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艺术家不止有艾末末，“70后”、“80后”的年轻一代中国艺术家正在国内和国际上崭露头角。对他们来说，如何摆脱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简单政治化的刻板解读，既提是一种挑战，又构成了机遇。这些超越国家界限、崇尚个人表达的“后中国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对其所处的中国社会景况做出回应。
刚刚在上周落下帷幕的弗瑞兹艺博会(Frieze London)以其在全球的广泛影响力在伦敦带动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弗瑞兹艺术周”。在此期间的伦敦不仅有大大小小6个卫星艺博会，还集中了从博物馆到画廊的一系列优质展览。其中，中国艺术家的动态引人注目。皇家艺术学院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艾未未同名个展，这是英国“第一次全面看到艾未未的作品”，自展览开幕起，这位艺术家及社会活动家的名字就一直活跃在英国各艺术类媒体的头条。然而，在伦敦不仅能看到艾未未。10月12日，艺术家张鼎首个在英国进行的项目《龙争虎斗》在ICA上演，这个以李小龙电影《龙争虎斗》之名搭建起的“擂台”邀请了当地乐队、DJ、声音艺术家进行合作，颇有“打通中西之脉”的意味。
▲张鼎《龙争虎斗》项目在伦敦ICA的表演现场
尽管在当下的英国，艾未未似乎是人们唯一所知的中国艺术家，而这也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然而对开始在国内和国际上崭露头角的“70后”、“80后”的年轻一代中国艺术家来说，如何摆脱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简单政治化的刻板解读，既提是一种挑战，又构成了机遇。同样是在英国，即将于2016年在西苏赛克斯(West Sussex)的卡斯雕塑基金会(the Cass Sculpture Foundation)举办的展览“无序之美”(ABeautiful Disorder)，将展出了17件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受委托创作的作品。
超越国界的“后中国人”
“无序之美”展览意在向英国公众提供一种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新视角：和艾未未那一代人不同，这批年轻艺术家没有经历过“文革”相关的政治创痛，他们的作品在形式和观点上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下的中国符号。
2014年，美国艺术评论家、策展人芭芭拉·波拉克(Barbara Pollack)即通过其策划的展览“我这一代：中国青年艺术家”(A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Artists)意图使美国了解到中国的年轻艺术家创作的真实景况。芭芭拉曾撰文提出了YCA(Young Chinese Artists，中国年轻艺术家)的概念，她认为这些年轻艺术家的视野是全球性的，正发展出中国艺术的新语汇，并将其称为超越国家界限、崇尚个人表达的“后中国人”(post-Chinese)。而这批“后中国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对其所处的中国社会景况做出回应。
▲曹斐《人民城寨》(2008-2011)截图。曹斐是展览“无序之美”的参展艺术家之一
▲崔洁的油画作品《仙鹤的房子》，表现了北京城混杂的建筑样貌
“获益者”的质疑
这批艺术家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与多文化的影响，这种“高速进步式”的中国社会形态以2001年中国加入国际世贸组织(WTO)为开端，并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被强化。艾未未那代人力图在国家的约束、陈旧的艺术教育体系、匮乏的独立展览平台及艺术市场不健全的情况下，为艺术实验开拓空间。但今天中国的年轻艺术家已经受益于国家层面的创意产业扩张与发展，并也已经通过网络、国外驻留和国内的国际画廊及艺博会充分接触了国际的艺术话语体系。
诚然，这个更加国际化的景象导致了艺术实践上的碎片化和多样化，面对今天中国的有趣的当代艺术，我们已经无法轻易地辨别出他们的“中国身份”。中国人瞪目咧嘴的刻板形象不见了，“文革大字报”式的美学和商业广告的程式化混合不见了，那些“异域风情的”、大型的、诱发人回味中国消逝的传统的大型装置也不见了。相反，新一代中国艺术家生产的艺术，在许多方面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艺术家的创作变得难以区分——体现出一种反美学的感性，并以对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对创作过程而非结果的强调为特点。
▲徐震作品《永生–北齐圆雕菩萨立像，亚马逊和野蛮人》(2014)，没顶公司出品
我们很容易就把这种趋势视为全球化下又一令人沮丧的同质化效应，将其看作一种后现代的，甚至是后网络时代的症状。当然，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今天中国生产的艺术大多是简陋甚至平庸的，它们更适合被拿来做微信或Facebook背景图，而不是在美术馆或画廊的白墙上展出。然而，这层表面的“平庸”又经常掩饰着其对当代中国甚至世界的更深刻关注。
