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四川周繞崇山峻嶺，不知將多少美好阻隔在群山之外，但從未擋住佛陀的腳步。四川北部的廣元、巴中，地處中原入川要道金牛道與米倉道，得風氣之先，是最早開始開窟造像之地。廣元千佛崖、皇澤寺廣為人知，而位於米倉道上的巴中眾多石窟群落卻常常為大眾所忽略。
西龕流杯池深藏於山林之中，天宮樓閣雕刻精美。
在金牛道以東，有一條翻越崇山峻嶺的古道，奇險、少人行走，因其中一座米倉山而名“米倉道”。它北接長安(今西安)，沿斜水、褒水南下或由駱穀南下至南鄭(今漢中)，南循米倉山達於四川巴州(今巴中市)，隨後有多條路前往四川經濟文化中心益州(今成都)。盛唐開始，唐與吐蕃(今西藏)、南詔(今雲南)作戰，金牛道受到影響，從中原入川者遂改走崇山峻嶺中的米倉道;安史之亂、黃巢起義，往來軍隊與行人也多經由此道。二帝入川，大批官員隨之而來，沿路開龕造像，祈福平安。巴中成為廣元之東的又一佛教造像中心。除了統治階層和經濟富裕者外，下層民眾也加入到造像隊伍中來了，大有全民信教之勢。
南龕主體崖壁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造像龕，龕龕珠光寶氣，尊尊色彩豔麗，大都為唐代造像。
登上巴中城邊的南龕山，進山門往上走，至雲屏石背面可見數尊唐代至民國時期的等身觀音立像，像間一方碑刻記錄了巴中刺史嚴武重建南龕寺廟屋宇，並向皇帝奏求寺名的過程。唐史記載，嚴武以殘暴著稱，殺人不眨眼，以至在42歲暴病亡故時，其母甚為快慰，因為不必擔心受牽累淪為官奴了(唐制，常將罪犯家中女女眷沒收為官奴)。不曾想，這樣一個人還在這裏建寺修廟，並為其篤信佛教的父親雕刻了一尊等身觀音立像(第87號龕)，對巴中佛教的興盛起到了推動的作用。
南龕62號西方淨土變。
過雲屏石前行不遠，就到了南龕造像的主體部分，頂天立地的山崖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造像龕，有編號者176個，龕龕珠光寶氣，尊尊色彩豔麗，除幾座工藝平平的宋代、民國造像龕外，全為唐代造像，內容豐富，造型精美，其完好程度更令人驚歎不已。它們如深山明珠，奪目卻鮮為人知，我一時竟不知從哪裏看起，從此心生牽掛。
在北京大學程崇勳先生和巴中市文管所的幫助下，我曾花費兩年的時間對巴中轄區內的每處造像進行了調查與記錄，以後又用了三年時間進行分析與研究。南龕之外，還有300多龕中唐到晚唐時期的佛教造像分布在巴中城周的西龕、北龕、水寧寺等地，唐代末期的造像在數量上已遠遠超過廣元。
水寧寺石窟位於巴中城東水寧鎮，是米倉道的必經之處。古寺今已無存，而寺前水寧河岸邊的石岩上仍留有眾多盛唐造像龕。
南龕造像以盛唐開元時期最突出，占據了崖壁上最好的位置，並有多則造像題記。中晚唐造像向兩側展開分布，也會在開元造像當中利用崖壁空隙、見縫插針般開鑿，致使整個崖壁密密麻麻，雕滿了各式佛、菩薩、護法天王像。造像和龕形雖說有些程式化，但似房子一樣的佛帳形龕雕刻得一絲不苟，雙層簷頂、瓦櫳、鴟尾、珠簾、垂帳、華蓋，精雕細琢;釋迦牟尼、阿彌陀佛、毗盧遮那佛、阿彌陀佛與五十二菩薩、觀世音、大勢至、文殊、普賢、地藏、毗沙門天王、天龍八部等無不兼備。飛天手捧寶物或香花飄舞於祥雲間，或身材修長，或如嬰兒般肥美;天王與力士固立於龕口內外，護守佛主，威武的胡人形象令我想起大唐帝國萬邦來朝的氣勢;阿彌陀佛與五十二菩薩造像中，坐於蓮花上的菩薩千姿百態;供養人男女兩排，分立龕口兩邊，長幼有序，男女有別……這些形象與題材大都可以在長安或成都找到根源。
