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7日，李克強來到中關村創業大街3W咖啡。他坐下來與年輕人邊喝咖啡邊聊創業。蜂擁圍攏過來的創業者爭搶著向總理介紹各自的項目。聽到大家各種奇思妙想的創意，總理感嘆道：“這里精彩紛呈，什么想法都有！真正知道社會需求的是大眾，這正是大眾創業的精髓所在。”（資料圖）
原標題：總理力推的“雙創”，學者：并非權宜之策，而是轉型大計
但凡社會經歷大的變革和轉型時期，通常都會有一件“自下而上”的重要事情，影響甚至決定著變革和轉型的成功與否，就像上世紀20年代開始的中國革命、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改革。那么，當前正在進行的中國經濟轉型，又有哪件至關重要的事情呢？我以為，它就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當然，這并不是說“自上而下”就不重要。但很多時候，“自下而上”往往能提供或創造更鮮活的動力。以“雙創”為例，它顯然能夠擔當起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縱深推進乃至重塑主流價值的重任。這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源頭活水。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促進中長期增長動力形成
2010年起，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開始下行。個中原因，除了以往常見的周期性因素，更主要的是結構性因素：產能過剩，還有背后的一批僵尸企業；房地產庫存積壓，主要集中在部分二線和大部分三四線城市；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高杠桿，致使需求側主要動力——投資的增速大幅度下降；同時，外需持續不振，出口的增速大不如前，從而拖累經濟增長。
由此，中國經濟需要尋求新動力。短期的動力可以來自刺激政策，但不能長久，亦會造成新的問題，特別是在經濟下行和面臨深刻轉型的當下。那么，中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哪里？答案是來自供給側。中國目前還存在阻礙供給側動力形成和發揮作用的體制性、政策性障礙，所以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激發和產生供給側動力。這是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然性，或者說大致的邏輯。
分析供給側動力的框架，主要涉及勞動、資本和技術。勞動的現代分析視角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既提高勞動力的質量，也部分替代物質資本，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經濟學家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途徑是健康、教育和培訓等。資本投入的問題在于優化配置，包括土地、資源和產業資本的優化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其中，既有改革的問題，也有技術的問題。內生于經濟體系內部的技術進步，是經濟中長期增長的動力。由此，企業家才能把勞動、資本帶到一起并組織起來；企業家精神則是不斷地進行創造性、革命性要素重組即創新。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技術都是企業家為了實現“新組合”、把各項生產要素轉向新用途、把生產引向新方向的一種杠桿和控制手段。資本和技術的主要社會功能是，為企業家進行創新提供必要的條件。由此可見，供給側動力也包括“三駕馬車”，即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和企業家精神。
目前，致國在這三個方面都存在不足。例如，缺乏原創性的核心技術，人力資本積累不足、質量不高，企業家精神尚未普遍建立。這些都是制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因素。有什么解決辦法？唯有創新。經濟學家熊彼特認為，創新是要素及生產條件組合的革命性變化，其深處是技術進步驅動。技術進步源于人力資本密集的創業創新，這也是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基本原因。
在這里，創業者、企業家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是作為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的組織者。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和文化創意的成果，都是創業者、企業家主導的產業化過程的投入要素。所以，通過持續、有力地推動“雙創”，形成創業創新文化，就能為培育創業者和企業家創造條件，進而為中長期經濟增長提供動力。
新興產業孕育是創業者試錯試出來的
