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商務部、國家統計局等部門發布《201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創下了1456.7億美元的曆史最高值，中國首次出現資本淨輸出的情況，當年約100億美元流出。
數據顯示，2015年非公經濟占對外投資的65.3%，約6000多億元對外投資。同年，民間固定資產投資354007億元，比上年名義增長10.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2.1%).
張向晨認為，從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對外投資情況來看，他們看國外投資的機會，有不同的戰略需求。但是，無論他們的目的是什么，都是為了企業轉型升級和獲得更好的發展。
21世紀經濟報道獲悉，很多民企加快對外投資，是因為海外投資具有更加優越的融資條件，另外越南等很多國家的人力成本比國內低，有利於企業獲得更好的利潤。
對外直接投資居全球第二
根據上述公報公布的數據，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躍居全球第二，超過同期吸引外資規模，實現資本淨輸出。
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創下了1456.7億美元的曆史新高，並超過同期中國實際使用外資的1356億美元。這就是說，2015年有約100億美元資本淨輸出。
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張向晨認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尋找國際市場和資源，是企業實現國際化經營采取的通行戰略。究竟在哪兒投資，是由企業根據市場條件來決定的。現在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都有一定的有利條件吸引中國企業投資。
盡管首次出現資本輸出的情況，2015年中國吸引的外資仍是全球第一。中國企業2015年對外投資占到全球份額的9.9%，同比增長18.3%，金額僅次於第一位的美國(2999.6億美元)，日本則以1286.5億美元居第三位。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涉及領域廣泛，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步伐加快。截至2015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行業類別，制造業、金融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同比分別增長了108.5%、52.3%、115.2%。
2015年中國企業對外流向裝備制造業的投資為100.5億美元，同比增長158.4%，占制造業投資的50.3%，帶動了裝備、技術、標准和服務“走出去”。
從對外投資區域看，2015年，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占當年流量總額的13%，達189.3億美元，同比增長38.6%，是全球投資增幅的2倍。201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83.9%分布在發展中經濟體，在發達經濟體的存量占比為14%，另有2.1%存量在轉型經濟體。
中國企業在金融等領域的對外投資並不多，這是因為銀行業的金融屬性和非金融企業存在較大差異，各國對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業的審批和管理都比較嚴格。2015年底，中國3萬家境外企業分布在全球188個國家，但是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僅在42個國家開設79家境外分行和57家附屬機構。
不過，國家外彙管理局新聞發言人、國際收支司司長王春英指出，中國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還是很快的，2015年末，工農中建交五家國有商業銀行設立境外分行和附屬機構合計136家，較2007年底增長1.6倍。同期全部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數是3.08萬家，較2007年增長接近兩倍。未來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越來越快，銀行業發展的空間更大。
民企投資外熱內冷
中國對外投資所以出現資本淨輸出，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民企對外投資，比對內投資還要快。
在2015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中，非公經濟占65.3%，年末的存量非公經濟占到35.6%。同一年，民間投資增速僅為10.1%。
此前，商務部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會長崔明謨稱，2015年1月至9月對外投資同比增長38.2%，其中民營企業同比增長179.6%。
今年1-6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對外投資額累計888.6億美元，同比增長58.7%。其中主要流向商務服務業、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采礦業，分別占上半年投資總額的24.6%、19.8%、16.4%和4.7%。
上半年制造業對外投資額達175.9億美元，同比增長245.6%，其中流向裝備制造業120.4億美元，是去年同期的5.4倍。制造業對外投資主要是民企，但是今年上半年民企國內投資增速僅2.8%。為什么民企投資呈現對外熱對內冷的現象?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少宇教授指出，民企更願意到海外，首先是有些行業在國內已呈飽和狀態，比如四川酒業生產過剩，只能轉向東南亞;另外，很多領域利潤高，但是門檻也高，民企難以進入;還有民企在國內融資比較難。他認為，國家應該在投資政策上進行調整，可以選擇性地放低一些行業的門檻，不與民爭利。
民營企業對外投資分布比較廣泛，投資並購也十分活躍。2015年非公企業境外並購金額占當年境外並購金額的75.6%，在數量和金額上均首次超過了公有經濟的企業。投資的影響力也不斷加大，萬達、華為、海航集團等，都是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前100的中國企業。
但張向晨也警告，民企對外投資加快存在風險。有的並購項目沒有進行充分的論證，急於做大做強，還有一些跟風炫耀的非理性因素驅動，少數企業面臨著高債務的財務風險。此外，海外並購遇到國外安全審查的幹擾，增加了企業海外並購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針對這些情況，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對企業的引導和境外並購的風險提示。”張向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