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理

　　学生申请换导师，就会担心会被质疑没有搞好和导师的关系，并进一步影响到对能力和人品的评价。

　　虽然西安交大已经对博士生自杀事件的当事博导作出处理，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取消了当事博导的研究生招生资格。但舆论对该事件的反思，并没有停息。在批评导师滥用导师权力的同时，也有论者认为大学生不懂得积极维护自身权利，让自己处于弱势地位，合法权益一再被侵犯，由此呼吁大学生要勇于维护自身的权利。

　　大学生积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这毫无疑问是遏制导师滥用职权侵权的重要方面。北航性骚扰案能得以处理，就是被骚扰女生站出来发声的结果。但是，为何却很少有学生在合法权利遭到侵犯时，选择沉默、顺从、“委曲求全”呢？在笔者看来，这不是学生不懂得维护自身的权利，主要是因为当前的导师制度不健全和人才评价体系不合理，使学生在教育和学术之外有其他利益的考量。

　　西安交大在发布对当事教师的处理意见时，提到根据《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学籍学历管理规定》，研究生学满一年后，对其他学科专业有兴趣和特长的，有权根据自身学习科研状况或创业需求，申请转导师、转专业一次，转导师申请无需原导师签字。学校说这个的意思很明显，是想告诉社会公众，如果研究生对导师不满，是完全可以更换导师的，而就连导师都可以更换，也就不必忌惮举报导师了——反正大不了更换导师。

　　但是，就是在和导师关系搞僵之后，研究生和博士生申请换导师的也并不多，除了要重选研究方向的原因外，还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其他导师是否接受，通常来说，本校的导师之间是熟悉的，虽然考虑到原来导师的因素，学校已不要求原导师对换导师申请签字，可是，其他导师接受学生的转导师申请，也要考虑到导师之间的关系，担心得罪原来的导师。而导师考虑人情关系，这本身反映我国大学尚未建立学术共同体评价机制，学术评价中还掺杂着各种利益因素。

　　二是转导师对学生的影响。本来，转导师是十分正常的，这也是学生和导师间的双向选择。但在我国，不论是大学校内还是社会舆论，对于学生换导师，都存在一定程度对学生的误解，认为是学生没有搞好和导师的关系，包括西安交大这起博士生自杀案件，也有人质疑学生矫情，给老师做家务，没什么了不起。在这种社会舆论环境下，学生申请换导师，就会担心会被质疑没有搞好和导师的关系，并进一步影响到对能力和人品的评价。

　　至于学生遭到老师的性骚扰、性侵犯选择公开，举报教师，要求更换导师，当前的舆论场也是极为复杂的。舆论并没有学会对受侵犯者的隐私的保护，甚至可能成为“二次伤害者”，给被侵犯的学生第二次伤害。由于“人言可畏”，因此很多受害者选择沉默。我国中小学发生学生被猥亵、被骚扰案，很大部分受害者家长选择私了，就是出于这一原因。

　　所以，不能只单单要求学生勇敢维权，必须针对学生维权难的现实，进一步改革学校管理和评价制度，尤其是建立健全约束导师职权滥用的机制，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大学的教育和学术管理、评价必须以教育和学术为本，采用教育、学术标准和原则，而不能被非教育和学术因素影响。这样，才能让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回到单纯的教育和学术定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