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应急响应下,民间参与的角色、价值与反思

2020-02-03
来源:澎湃新闻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人心。民间参与在本次应急响应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民间参与的力量,是杯水车薪,还是与政府在疫情决策过程中通力合作?

  1月30日,SEED社会创新种子社区,发起了“疫情应急响应下的民间参与”圆桌讨论。3位主要的分享者,分别站在民间支援、民间行动的观察与协作,以及政府公共决策的角度展开讨论。要点包括:

  -亲身参与者分享,物资支援的过程是怎样的,中间的难处、挑战与个人观察。

  -作为民间参与的观察者,看到现有哪些民间行动?如何促进物资更有效地调配与供给?

  -疫情发展期间,政府正进行哪方面的工作,我们应如何理解政府的公共决策?

  -民间参与的角色、价值、问题及反思。

  澎湃新闻将这场讨论的主要内容摘编如下。

 


 

 

  2月1日,上海里弄里,独自打沙包的老人。 本文图片均由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一、物资支援现状如何?

  分享人:晓媛 2015 SEED Fellow

  我一开始是协助政府找物资,主要在开发印度渠道。后来又开始参与 MIT 和哈佛校友网络,将北美、欧洲等地区的口罩和防护服对接到武汉。主要做线上货源信息的 update,其他伙伴有参与物流运输、医院收货情况审批以及财务统筹等。

  这个过程中,我们最开始发掘的是北美、印度的资源。为什么呢?国内物资,大家认为政府会很快反应,所以我主要去找国际货源。

  目前发现,企业更方便调动海外资源,更有力量进行物流调动和国际资金的流转。民间组织可以帮助支持企业。比如,我们帮浙江省做政府采购,他们就会通过阿里去采购,对价格、三证的需求比较高,但仍然愿意通过民间力量协助找货源。

  不过目前难处也很多。每个地区的需求不一致,比如,口罩的品牌不同的地方会给不同的答案,匹配率不高,需要不停地提供货源,并根据每天新的资讯进行货源采购及严重。具体操作也比较复杂,没有有序的接口来统一管理。比如,很多医院无法做国际采购,一定要提前有人捐赠在海外直接采购货物,然后货物才能到达海关,再到达医院。目前,除武汉外,我也了解到,湖南、北京等地的一些医院会直接联系当地红十字基金会,然后有货的伙伴需要拿红十字会单子,将捐赠的货物过关。

  主要的挑战来自 5 个方面:

  产品。从产品型号上来看,需要 N95 医用型( N95 +防喷溅)才能进红区一线使用,货源是不是符合使用标准,是第一个挑战。

  价格。货备齐了,但价格却有了变化,每个小时都在变动。国外看到中国缺货,市场有反应,跟着涨价。

  资质。很多货源本身就是零散的买卖,虽然货是靠谱的,但没有证。比如印度的供货商,有很多就没有三证(生产证、许可证等),导致入关困难。

  医院。医院收到的货,觉得与预想情况不匹配。发现达不到医用要求。

  捐赠人。捐赠人看到最后的口罩没能进入一线,有时是发现当地需求改变而做的紧急调整,却也让捐赠人产生质疑。

  这个过程中,观察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现象:

  诸多志愿者在微信群中对要卖货的比较排斥,担心商家牟暴利,尤其是在举国抗击疫情的情况下,即使买卖交易是人之常情。

  通过线上校友会力量,个体采购物资,再通过红十字会对接给医院,效率比“机构对机构”要高。

  中央调动与地方需求之间的张力。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在努力做总控,货源优先武汉,导致其他非武汉地区的捐赠可能会出现不能及时到达的现象,很多地方也买不到口罩。如果中央做总控,大家协力,有利于分配。

  从物流来看,印度的物流比较慢,北美的物流比较 ok。了解到的路径是先到 LA,再飞过海关的时候偶尔会被卡,但是能够通过各方的沟通进行疏通。一步步走下来,可能效率有限,但是路还是可以走通的。


 

  2月1日,上海市中心,戴口罩的青年女子。

  02 民间在线协作,如何更有效?

  分享人:昂达 2018 SEED Fellow

  在这次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到了前几天,我们从观察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更深入地直接参与到这个事情。

  介绍一下对民间行动的观察。当前参与公益,如果做一个分类,其实能分成:首先是个人捐钱捐物。普通人除了捐钱捐物以外,还能做的一个事情,我定义为“正面围观与传播”。正面围观,其实就是很多年前说的“微博围观改变中国”那个意思,就是大家去传播一些有帮助的信息。

