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兆成

　　早陣子，葉繼歡的死引來不少香港人的唏噓，現象令人意外。一個大盜的離世，大眾因他的離開而感慨，本屬無可厚非，但意外的是不少香港人卻對他懷念，不禁令人懷疑，大家真的將金像獎最佳電影《樹大招風》飾演「葉國歡」的任賢齊當作是葉繼歡，還是將他化成一個時代符號——懷緬葉繼歡活躍的香港80、90年代盛世。

　　渴望善治忽略從前陰暗面

　　若就此批評一些香港人骨子里戀殖，無疑過於簡化。葉繼歡縱使是香港80、90年代盛世的時代符號，以其負面形象，也只是扮演着枝節的一頁，是共同回憶里的小插曲。這種不分好壞，仿佛所有與回歸前的人和事都值得懷念的情結，與其責罵，倒不如取笑部分港人單純與平凡——單純在「嚮往盛世」，平凡在「但求善治」的人性渴望。而「一國兩制」的本質，亦正是將「盛世」「善治」以「50年不變」的方式保留、靜止，確保回歸后繼續呈現的安排。

　　然而，九七前增長快、九七后增長慢：九七年香港人均產值高於新加坡5%-6%，現在則低於新加坡25%，多少都反映了今日香港的經濟結構問題：土地問題、產業單一。兩大問題的遠因早在回歸前已埋下伏線：港英政府撤退在即，有興趣的，只是維持表面繁榮。而隨着回歸漸近，港英政府更側重「柔性治術」，中國在政治上「硬碰硬」的問題尚未到來。80、90年代，香港模式仍能處理香港經濟與政治，深層次矛盾尚未浮面、香港正享受着華人世界的「文化首都」地位、1993年的香港經濟總量占中國經濟總量的四分一。種種指標都告訴香港得天獨厚，遂令一些人只記着殖民地的美好，而忘記政治部在1995年才解散、直選議員到最后的撤退階段才引入的事實。

　　應迎接新的挑戰

　　今年回歸已屆20年，「香港故事」仍要書寫。靜態的制度安排，要面對動態的時代挑戰，尋找新的「善治」之道，才讓我們有更多的「盛世」。經濟方面，同是700萬人：以色列在OECD的報告中，全球教育水平列第二、擁有最多在美國Nasdaq上市的公司;瑞士的金融、銀行固然全球聞名，而其科研、藥業、高端儀器同樣享譽全球。本年的QS排名，香港的高等院校共有76個學科位列全球前50，難道我們不應善用優勢，反思「積極不干預」，大力發展知識型經濟?

　　政治方面，中央以國家安全的角度看待香港政制問題，與「泛民」有分別。雙方理順差异，作換位思考，將是政制問題能否突破、解決香港社會撕裂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