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國方面不惜動用行政力量封殺內地科企華為，以及遊說多個盟國禁用華為產品之時，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罕見地改口，表示「美國要光明正大競爭5G技術」，「希望美國通過競爭獲勝，而不是把更先進的技術拒之門外！」 在記者追問下，特朗普表示他所說的公司也包括華為。

　　一向大嘴的特朗普此番說話會否當真，自是後話。但美國此前對華為的封殺，讓這家向來低調的科技企業揚名世界，卻是不爭的事實。難怪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接受美國電視媒體採訪時也風趣地表示，感謝特朗普總統幫華為打廣告，讓此前並不為普通人所熟知的5G技術家喻戶曉，華為至今已獲得數十宗5G大單。無獨有偶，近日英國和德國先後在封殺華為問題上，與美國唱起了反調。

　　對華為不遺餘力地封殺，不過是美國扼制中國科技發展的其中一例。然而，華為的「突圍」充分說明，中國創新科技的蓬勃發展，不會因美國的圍堵便走向式微。這樣說的底氣絕非憑空而來。

　　教育發展形成智力紅利

　　回望改革開放40年歷程不難發現，在中國經濟騰飛的第一個階段，更多依靠的是人口紅利。然而，低生育率與老齡化社會的到來，讓中國難以持續人口紅利的發展模式。201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首次減少，被認為是「劉易斯拐點」來臨，之後一路向下，中國逐漸喪失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但在不少有識之士看來，雖然人口紅利中的體力部分不復存在，但人口紅利中的智力部分，為中國新一輪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就是坊間所說的「工程師紅利」。

　　如果說，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階段，經濟增長更多依靠資本的紅利，那麼在投資邊際效益逐年遞減，ROE（淨資產收益率）節節下探的今天，中國經濟發展進入第三階段，要想實現經濟的增長，則將取決於RD（技術研究及開發）的能力，而這一能力的取得，與「工程師紅利」密切相關。

　　不少有心人士注意到，過去20年來內地大學擴招，無形中為今天中國由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打下了堅實的人才基礎。數據顯示，中國高校每年招收應屆生人數已從改革開放之初的50萬人，大幅提升至2018年的近900萬人。而中國每年進入18歲的人口不過1400萬餘人，高等教育已成為中國人口主體教育水平。正是教育體系的超常規發展，推動了中國人口從體力比較優勢向智力比較優勢的過渡，形成了智力紅利。

　　科創要充分利用「工程師紅利」

　　美國著名國際問題專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就曾表示，中國在STEM（即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四個學術領域的教育已經全面超越美國。2018年，中國高校理工科畢業生人數是美國同類高校畢業人數的6.5倍以上，顯示了中國在STEM人才上的絕對比較優勢。

　　由眾多STEM人才帶來的「工程師紅利」，在內地創新科技企業身上得到明顯的驗證。比亞迪創始人王傳福曾經感歎說，中國的企業以前只學會了如何組織工人，而沒有學會如何組織工程師，因此只能在製造業最荒涼的地帶謀生；如果能夠利用先進的組織方法把中國大量的工程師組織起來，那麼中國就是企業家的一塊寶地。

　　我們看到，從華為到比亞迪，從騰訊到大疆，內地創科企業的崛起，無不充分利用了中國的「工程師紅利」，將數量龐大的工程師集中起來搞科技創新。以華為為例，其RD（技術研究及開發）人員佔到46%，近半壁江山；市場營銷和服務人員佔33%；管理及其他人員佔9%；其餘的12%才是生產人員。20年來，華為一直保持這樣的人才比例，人才資源配置呈現「研發和市場兩邊高」的微笑曲線。2018年華為營業收入為7000億（人民幣，下同），華為員工總數為18萬，人均產值達到400萬元，幾乎是普通低端製造業人均產值的10倍。

　　有分析師預計，10年後中國將有超過2.5億人口受過高等教育，其所帶來的創新量級蔚為可觀。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科學技術教育的進步以及由此帶來的「工程師紅利」，必將為中國帶來更多類似華為、大疆的高科技公司。必須指出的是，雖然中國擁有數量龐大的工程師人才，但正如大疆創新董事長、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李澤湘所說，真正具有創新能力的頂級工程師仍然相當匱乏，頂尖的創新科技及創意人才始終是鳳毛麟角，在晶片、高端設備等領域更是如此。對創新企業來說，為新生代工程師搭建更多激發其創造力的平台，滿足大學生多元化的物質與精神需求，並輔以創新的制度作保障，那麼在未來世界創新科技的角力中，無疑就有了更多的勝算。香港商報記者李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