虽然新一代的中国艺术家受益于中国过去30年的自由化良多，他们也体会到了这般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贫富分化、城乡生活品质的差距、环境的恶化与污染等失衡现象。许多年轻的中国艺术家以自己的方式创作着介入社会的、批判性的作品，它们对更广泛的权力结构和今天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所代表的那种虚伪发起了质疑。
对生存环境的回应
中国的当代艺术实践在历史上一直是围绕特定的区域问题而形成的。这些微妙的风格和概念上的从属关系不仅持久——它们证明了中国艺术家对他们所处环境的特殊回应——同时它们也使人们注意到现代化在中国的不均衡发展。这批艺术家中，有许多本身就是移民，为寻找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从偏远地区迁徙到繁荣的经济艺术中心。
以中国南方珠江三角区为例，这里是远离政治中心，自由贸易、经济特区群聚的地方。这里的不少艺术家就创作了纪实风格的作品，来探索中国这个所谓的“世界工厂”内部的生态现实。生于湖北、工作于深圳的年轻艺术家李燎最著名的作品《消费》(2012)仅由一件工厂制服、一张工作证和一个iPad组成。这件作品是艺术家在饱受争议的富士康工厂生产线上劳动的成果：他花了45天时间，才挣够钱购买他自己劳动生产的商品iPad，这一劳动过程及成果被他讽刺性地展示为艺术品。
▲李燎作品《消费》(2012)
▲李景湖作品《白云》(2009)
像刘窗和李景湖这些生活在中国制造业中心的艺术家，也以类似的尝试来揭示中国飞速的现代化进程背后的复杂驱动力。李景湖的《白云》相当具象地做到了这点。它由一簇优美地悬在半空的工业化生产的灯管构成，尽管明确地参照了极简主义美学，例如艺术家丹·弗莱文(Dan Flavin)的创作，这件作品也暗示着在艺术家的家乡东莞，工厂的工作是如何一直持续到深夜，以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而工厂工人头顶的灯与参观这件作品的观众头顶的光源都是一样的。
异化的景观
在中国最富裕的东南沿海地带，这个因为历史上与西方的贸易往来而致富的地区，我们看到了像生活在杭州的程然那样的艺术家——他们更加明确地使自己的艺术实践与主流的全球文化和世界艺术话语系统保持一致，并运用新媒体来探索现代生活的异化景观。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程然的《信》(2014)。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将收到的一封垃圾邮件变成了一个极具电影感的爱情故事，故事以上海这个未来主义城市的全景作结，玩味了虚拟现实中的绝望孤独。
▲程然作品《信》(2014)截图
在北方长大或搬到北方生活的艺术家，特别是在首都北京的艺术家，长期面对着维护历史文化的民族话语及城市化对历史片区的侵袭。从上海迁至北京的艺术家—崔洁，创作了许多表现北京混杂的建筑风格的大幅绘画：包豪斯的实用性、苏联式的精确、日式的生机主义和国际风格的动态仿佛被社会经济的发展力量强硬地攥到了一起。
而同样生活在北京、有着7年留学英国经历的艺术家陈天灼，其创作及其受到一批中国年轻人追捧的现象本身，即反映了在迅速全球化及互联网渗透的社会背景下，部分中国年轻人的“文化样本”。陈天灼的作品游走在装置、表演、录像等多种媒介间，尤其以受到地下文化、流行文化影响的美学趣味为特点。说唱、异装、“恶趣味”卡通、虐恋用品……这些对主流审美系统构成挑衅的“异端”文化是艺术家本人的趣味所在，也引起了一批年轻人的共鸣。而这一“异类”文化样本的产生，正反映着一批年轻人对主流“总体文化”的反抗。
▲陈天灼2015年在东京宫的个展现场
阐释系统的“失效”
另一位生活在北京，主要从事雕塑、绘画、摄影和视频创作的艺术家王郁洋，目前正有个展在上海龙美术馆举办。策展人张尕这样看待王郁洋的创作：“虽然王郁洋的作品有丰富的形态，但最终表达的都是在对常识、标准、真实、权威以及自我的质疑之上，寻求、建立自己的真实。”在《四分之一(节气)》这件大型装置作品中，一刻无根的树“镶嵌于”悬空的雕塑之下，这件作品的组合、材料、形状、颜色均是由计算机生成，艺术家所做的只是按照计算机的指令，将作品制作出来。王郁洋将能动的、创造的主体由通常的“人”(艺术家)让位给了“物”(计算机)，他的创作摆脱了地理及特定文化的范畴，是对当代艺术语系中普遍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打破。
▲王郁洋正在为展览“无序之美”创作的大型雕塑《特性》的效果图
王郁洋正在为“无序之美”展览创作的大型雕塑作品《特性》(Identity)，亦延续了“物造物”的思路。这件作品是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化身”，艺术家通过3D渲染和建模软件将这部著作转换成了二进制代码，继而决定雕塑的材料、色彩与结构。
这样一件作品在英国的展出，正挑战着西方中心话语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简单政治化解读，它中肯地提出了在今天高度网络化的全球化世界中，建立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上的阐释系统的“失效”：我们如何“阅读”一件艺术作品?在欣赏艺术的过程中，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主体间性概念正受到威胁?这些因素如何转化为价值系统?这些系统又是如何被确立，它们又在维护谁?《特性》正展现了如今的中国当代艺术难以名状的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