……
“这个钱不是你的，也不是你儿子的，是你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方里语重心长地劝那些参与赌博的村民，但“有的人会听有的人不听”。“他们以为天上掉下了馅饼，却没想到拿到这笔钱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有些人想抢建领补偿结果血本无归，特别可悲。”方里说。
令方里感到欣慰的是，其中有部分失地农民利用征地补偿改善了生活。据统计，征地后我省有三成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些人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创造出了新生活。
37岁的郑雨的妻子也曾因赌博被抓过。那是2012年的夏天的一个下午，郑雨的妻子下班去买菜，“想搞点钱买菜”，没想到正好逢到抓赌的民警，就被抓进去了。郑雨深知赌博是容易上瘾的东西，他的朋友中，有不少人在赌桌上输掉了生活的希望。“有的人辛辛苦苦打工一个月，到了赌桌旁，不到两分钟就赌完了，一分钱都到不了家里。”
郑雨吓唬妻子说：“如果你再赌博，我就不干工了，也不理你了。”
“她现在不敢赌了。”郑雨说，他希望用自己的双手开创新生活。
郑雨家曾是村中最穷的家庭之一，他至今依然记得，他为了拿一块钱参加儿童节的活动辗转找亲戚借钱的情景，也记得父亲早逝后母亲养一头猪供他兄弟几个上学的情景。征地拆迁给了他机会。他拿出其中的一笔补偿款买了一部车，做起了司机。起初，他开的是一部面包车，当得知客人更喜欢乘坐小轿车时，他卖掉面包车又换了一部小轿车。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
失地之后的第5年：无所事事混日子
8月5日，周二，原本该是上班的日子，但走进塘兴新村，随处可以看到发呆的青年和四处找人聊天打发时间的妇女。近中午时，村口的赌桌便不知疲倦地开赌了。
看着那些光鲜漂亮的房子，你以为他们悠闲自得吗?不!他们只是不知道该去哪里。
31岁的李光已经连续5天没有活干了。他守着手机，包工头却没有给他打来有需求的电话。有时，没事的时候，他就喜欢去看一下他曾经种西瓜的那几十亩荒地。
初中毕业后，李光就开始种西瓜了。除了种西瓜，他还种菜，种稻谷。“那时辛苦是辛苦，但不愁吃，想种什么就种什么。现在没活干就坐在家里打发时间。”李光说，他父亲，他爷爷都是种地的，现在，连米都要买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
两年前李光在后院做了一个猪圈到现在还是新的，从来没养过猪。“我想养猪，老婆一算，说你没有种地只能用饲料养，养猪变成了亏本的事。”李光说。
村里一处路边摆了几张破床板，几位无所事事的妇女聚着聊天。37岁的陈花穿的是一件满是洞洞的破衣服。“对我来说，没有地的生活，太艰难了。”陈花说，她现在干着有一天没一天的活，米饭都难赚到，更何况还要养几个孩子。小孩就要开学，陈花的丈夫跟人借高利贷，5分利息，借了1万元。“钱欠多了，没路子走，过一天算一天。”陈花哀叹说。
而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在昌江某大项目工地上班。但随着该项目一期工程的即将竣工，一些村民感到工作开始“有一天没几天”;而对于工程竣工后的未来，普遍感到浮躁迷惘。
李三便是其中的一位。8月5日中午，34岁的李三一下完班便赶着回了家。8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正在家里等着他回来做饭。他热了早上的一盆过餐菜，哄小孩来吃。小孩嘟着嘴，不愿吃。
那盆可怜兮兮的过餐菜，和这漂亮的房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家具都是刚搬进来的时候买的。”李三说。在一旁的角落，放着一台冰箱，也是刚搬进来的时候买的。现在，冰箱已经由于太久没用沾上了不少老鼠屎，废弃了。
迷失在非农业世界里：缺乏经验投资屡屡失败
8月5日晚上，村子里下了一场雨。村民说，平时，他们喜欢晚上去一处“歌舞厅”跳舞，和朋友聊天。“歌舞厅”其实是一处一百多平方米的中老年活动广场，中间是一个光亮的露天平台，四周是摆放茶水的桌子，村民只需点上一壶20元的茶，就可以和伙伴跳一个晚上的舞。由于下了雨，这天晚上，中老年活动广场没有营业。
老板是2012年毕业的小李。毕业前小李就感受到了村子的变化，他发现从农活中解脱出来的村民没事干了。小李觉得村里缺少健康的娱乐场所，便决定返回老家，借了点钱开了中老年活动广场。令他没想到的是，村民一个教一个，现在很多村民都学会了交际舞。
“其实只要引导，村民是会喜欢上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小李说，有时他去买菜时遇到村民叮嘱他“不下雨一定要营业”，便感到高兴，“他们这么说让我觉得做了有意义的事。”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这个活动广场的对面，便是一个赌博点，夜晚开场。
“我担心我们这个村变成贼村，不是偷就是抢。因为很多村民没事干，没办法。”三联村委会副主任李启檀说，征地拆迁之后一些人坐吃山空，“能起来的是那些有头脑的人”。
该村党支部书记张文礼说，昌江某大项目为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随着工程接近尾声，工越来越少了。“如果项目建成停工了，就会有大量村民没有工干。”张文礼说，县里的就业部门曾经下到村子里做过培训，分了3个组，有教做面点的，有教炒菜的，有教电工的。课程设在晚上，村民来300多人，但多是走马观花地看看，帮助就业效果不明显。
