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我看来， 与其说傅莹很“愿意”与媒体打交道，还不如说她很“擅长”同媒体打交道。能够准确地把握其中的“度”，知道如何收放自如，才是其中的高手。
这是64岁的傅莹第五次主持本届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与过去四次一样，满头银发、风姿绰约的她依旧金句不断。
什么是必答题?傅莹说，“外媒问，第一个估计就是问军费。中国国内媒体，我的必答题就是环境。”
谈到西方国家反复拿中国军费问题说事，傅莹反问，“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多冲突甚至战争，那么多难民流离失所，哪个是中国造成的?中国从来没有造成伤害。”
谈到中美关系发展，“中美之间要多合作，成为伙伴，美国社会对中国普遍都不了解，讲中国的都是老故事，希望报道两会的记者多注意中国的新故事。”
在发布会上，傅莹提到了本月18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一幕。面对有外国学者称，中国军费亚洲最高，2016年是日本和韩国总和的1.8倍。傅莹回应， “全国人大每年召开大会，我是这个大会的发言人，每年最先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军费。第二天，一些外国报纸头条就是‘中国威胁’。”
傅莹反问在座外国嘉宾，“实际上中国的国防预算一直保持在GDP的1.5%，却被渲染为威胁，是否存在双重标准?”她委婉但清晰地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祖国能增强军力保卫主权和安全而自豪，中国在过去经历了太多，我们需要靠自己站起来。”
人大有责任依法监督政府，但是目的不是让政府难堪，而是希望政府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她被媒体称为“最美女发言人”、“公众明星”，但这称号其实有些肤浅。“媒体挺可怕的”，如今举重若轻的傅莹依然心有余悸。她曾说过，之前在菲律宾和英国当大使时，当地媒体给她挖了不少坑，她不留神就掉进去了。
或许因为有过教训， 她与媒体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安全距离。
举一个例子。这还是在好几年前，那时的傅莹还是外交部副部长。在出席北京某高校举办的研讨会期间，一群人围着她寒暄，气氛很是友好。不过，当有人提出与她合影时，傅莹却礼貌地拒绝了。她的原话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大意是“担心有人利用与她的合影来做‘坏事’”。研讨会的茶歇时候，一群媒体记者与她交换名片。我接过她的名片，上面的信息很有限：姓名、职务、外交部公共邮箱、外交部地址邮编，没有一点个人信息。
因此在我看来， 与其说傅莹很“愿意”与媒体打交道，还不如说她很“擅长”同媒体打交道。能够准确地把握其中的“度”，知道如何收放自如，才是其中的高手。
或许是长期外交官的丰富经验，让傅莹成为人大新闻发言人的合适人选。在多个公开场合，傅莹向世界解释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人大制度，消除外界的偏见，而傅莹在接受金融时报张力奋采访时的一番话，颇为精彩。
张力奋说，每年“两会”搭出租车去天安门，司机都不愿去，都担心被罚，警察要赶。
傅莹回答，“在英国，每年议会开会第一次女王演讲，也是打不到车的吧?没有哪个出租车司机会往西敏寺那儿跑，进不去出不来的，这种情况在哪儿都一样。交通不方便，司机肯定不愿意去，这完全可以理解，要尊重他们。”
傅莹说，人大制度需要不断完善，很多法律可能不是很完美，执行也不一定很完美，肯定要有一个过程。老百姓有不满意，我觉得挺自然的。可能外国人看到中国老百姓有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好像就证明中国怎么了，其实我在英国、澳大利亚时，看到人们不满意的地方多了去了，“对中国的决策层和立法机构来讲，知道老百姓有什么不满意是很重要的，搞清楚为什么，怎么解决。”
“人的期望，永远比现实要高，否则就没有意思了。人大有责任依法监督政府，有时我们提出的意见也是很尖锐的，但是目的不是让政府难堪，而是希望政府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告诉他们哪里有问题，希望改进。所以，人大不监督有责任，政府不改进也有责任。”
至于有些偏见，傅莹说得很坦率，“他们从根本上不认可你这个制度，所以看不懂，也不可能看懂，甚至是拒绝看懂”。
傅莹还告诉张力奋一个小花絮，她的先生(郝时远，社科院民族学研究员)2014年就批评她讲话时 ，‘这个、这个’太多了，他认为，这些语病让讲话显得松散。2015年人大新闻发布会前那个晚上，先生给她留了一张纸，在‘呃’旁边打了X，意思是不要说这几个字。发布会上，傅莹把这张纸放入文件夹，一低头就能看见，提醒自己克服语病。
“傅莹在英国的表现，为她成为人大首位女发言人加分不少”。
说完她的人大发言人故事，不妨再回溯傅莹的外交官经历。这个大致可以分为三段：起于外交部翻译室，沉淀于外交部亚洲司，而高潮，则是其出任中国驻英大使期间。
1977年，24岁的蒙古族女孩傅莹从北外英语系毕业后，便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是傅莹在给小平同志当翻译时的小插曲。1988年1月20日上午，84岁高龄的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48岁的挪威首相格布伦特兰夫人，傅莹担任英语翻译。会见开始，小平谈到自己的年龄，他对布伦特兰夫人说：“我今年84岁……”，但傅莹一不留神，将84岁译成了48岁。陪同会见的副外长周南听出了这一错误，当即告诉了小平。