  从机构角度来说,我们把机构行为分成两类:一类是捐钱捐物。实际上,我们更期待看到企业基于自己的能力来进行另一类捐赠:捐赠专业服务。比如说,我们看到货拉拉和菜鸟网络,给武汉提供了绿色物流通道;比如,阿里巴巴国际站进行全球防御物资采购。我觉得,其实企业如果能把他们的核心能力运用在事情上,可能能产生比“捐一个亿”更大的价值。这些都是属于非公益机构的行动捐赠行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鼓励的事情。

  在公益组织行动里面,其实又分了几块。有传统的救灾网络,比如壹基金,各地各省都有和壹基金合作的救灾物资网络。还有两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类别:一个是线下志愿行动,武汉市有很多私家车主,他们联合起来,给医护人员提供上下班的接送服务;另一个是在线志愿者行动,它可能是由一些机构发起的,也有完全是由非公益圈的人,通过短时间内倡议报名,就形成了一个自组织。自组织在几天时间内,就通过行动来实现一些产出和贡献。

  那么,与信息有关的,我们又分成了两类:一类叫信息收集与整理;另一个就是原创内容的制作。

  在物资支持这一块,我们看到,大家也在参与各种各样的物资支持。还有网上传播的,比如说 77 个产品经理支援武汉。其实,积极参与在线协作的人很多。在线协作中,还有几个目前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动态的物资需求,比如医院三天前发了需求,他们需要一些东西,但可能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大众就没有一个地方能获得需求更新的消息。

  实际上,大众需要三种动态情况的了解:

  1)理想情况下,医院正常每天消耗量是多少;

  2)医院现在的缺口是多少,储备了多少;

  3)未来一周或两周,医院还需要多少物资。

  如果每个机构能把这三个数字公布出来,社会就能进行一个更有效的物资调配。现在民间的情况是,我们只能看到医院最初提的需求,大家照着需求匹配资源,中间的数据更新无法看到。

  第二个事情,大家非常想知道,政府与官方公益组织的物资分配情况。现在很多网友已经发现了,大家捐给红十字会的钱和物资,他们还没有及时地把已收到的、已转出的、当前库存等详细数据进行有效公示,公众号目前只发布了比较有限的信息。大众无法得知,这些物资是不是被妥善处理,都给了谁。它基本相当于黑箱,我们只能出于一种盲目的信任,或者说是在一种被垄断的情况下,就把东西给他们了,而无法去监督实施情况。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官方物资供给。在中国的机制下,一定是优先行政级别高的中心区,然后才慢慢辐射到下面,这种固定的层级机构,与我们疫情的危机程度实际上不完全匹配。我觉得,民间能起到的作用,是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想办法给他们提供一些临时性的供给补充。所以,这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正在参加的一个线上线下联动的活动。它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武汉现在有很多发烧的居民。理想情况下,应该是他们先自我隔离,然后自我隔离观察。考虑到心理容易产生问题,团队牵头召集了很多心理咨询师、社工,建立了这么一个机制——在武汉每个社区建一个群,里面有不超过 50 个社区居住者,类似我们所说的患者。然后我们会给每个群匹配 18 个专业志愿者。志愿者分成三班,分别上午一班,下午一班和晚上一班。每一班有两位社工、两位心理咨询师、两位医师,组成一个在线医疗队,与这些患者沟通和解决问题。如果发现高度疑似病患,就把他们请到另一个专家群,看后续怎么处理,其他的就在群里想办法解决问题。

  在这次工作中,我的任务是,除了梳理当前这种混乱局面,让它变得尽可能有序外,还会设计一个也许能够支持后续的协助工作,以及未来可能应对这种突发事件的系统。


 

  2月1日的上海街头,戴口罩的老人读着报纸,聚在一起。

  03 如何理解政府公共决策?

  分享人:AB 2015 SEED Fellow

  疫情参与情况:大年三十熬通宵做《疫情防护工作方案》,初一全区主要干部放在一起开会动员;初二直到现在,主要在做摸排、搞路障、爱国卫生运动。

  今天我会分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的工作,政府体制内工作。大年三十晚上,接到领导电话。当晚我就回到办公室加班了,通宵后的大年初一一早,全区的主要干部集合在一起,开了动员大会。大年初二,我们就开始工作到现在。

  我们这个地方离武汉还有一段距离,现在还没有出现二级感染。我们的第一个工作重点,主要是摸排武汉回来的人,以及他对周围居民的影响。第二点,就是大家网上看到的,在各个村或社区的路口,做路障措施。第三点,就是搞一些爱国卫生运动,把卫生彻底打扫一下。

  这三个事就是整个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我把它总结成“运动式的治理”。传统“金字塔式”的结构,在这种应急工作中,一般都会被取消,变成运动式治理。成立一个类似指挥部作用的部门与机制,把所有资源统筹调配。大家经常听到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市委的工作方案为例,首先要成立一个领导机构,有组长、副组长或组员。