其实，也有过不少村民试图用自己手中的征地款去投资，但由于缺乏经验和指导，他们多数遭遇失败。当32岁的张柳和丈夫拿到一笔征地补偿款时，他们试图干一番事业。但他们并不懂得搞投资。那会儿，村里很多人去投资种香蕉，她便跟丈夫商量着去投资种香蕉。十几万下去了，糟糕的是，由于价钱不好，2011年亏了一部分;他们正犹豫要不要做，别人告诉他们“一年亏下一年就赚”，他们又投资了一年，2012年，他们又亏了。
“2011年前是赚钱的，2013年之后又赚钱了，就我们投资的时候，亏钱。”张柳并不埋怨生活，她只是突然感觉到自己在非农业的世界里的无力。“头脑不够好。”她说。
像张柳这样，当年村里有好几户跟风投资香蕉的人，都亏了一笔钱。他们的经验不足以带着他们在未知的领域获得成功，他们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帮助。
当地政府：一直在努力解决村民就业问题
其实，当地政府一开始便意识到了塘兴新村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并一直在为之努力。
“一开始的时候，该大项目没有提供那么多的就业机会，村民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做什么。当时县里都担心当村民花光了手里的钱时就麻烦了。”海尾镇党委书记关瑜说，其后，该大项目的建设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政府协调后解决了很多村民的就业问题。
考虑到项目建设不久之后可能竣工，政府也在着急考虑着失地农民的未来。
春节前，县里的劳动就业部门组织了一场为期较长的培训。虽然来学的村民很多，但在帮助就业方面的效果却不明显。“他们可能学来自己做菜做面点，但没想往这方面就业。”
总结前一次的经验，关瑜提出建议，在下一次培训开始前做一次民意调查，搞清楚群众最想学什么。“不久之后又会有一次培训，在那之前会做调查，有针对性地去辅导。”
“还要有第二手打算，以免该大项目竣工后大量农民失业。”关瑜说，目前，昌江正在跟一个服务联盟进行磋商，希望引进这个服务联盟。“如果联盟能引进来，这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关瑜说，据前往浙江考察的人员表示，一个这样的服务联盟能解决周边几个村庄的就业问题，这让人对未来充满期待。
与此同时，政府还因地制宜，计划引导农民依靠近海的优势，养殖麒麟菜;计划引进畜牧企业，以“企业投资，政府补贴，群众养殖，企业回收加工”的方式，为有意愿和条件的群众提供创业就业的机会，“先试点，如果做好了就可以铺开。”关瑜说。
关瑜还表示，政府已计划引水到因该大项目暂时休耕的土地，“有400亩土地还可以复耕，如果明年可以引水进来，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民的问题。”
一幅观念和就业方向引导的蓝图，在关瑜的讲述中，铺展开来。
政协委员：应因地制宜引导失地农民理财
与塘兴新村一样，全省多地的失地农民，都面临着相似的“容易迷失”的问题。
一组数据显示出我省失地农民迫切期待就业帮扶：省统计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失地农民就业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海南省57.89%的失地农民希望政府推荐就业岗位，15.42%希望提供创业贷款，9.67%希望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8.81%希望政府保障失地农民与外来务工者具有平等就业权益，同工同酬，5.81%希望政府推荐创业项目，2.40%期待其他就业帮扶。
2011年和2012年，方里和同伴先后在三亚市和全省的政协会议中提出了相关提案，希望政府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指导，帮助农民制定长期理财计划，避免坐吃山空。
方里认为，政府部门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必须“要因地制宜，不可照搬照抄、千篇一律”。
方里说，创办集体经济是缩小失地农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政府可以在充分尊重被征地农民意愿的前提下，运用市场机制，积极探索经营土地补偿费的新路子，组织失地农民把土地补偿费一部分留做村集体经济股份，作为项目开发建设资金，让“死”钱变“活”，“小”钱变“大”，就能让失地农民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比如一些失地农民位于沿海风景优美的地区，具有创办集体经济的有利条件，失地村组织可以多角度谋划、扩宽发展思路，与周边旅游产业优势互补，大力发展配套服务产业。”
方里建议政府还可考虑鼓励农民投资实体，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选择适合当地的农产品、林产品、种植项目、海产品、经济动物养殖项目，开办农林渔产品加工项目，围绕旅游业，搞好商业服务业等。“农民的科技素质大都比较低，文化底子薄，信心不足。政府要通过实例引路、示范带动，做给农民看，引着农民干，由点到面进行推广。”
(文中所有涉及被征地的农民名字均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