小平听后，不但没有批评傅莹，反而开怀大笑，他幽默地说道：“好呀，我有返老还童术，竟然一下子与布伦特兰夫人一样年轻喽”。
1990年，她以翻译室副处长的身份平调到亚洲司任副处长。之后的十余年，她一直在亚洲范围工作曾担任过亚洲司参赞、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并于2000年担任亚洲司司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部业务司司长谈了他对傅莹的印象，“活跃、能干、喜欢思考、善于沟通，非常了解外国的风俗习惯”。这位司长还透露，傅莹还颇有运动细胞，乒乓球打得很好，“她和男同志打乒乓球也不落下风”。
2003年，50岁的傅莹出任驻澳大利亚大使。4年后，傅莹出任中国驻英国大使，正式步入副部级干部序列。第二年，北京奥运火炬在西方一些国家传递时受到严重干扰，而傅莹出色应对，赢得各方赞誉。
傅莹曾在《火炬伦敦传递后的思考》一文中感叹，有一堵墙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这堵墙太厚重了， “在西方很多人抱怨中国对媒体不够开放。而在中国，我们则认为西方媒体也应该学会如何努力获得尊重。如果西方媒体能够更加关注和报道今天中国的真实情况，而不是纠缠一些不存在的或者陈旧的问题，这将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声誉”。
后来，有人问傅莹，一头银发是不是有意染白的?傅莹说，“我头顶有白头发比较早。后来白的更多，就开始染发。在英国生活期间，我看很多人头发白了都不染，我也就放开，不染了。”
在英国工作期间，傅莹开始奔走于英国政商学界，她在牛津大学发表演讲，主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并多次公开撰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英国公众讲述中国的变化，她提到母亲的粮票，也常常提到她女儿所代表的中国年轻人。
傅莹坦大胆走向媒体得到了各方的肯定，一位资深外交官说，“傅莹在英国的表现，为她成为人大首位女发言人加分不少”。
2009年12月，58岁的傅莹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直到2013年成为全国人大发言人。
这种高强度的脑力对抗，与国内“首先、其次、然后、最后”的官方回答方式相比，对于外交官的要求，显然不能同日而语。
最后，不妨说说外交官该如何发声。
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外交官几次与当地媒体互动，就会起到质的变化。但是，正如外交官嘴边常挂着的那句话，“谈总比不谈好，对话总比对抗好”，与其藏着掖着，像任凭不友善的媒体随意发声，还不如主动表态，最少的效果，也可以让当地受众听到不同的声音。而从大的方面讲，这也符合中国外交新时期“有所作为”的要求。
当然，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能像傅莹这样侃侃而谈的，除了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与过硬的业务素质之外，还需要有不少硬条件。
最基本的一关，就是语言关。我们可以注意到，成为当地媒体“常客”的中国外交官，往往能流利地使用当地语言。比如两任驻英大使傅莹、刘晓明与驻美大使崔天凯;又如，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精通日语，常在各个场合用日语阐释中方观点;再比如，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9岁起学德语，17岁到柏林留学，常年在德国与奥地利工作。
语言关过了，接下来就考验外交官的心理素质以及应变的能力了。和国内类似节目慢条斯理不同，西方的访谈节目节奏要快得多，这些主持人往往是经济、法律领域学者，习惯于咄咄逼人地“拷问”嘉宾，一些受访名人对他们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访谈节目的收视率高;恨是因为对主持人的提问“头皮发麻”，怕被问得下不来台。
我们不妨看看2015年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隔空舌战日本驻英大使。在BBC主持人向刘晓明的提问过程，10多分钟内，双方共有近30个问答来回。刘晓明往往回答了几句话就给主持人打断，要么是继续追问，要么是转换话题，没有空档期。而刘晓明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你这种说法不正确，因为……”。
这种高强度的脑力对抗，与国内“首先、其次、然后、最后”的官方回答方式相比，对于外交官的要求，显然不能同日而语。
一定有人会问，主持人的提问在直播访谈前是否会和中国外交官沟通?其实，对于西方观众想知道什么以及主持人大致的提问方向，中国外交官也是心知肚明。因此，中国外交官会根据舆情研判，在上直播前做好准备工作。
不仅如此，一些有经验的外交官也会适时抛出“彩蛋”。比如，刘晓明在与驻日大使的隔空“交锋”中，使用了英国民众耳熟能详的“伏地魔”来形容日本军国主义;而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崔天凯大使特意向媒体透露，中国领导人此访会带来“惊喜”，但又没透露具体内容，这种犹抱琵琶的方式，吊足了媒体的胃口。
可见，虽然一个傅莹离开外交一线，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外交官站了起来，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