水寧寺釋迦說法窟內的造像為盛唐彩雕的傑出代表。
山崖中間的第103號大佛是南龕最大的一尊像，龕高雖只有五米多，但位於十幾米高的崖壁上，從地面望上去，龕內寶相莊嚴的大佛像令人頓生敬畏之心。仔細觀察，大佛臉上竟有一塊顏色與周圍不大一致。文管所的人告訴我，“文革”開始，人們准備打砸佛像，有人用槍對准大佛，結果反被彈回來的子彈打死，南龕佛像得以保全。不管是真是假，“文革”中巴中全境對佛像的破壞的確比較少。我想，除了大巴山區困難的交通，或許真與這個傳說有些關系。
第104號龕楣上刻有晚唐戶部尚書張禕寫的造像題記。黃巢之亂，僖宗出逃時，他還在酣睡之中，待上朝時找不到皇帝，才在慌亂中追尋唐僖宗踏上了險峻的米倉道。途中又遇兵變，幾經輾轉至巴中時，已是近兩年之後了。當聽說京城戰況好轉，驚魂稍定的他在南龕造像祈福，題記中詳細敘述了自已“追扈行在”入蜀的艱辛行程。此番事跡未見諸唐史，只在巴山深處淺淺低吟。
南龕中的毗沙門天王形象。
第94、95號龕為滎陽鄭公所造，其夫人彭城劉氏系漢皇後裔，鄭公造像銘記中提到其夫人在來巴中途中生疾之情形，以及目睹嚴武造像等景象，想必所曆諸事令他自感與嚴武同病相憐，也就不難理解他刻的像為何一為救苦救難的觀世音，一為護國護城的毗沙門。71號、77號等多龕經晚唐“同節度十將”李思弘及其家人裝修，李思弘正史無載，但其字輩與皇室同，且為朝庭命官，因此當屬皇族。米倉道旁的另一處精美的唐代造像水寧寺中有為上穀(在今河北懷來縣內)侯氏所造之像(1號龕)。在巴中西龕山上有近百龕隋到唐代的佛龕，山腳下是被武則天賜死的太子李賢的墓。李賢被貶居於此時，不知有沒有去這些佛像前祈求母親讓自已早日回京?或者他也從京城帶來過佛像?
這些人都來自北方的顯貴家族，除李思弘可能因戰爭被派駐於此外，其他人來到這個一般只有獲罪後才會被貶謫所至的巴山深處，自有一番不得已的故事。不過正因為他們，帶來了北方京城的造像樣式和內容，使這裏的造像和雕刻得風氣之先。巴中石窟在一定程度上是京城長安式樣在四川傳播的源頭，其影響可下達於宋代的大足石刻。
南龕83號龕中主佛一身雙頭，這種流行於新疆與河西、表示祥瑞的佛像題材在此出現，是巴中經天水與西域來往的明證。
南龕83號龕內，主佛一身雙頭，顯然是來自河西的題材。據說古代有二貧者各欲請畫師畫一尊佛像，但資財不夠，畫師被其虔誠感動，給他們畫了一尊雙頭佛像，後來成為祥瑞的象征。雙頭佛像題材主要流行於新疆與河西，在克孜爾和敦煌均有所見。巴中除連接中原地區外，亦可由漢中經天水至河西通往西域，巴中南龕造像中有來自西域的雙頭瑞佛，銘文題記中有秦州(今甘肅天水)僧或“涼商”(如南龕16號等，今甘肅省武威等地古稱涼州)等稱謂，便是這條道路交通的最好證明。
北龕中的飛天。
但隨著唐的滅亡，唐與吐蕃、南詔之戰結束，南來北往的人又回到相對好走的金牛道上，巴中又成偏遠地區，鮮有人問津，外來人員的造像運動也隨之戛然而止。米倉道上的往昔漸漸被人遺忘，史書亦缺，只留下些許片段深藏於巴中各龕窟的造像和題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