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許志安及黃心穎在的士車廂內的偷食片段，令人關注有否違反私隱法例。

　　就此，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兒呼籲當事人向公署投訴，否則，公署難以妄自動用僅有的資源，巡查8000多輛裝置攝錄器材的的士，作出公平執法。這令人覺得，某程度上，現有機制似乎在縱容侵犯私隱的行為。

　　現有條例當然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作用，比如，2016年，一名的士司機偷拍女乘客哺乳，並將照片傳到網上，就曾遭到起訴。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投訴偷拍者，可以義正辭嚴，亦引起公眾的同情，故此易於引用條例進行控訴。

　　可是，好像許志安及黃心穎這件事，縱使專員呼籲當事人投訴，但當事人是否有勇氣投訴呢？他們的私隱明顯被侵犯，可是，他們所做的卻是有違道德的事，不獲公眾的原諒。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們向公署投訴，由於事件廣受關注，勢必牽起新一輪對他們不利的輿情，進一步令他們名譽受損。為了息事寧人，許志安和黃心穎都不會有所行動，只能任由事情不了了之。這樣，也就是說，有關法律條文在這件事上毫無作用，形同虛設，勢必助長類似的違法侵犯私隱之風。

　　許志安和黃心穎難以啟動投訴程序，除了他們的所作所為有違道德，最重要的是他們是公眾人物。設若是普羅小市民，縱使做了不道德的事，若在的士內遭偷拍被侵犯私隱，交予他人獲利，當事人尚能放膽投訴，因為不會飽受輿論壓力。

　　這樣說來，現行私隱條例對於符合道德規範、引起公眾同情的當事人最有保障，不論是否公眾人物皆然；而普羅小市民也較能有效運用有關法例；可是，對於道德有虧的公眾人物，則明顯保障不足。

　　當然，有人或許會說，公眾人物本身就應讓渡部分私隱，供輿論監督，因他們對社會大眾較有影響力，一言一行都應符合規範，如果做出越軌的行為，理應受到制裁，故不受私隱條例保障，也理所當然。不過，從另一角度來說，公眾人物也是人，平時在鎂光燈下已備受關注，壓力不小，如果私隱可以任人無止境地侵犯，也太過嚴苛，變得難以承受。那麼，我們又如何透過法例增加對公眾人物私隱的保障呢？當中的天秤又在哪裏？這是本次「安心」事件值得思考的地方。

　　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