今天說的創業，很大程度上帶有創新意義。我們在美國的硅谷和波士頓、以色列的硅溪看到的創業，以及在北京中關村、深圳南山看到的大部分創業，都是內在創新，主要從事新技術研發的創業。
創業的本質是試錯，并行著創業者試錯和需求試錯。二者皆對，才算創業初步成功。而且，結果為對的創業總會有可能孕育新技術，進而產生新產品、新服務甚至新產業。這些創業創新活動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形成，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
新技術能否產生有市場需求的產品和產業，即為創業者、企業家的需求試錯。在現有供需格局中，需求試錯顯得更加重要。這是因為，現今的供需格局是供給過剩（很多是無效供給），發現新需求即供給創造需求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沿著這個簡單的邏輯不難預見一些新興產業發展的端倪，但新興產業及其體系通常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創業者、企業家試錯出來的。
討論創業與產業之間的關系，一定會涉及政府與創業和產業的關系。其中一個方面就是產業政策的問題。事實上，產業政策的外延擴得太大，無助于問題的討論。我們要先去掉一些現在被認為是產業政策、但實際上不是產業政策的內容。例如，把政府推動基礎設施發展視為產業政策，是一部分學者的觀點。但要知道，基礎設施是公用事業，提供普遍服務，構成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大平臺，而并不僅僅服務于經濟。在任何情況下，政府都有責任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就此而言，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并不是一個產業政策的問題。
所謂產業政策，一定是指對某一類產業優先發展的支持政策，既有政策目標，也有政策手段。從這個意義上看產業政策就需要謹慎一些了，尤其在市場能夠發揮配置資源作用的領域更為如此。這里有兩個繞不過去的問題，而且經常被人們提及。
一是信息對稱的問題。產業發展的方向、產業結構的演化是能夠被預見的嗎？答案是否定的。一時間產生的產業短板，能夠靠產業政策修復嗎？也不太可能。因為政策都有時滯，不等政策發揮作用，市場的作用可能已補齊短板。這樣的例子不少。
二是扭曲市場的問題。推動某一類產業發展的產業政策，都是有“含金量”的，這就必然驅使企業從中獲取資源和利益。所有創新的努力可能都不及這個來得快。這就像資產價格過快上漲一樣，扭曲了激勵的方向。這對于創業創新的殺傷是巨大的。
考慮到這兩個問題以及中國現階段的法治水平，我認為，對于“雙創”而言，公共服務和實現這些服務的平臺可能更加重要。過往的經驗是，產業政策的扶持對象往往是特定產業中的國有企業、大企業，而極少惠及“雙創”。創業創新需要好的市場環境、生態系統，政府應該在這些方面多做一些努力，并將自己從產業發展的具體瑣事中抽離出來，在競爭性產業中更應如此。
生態系統改善需要政府改革的深刻介入
對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有人擔心成功率的問題。民間創業是市場經濟的原生態，原始創新是市場經濟的源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創業創新活動原本就是“群眾運動”。在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時期，這句口號是社會動員的口號，是對“大眾”說的，而并不是對成功的“小眾”說的。
坦率地講，要增加成功者只存在兩種可能：一是動員更多的人投身創業試錯。在成功率為一定的情況下，會有更多的成功者。二是改善環境，創造條件和機會，亦即優化創業創新的生態系統。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要讓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創業并使“雙創”生態系統不斷改善和優化，需要改革的深刻介入。
另一個比較典型的看法是，政府鼓勵創業時，往往是經濟不太好的時候。這時，政府鼓勵創業是為了緩解就業壓力。不可否認，這種情況以前有過。然而，改革開放近40年的偉大實踐表明，鼓勵創業并不是權宜之計。“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實際上是一個改革。我的理解是，要通過由“雙創”觸動或倒逼的改革，徹底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將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主動力建立在“雙創”基礎上。因此可以說，“雙創”是根本大計，而不是權宜之計。
