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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易憲容

　　今年，在中美貿易摩擦發生之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基本上保持在升值的態勢下，一直到今年3月30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到6.24，也就是在一年多的時間裏，人民幣由6.96(2017年1月31日)升值到了6.24，升值幅度達9%。但是中美貿易戰4月初開始爆發，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也隨之貶值再貶值，在8月3日，離岸人民幣(CNH)跌到了6.91的水平，逼向7。在這種情況下，當晚7時左右，中國央行不得不出手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宣布從8月6日起，把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由0上調到20%。

　　央行刺激匯率上升

　　那麼中國央行為何要上調外匯風險準備金?外匯風險準備金上調之後，人民幣匯率為何又會迅速反彈?面對沒完沒了的中美貿易摩擦，中國央行會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嗎?或中國央行要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嗎?在激烈的中美貿易摩擦的博弈中，如果人民幣匯率不穩定，對我們有利嗎?等等，這些都是需要了解清楚的問題。

　　中國央行表示，近期受中美貿易摩擦及國際匯市變化因素影響，外匯市場出現一些順周期波動象。為了防範宏觀金融風險，促進金融機構穩健經營及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從8月6日起，把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從0調整為20%。同時，中國央行強調，將繼續加強外匯市場監測，根據形勢發展需要採取有效措施進行逆周期調節，維護外匯市場平衡運行，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這裏的遠期結售匯是一種可以鎖定未來匯率變動風險的匯率避險措施，是指企業與銀行約定將來某一時刻或某一期間為企業辦理結匯或售匯的幣種、金額、匯率等交易要素，到期時雙方按照協議約定辦理結匯或售匯的業務。而遠期售匯業務是銀行對企業提供的一種匯率避險衍生產品。

　　企業通過遠期購匯能在一定程度上規避未來匯率風險，但由於企業並不立刻購匯，而銀行相應需要在即期市場購入外匯，這會影響即期匯率，進而又會影響企業的遠期購匯行為。也就是說，中國央行要求金融機構按其遠期售匯簽約額的20%交存外匯風險準備金，就是要求銀行對企業的遠期購匯行為的風險計提風險準備。這樣做會增加相關業務的成本，從而促使銀行通過價格傳導機制抑制企業遠期售匯的順周期行為。它是屬於透明、非歧視性、價格型的逆周期宏觀審慎政策工具。

　　外匯風險準備金是外匯逆周期管理的一項重要政策手段，在2015年人民幣快速貶值時，為了抑制當時外匯市場過度波動，打擊跨境外匯套利，中國央行推出這種政策工具。但隨着2017年人民幣匯率開始企穩和向好，中國央行在當年9月將外匯風險準備金率由20%調降至0。當前重啟這項政策工具，同樣是為了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打擊跨境外匯套利。

　　當前保持匯率穩定最重要

　　就目前的市場形勢來看，與8.11匯率改革之後的市場情況有很大不同。當年隨着人民幣快速貶值，不僅CNH市場做空人民幣的勢力十分瘋狂，而且出現了2016年國內資金恐慌性外逃。在中國央行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下，這種局勢才得以逆轉，從2017年初開始，人民幣匯率又出現了企穩的態勢，同時，境外的CNH市場活躍程度也全面降低。所以，這次人民幣出現持續幾個月貶值之後，不僅在港的中資企業購匯比以前增加，而且金融機構利用兩岸價差做跨境套利業務也在增加。所以，中國央行針對性地重新把外匯風險準備金率由0上調20%，對這些外匯市場的行為能夠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不過，儘管中國央行一直在強調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實際上能否做到這點，在於中國央行所認為的人民幣匯率均衡水平到底是在哪裏，在於中國央行是否有意願通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來抵消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的衝擊與影響。因為，近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快速貶值，既有外部美元強勢的因素，更是關乎中國央行的意願。當前的匯率制度完全是由中國央行所設計，所以，中國央行很自信以現在的匯率制度，完全有能力控制國內資金恐慌式外逃，人民幣匯率貶值不是其最為關注的問題。

　　但是，中國央行也得考慮到，制度永遠是不完全的，如果人民幣匯率快速貶值，企業及家庭總是能夠突破這種制度控制讓資金外逃的。特別是當前中國政府所擁有的3萬多億外匯儲備，一旦國人覺醒，只要6000多萬人就能夠把這些外匯儲備換成家庭財富，更不用談企業也參與了。還有，人民幣快速貶值，肯定會提高進口商品的價格，而中國進口商品多是能源、礦產、糧食等，對價格變動缺乏彈性，企業難以吸收就會轉嫁，從而導致消費物價上漲。如果整個物價水平上漲，社會資金是不是又會轉向房地產市場，再次吹大房地產市場泡沫?所以，人民幣匯率水平確定在哪裏，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在當前的情況下，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最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