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三年半，利劍再出鞘。
繼2013年6月央行發布備付金存管辦法，規范第三方支付備付金的存放、歸集、使用、劃轉后，剛過去的1月13日，央行再次向支付市場祭出更嚴的監管舉措——將直接收攏備付金統一管理權限，要求支付機構將一定比例的客戶備付金交存至指定機構專用存款賬戶。
這是央行針對第三方支付，尤其是預付卡和互聯網支付兩大牌照日益沉淀坐大的備付金拋出的最嚴緊箍。而隨著4月17日交存大限逼近，第三方支付“用別人的錢躺著給自己賺錢”的吃利息時代，正式走向終結。
互聯網支付和預付卡業務最受打擊
事實上，第三方支付體系內日漸龐大的沉淀客戶備付金，早就引起了市場和監管注意。
客戶備付金，其實就是用戶的待付款。既然是“待付款”，說明這筆資金的所有權屬于用戶自身，而不是第三方支付機構；但因為要付出去，所以當你下達相關交易指令的時候，它就以第三方支付的名義，存放在了該機構在銀行開立的備付金賬戶里，變成一筆沉淀資金。當后續客戶所有的交易達成，支付機構才會向銀行發出資金調撥指令，這筆錢再由備付金賬戶，去往它最終應該劃轉去的賬戶。而在此期間，銀行要給備付金賬戶計息。這意味著，對于第三方支付機構來說，沉淀的備付金是一個穩賺不賠的買賣。
現有支付牌照有六類：銀行卡收單、互聯網支付、移動支付、電視支付、固定電話支付、預付卡發行與受理。那么這六類中，哪些最容易產生資金沉淀？
其實答案在央行就備付金集中存管的答記者問中已經有很大程度的顯現：首當其沖的，就是預付卡發行與受理業務。
央行發言人列舉的幾個挪用備付金例子，如浙江易士涉案資金5420.38萬元、廣東益民“加油金”風險敞口6億元、上海暢購資金風險達7.8億元，其實全部禍起預付卡的發行與受理。
“這些查獲的違規案件僅是冰山一角，很多非銀支付從創建之初，實際上就是將眼光瞄向了預付費卡的‘沉淀資金’，通過這種方式，企業可以獲得比銀行貸款更劃算的資金用于其它目的，比如購買理財產品或投資股市。失去監管的資金，風險根本無法得到控制。”曾經從事支付行業的我愛卡網主編、資深信用卡行業研究人士董崢對記者直言。
除了最容易產生資金池的預付卡業務，支付寶錢包、微信錢包里的零錢支付與紅包收發等功能，都成了吸收客戶沉淀資金的有力渠道。而它們代表的是互聯網支付，這些在互聯網支付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新花樣，讓這些支付公司的二類賬戶體量越來越大，沉淀資金與日俱增。此前有媒體報道稱，支付寶和財付通各自沉淀的客戶備付金規模約在1600億元和1500億元，合計占全行業客戶備付金總量的70%、市場份額前十名的90%。
央行數據顯示，支付機構的備付金余額近3年增加了近3倍。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267家支付機構備付金合計超過4600億元。
上述兩個支付方式是目前最主要的吸收沉淀備付金的路徑。據證券時報記者獨家統計，目前267家非銀支付機構，共有108家有互聯網支付業務牌照，169家有預付卡業務牌照。而此次備付金統一上收央行監管，無疑令這些梯隊的玩家最受打擊。
支付機構被迫轉型
“這個事情很好理解，從央行的角度看是控制了客戶的資金風險；從第三方支付機構的角度看，是影響了他們的收入模式，也迫使一些高度依賴利息收入的支付機構，去開發多元化的增值業務。長遠來看，這或許是一個支付機構業務結構調整的動因。”一位大型股份行網絡銀行部負責人如此總結央行收攏備付金監管權限的影響。
證券時報記者采訪了幾家銀行網絡銀行部門，受訪人士普遍認為此前通行的“規則”將被打破。這些業內人士認為，此前第三方支付機構用沉淀著巨量備付金的賬戶，議價權頗高。這樣的議價權體現在兩處：一是用該存款來換取更低的資金通道費率；二是爭取協定存款的利率。
“以前支付機構的客戶備付金賬戶，我們行是要支付給他們利息的。當然如果我們給對方高息，那么他們也肯定會跟我們做一些定存或協議存款。央行的新規其實對我們影響不大，但他們喪失了議價權。”另一家銀行網金部人士告訴記者。
有接受采訪的人士總結說，這是第三方支付機構和各家銀行進行快捷支付合作、資源置換的砝碼。而現在這些砝碼，正在被央行收走。
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則將央行的意圖概括為：推動非銀支付回歸支付本源、不過度依賴利益收入；確保支付信息與賬戶信息的可追溯性、保障消費資金安全性的兩大基礎上，看得再更遠一些。曾剛認為統一監管備付金，相當于把第三方支付納入到整個支付清算體系當中。“這是一個趨勢，而在推動這個趨勢的過程中，不排除央行也可以實現自身構建網上支付清算體系，比如此前頗受熱議的網聯。”
“馬云真的很聰明，現在再來看余額寶，是個太明智的商業決策。他最早就將這部分央行遲早會管的資金轉變成貨幣基金，名正言順讓自己和用戶都賺錢。那個時候對基金公司的議價權還高，現在我們再去談，基金公司也就給我們2～3個點，跟存款利息差不多。我估計很多支付公司最近都會找基金公司談。”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型支付公司人士告訴記者。而這家公司，預付卡牌照和互聯網支付牌照都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