“雙創”提出或引發的改革任務是全方位的，主要是政府自身的改革，突出表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具體包括政府監管架構和內容改革，如對國有企業（資本）的監管體系和內容的改革、對金融業監管體系和內容的改革。國有企業、國有資本和金融監管架構的改革，本質上都屬于政府改革，具有為“雙創”創造機會的重要作用。財稅制度改革，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與行政體制、政治體制改革聯系緊密。稅制改革關系到微觀經濟和創業創新的活力動力，預算改革事關政府的“錢袋子”，進而與政府職能轉變息息相關。金融改革從根本上說是解決“脫實向虛”問題，讓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為創業創新服務。以自貿區建設為標志的開放倒逼改革，將通過進一步降低門檻、減少審批、優化監管，為“雙創”創造更加寬松、更為便利的環境，并進一步有效提供各種與“雙創”相關的公共服務。
創業創新成功助力塑造當下主流價值觀
“雙創”的重要性并不僅僅體現在經濟意義上。與之相呼應，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正處于一個重塑期。
一般認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形成，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一個重要的、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社會的財富生產方式。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大致有過三種財富生產方式：自然經濟、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自然經濟、計劃經濟已基本退出歷史舞臺，市場經濟是當下世界主要國家的財富生產方式。雖然世界各國的市場經濟因體制、制度和文化的差異，具有一些自身的特點，但基本運作機制是一致的或趨向于一致的。
市場經濟通過哪個中間環節，作用于主流價值觀的形成？我們知道，市場經濟不同于計劃經濟的一個機制性特征就是分散決策，每個決策主體對自己決策的后果負責。這就意味著，市場經濟需要全體人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國民經濟的動力和活力來自于創業、就業和消費的多樣性。這里，創業和就業、就業和消費（收入）存在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就長期而言，創業的規模和水平決定著就業的規模和水平，就業的規模和水平又決定著消費的規模和水平。
今天的創業又大多內蘊各種意義和形式上的創新，特別是原創技術的孕育，創新因此成為市場經濟的源動力。由此，市場經濟通過“雙創”這個重要的中間環節，影響主流價值觀的形成。從這個高度來認識“雙創”，既是客觀的，也是準確的。
那么，“雙創”是如何具體影響主流價值觀的形成呢？李克強總理指出，我們推動“雙創”，就是要讓更多的人富起來，讓更多的人實現人生價值。這有助于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也會讓更多的年輕人，尤其是貧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上升通道。民富國強是主流價值觀的物質基礎。唯有將富強作為國家層面價值觀上的“首善”，才有可能貫通國家、社會和公民個人層面的共同價值觀，也才有可能讓主流價值觀體現在國家、社會和公民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經濟體制和發展方式轉型的背景下，更多的人富起來并實現人生價值，是通過“雙創”或通過“雙創”創造的就業機會得以實現的。同時，“雙創”通過提高收入和職業的流動性，將公平與富強融為一體，從而進一步做實做強主流價值觀。
對于愿意投身“雙創”的人來說，創業創新的成功是一個有待實現的夢。政府和社會有必要為個體實現夢想創造更加自由、公平的環境，但個體則不能一味要求政府和社會提供超出“普惠”以上的條件和機會。任何時候，個人和團隊的自我奮斗是實現夢想的核心要素。具體到創業創新，就是不需要依憑關系、出身等前置性條件，而只有依靠自己和團隊的努力奮斗，借助于“雙創”生態系統的幫助，才可以實現人生目標乃至夢想。在這里，自由的個人奮斗既是主流價值觀的具體體現，也是實現人生價值的基本途徑。
在體制轉型時期，新舊體制相互交織、此消彼長，這對主流價值觀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一方面，長期被壓制的個人欲望井噴式爆發；另一方面，新的規則、秩序尚未建立起來。二者的共同作用，導致了大量失范行為、投機行為甚至犯罪行為。但也正是在這個深刻的轉型時期，作為市場經濟原生狀態的創業、源生動力的創新從萌發到迸發，進而對主流價值觀的形成產生積極影響。富強作為主流價值觀的物質基礎，公平作為主流價值觀的基本訴求，自由作為主流價值觀的目標追求，都與“雙創”的偉大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
總之，唯有“雙創”，中國才能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唯有“雙創”，才能推動以政府改革為主要內容的結構性改革；唯有“雙創”，才能助力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進而向發達國家、現代國家前行。（陳憲：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