  然后就是设立工作机制,设立几个领导组。最后是明确成员单位的职责,所有的部门,每个部门有一个职责,由组长统一进行领导,每天进行报备。这是整个组织的工作。我的工作是,每天跟着区委书记到处跑,然后参加会议,进行组织协调调度,到一线去检查。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互动。我只能分享我们这里的情况。前天主持人跟我沟通以后,我还专门和民政局的局长沟通了一下。他们说,我们这里基本没有。因为内陆地区比较落后,所以可能没什么代表性的经验可以分享。

  我分析原因,主要还是政府希望一把抓,赋予其他组织的能动性比较有限。以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找到合适的方式,与第三部门一起来做事情。

  一方面是动员和摸排的能力。在这种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政府动员能力还是非常强的。现在这种纯社区的宣传,我们大概用一天时间,就可以让所有村子和社区响起广播,然后让大家封路之类的,都还蛮快。但是,摸排能力可能就出问题了。人家不一定告诉你。尤其是,这种情况下,可能真的需要第三部门帮忙。 中国人还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点忌讳,觉得我能扛一下,就不愿意讲。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在物资获取能力方面,政府还是很有局限性的。像前面分享中的民间物资支援行动,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第三方面,目前的心理辅导需求,我觉得也是有需要的。比如说,我们这边有武汉回来的人,村里其他人就很敌视他们,说你不要出门之类的话,这样可能也使他自己及家人背负着很大心理压力。我们这小地方都这样,可以想象在武汉是什么情况。所以,有很多事需要大家一起做。但为什么,现在的推进不是十分理想,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对这方面的意识还需要加强。越落后的地方,当地官员思想越保守,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更多相关方面的行动在发生,力量才会被见证与传递。

 

  2月1日,上海街头,一位戴口罩的妇女,留意到老人手里的鸟。

  04 集中讨论:民间参与的角色、价值以及问题

  讨论 1:政府现在已经接管了整个物资救助,民间组织的位置和作用是什么?

  A 1:民间行动者包括个人、组织和自组织网络。这个过程中,大家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来打通关卡,如触角般地伸向各个地方寻找物资。过程中也遇到许多困难,很多人也感到负面情绪。我们有这么多的热情,但是最后感觉被条条框框框住,精力也很分散无法集中发力,最后很可能觉得自己力量没有用对地方。有这么多的力量,如果有更好的办法去统筹它,让公益机构做最擅长的环节?

  A 2:我从事公益 10 多年了。一开始想法很朴素:就是相信民间的力量。遇到公共事件,第三部门要第一时间起来去做事情,因为船小好调头,可以及时响应。但现在逐渐反思:我们做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效?我们拿到了救援数据后,可否对比分析:民间力量究竟给当地医院或社区提供了多少有效支持?

  A 3:民间可以先试点,政府后续规模化复制。在“试点”上,实际是公益组织、民间力量能发挥很大作用的。我在想:也许在不发达地区,如果政府能够拿出一些空间让公益组织进行试点性的尝试,效果差的,政府补救;效果好的,政府复制。

  A 4:SEED 一直在谈公众参与、青年公益,很多时候强调的是赋权、自组织、雪花状等等这些很灵活的、去中心化的参与方式。但这样的方式,在这次筹集物资的事里能看到,会造成很多的重复和低效,甚至很多非营利组织的效率比政府还低——虽然这不一定仅仅是这种参与方式造成的。所以,在公益、非营利机构中,也需要建立更有效的组织和汇总信息、调配资源等相关能力。它的操作手法和理念应该是公益性的,而非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模式。

  A 5:首先,在应对比较严重或突发的情况上,相对2008年汶川地震,这次民间团队的能力有非常大的进步。 其次,我觉得国内大部分民间 NGO 要有一个特别清楚的自我定位,我们和政府的力量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有一个前辈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政府砌墙,我遛缝,我觉得我挺光荣的。”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的表现也是这样。

 

  2月1日,上海街头,戴着口罩的爷叔出来遛狗。

  讨论二:民间组织如何与政府通力合作,共同应对疫情?

  A 1:疫情应急响应前,信任对于多方合作特别重要。了解就是信任的前提。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中,不太能指望政府往前迈出一步去了解 NGO ;那么 NGO 需要更主动一点,多去了解政府的运作体系。这一点,其实商业机构做得挺好,有许多经验。而类似各位一样的先行者,不断投石问路,摸索经验而不断通关,可以把经验沉淀,让更多人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往前走。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知识沉淀、案例研究,从而推动未来的点滴进步。

  A 2:其实,绝大部分公益机构和政府打交道还没有积累太多经验,不太适应政府的一套行政规则、汇报审批、层级决策、等待批复的周期等等,也不知道政府能接受的沟通方式。我们真的理解政府治理背后的机制和逻辑么?我们甚至不了解跟我们打交道的那个人是什么级别,不知道他能决策的范围。我们政府有一套行文体系,很多人不会去阅读这些公开文件,或是表示没看懂,又或者以为看懂了其实没懂。当然,也有很多没有说。所以导致很多信息缺失,像一个黑箱,是普通老百姓不关注的。但 80 后、90 后,包括 00 后,经常上网或是曾经出国留学,看到了很多信息,特别想了解黑箱里面发生了什么。但又没有人来跟你们讲。你们想了解黑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政府担心信息公布出来到底是好是坏,背后有很多因素需要衡量。双方信息不对称,就会容易导致两方面的理解越来越激化。

  A 3:政府在面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时,除了进入这种战时状态,还要注意如何与公众解释清楚相关问题。包括疫情上,如何用更通俗易懂的话语、及时披露信息,去给民众解释清楚一些问题。大家也会发现:一些政府官员的眼睛是往上看,而不是往下看。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一些官员不太擅长和老百姓打交道,尤其是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你让他先去和他的上级汇报,还是先去和老百姓汇报呢?自上而下的政策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出现,所以非常值得反思。但具体怎么解决呢?这个大家就各抒己见了。

  A 4:我认为有两种方式,一是敬畏既有模式。在任何一个具体事例中,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层面,都有原先那一套习惯化的模式和逻辑,大家都是按照一些既有的逻辑经验做事,若以公益组织的形式要去跟政府接洽,要考虑他们的模式,考虑怎么参与介入。把旧有的经验总结归纳,形成对以后的指导,比如相关人员以咨询师的身份,去参与到一些社群的组建中去。

  A 5:以我跟基层政府打交道的经验,首先政府普遍对公益组织的信任度比较保守,这涉及地方政府的整个认知能力和对外信息的接触。至于说一个公益组织怎么去和政府合作?其实只能死磕,做到他认可你。就你在这个地方慢慢做,逐步经营口碑。你了解了整个政府运作的机制,比如说你要在某个区县做这个事儿,应该走什么样流程,参与到什么样的决策?怎么见到相关领导,怎么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又让政府放心,让每一任领导及部门觉得你的组织是在帮他,不是在坑他。这样你在这地方才能站稳。它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2月1日,上海街头暂时歇业的小饭店。

  讨论三:这次疫情响应中,有哪些反思?

  A 1:事后应该去整理一下数据,用数据来支持,我们民间到底是怎么参与的,我们发挥了多大作用。我最后想分享的是,在国家队已经入场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事情真的比较有限。但这是一个好的观察机会,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之后肯定会有一系列社会反思。中间属于公益组织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多观察多思考,也许未来会有一些新的可以做的事情。我也特别希望,我们社群能一起产生一些思考,有一些新知,可能之后还会有些行动。

  A 2:民间力量有很多,但是,如果没有商业或政府的协助来聚焦,可能比较分散、难以发力。我们想珍惜这样的力量,同时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途径,让这些力量在最适合他们的场景中去聚焦发力。希望在疫情过去之后、在一波如此广泛的社会动员之后,会有好的产出,给更多的人鼓舞去做事情。

  A 3:中国公益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很多操作方法和手法,上一代公益人都做过了很多实践,例如乡村的参与式发展。但后续行动者其实没有用到原来的经验。文档、数据、资源都在那里,但大家都想自己去创新。针对这次疫情,我建议搞一些研究,比如参与这种防控救灾的秩序是什么?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区县、社区、组织应该做什么?作为预见性提醒,给所有的组织、公司或机构,让他们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办。同时,有一些方法论,比如工具、案例、协作的机制方法等。例如本次实践中“古典少侠”进行了相对比较正式、有节奏的工作,大家才觉得他们整理的经验很值得借鉴与参考。

  A 4:由于本次事件的突发性、紧急性,许多人分别开展了一些行动。信息和行动之间存在一些割裂,没有形成一个共同体,去互相协调、分享经验和模式,希望后续能把这些小伙伴集结到一块,做相关的国外案例研究,希望大家有一些后续的行动。若后续发起成立这样的社群,也可以翻译国外案例,做一些经验的筛选和沉淀。

  A 5:已经有一个小组在做这个事情了,可以一起直接干。本次讨论就是想要去推动整个过程中的经验梳理、案例学习,包括知识沉淀。我们可以借助自己的优势和资源做一些事情,带给更多群体一些思考。

 

  2月1日,上海复兴公园。

  05 下一步行动

  讨论结束后,成员们自发成立了研究小组,想对公共事件中的民间合作机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包括但不限于:

  1)武汉疫情的民间行动观察与分析;

  2)国内外“民间合作机制”案例研究;

  3)未来民间行动的建议。

  我们想通过研究,促进就此类重大公共事件的民间合作以及能力成长,为后续应对提供经验借鉴,是我们选择的“力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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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玉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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