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在工作中(资料图片)

　　修缮一新的艾芜故居园

　　艾芜全集

　　受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关注普罗大众”思想的影响，四川作家艾芜的很多小说，都取材于社会下层的生活。而在他的代表作《南行记》中，总是出现许多俏皮可爱又带有乡土气息的巴蜀方言。这说明，当时的新文化思潮对这位四川著名作家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关注下层人的生活状态，这构成了艾芜创作中最重要的特色。这样的创作思想，和他早年的流浪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曾经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道受剥削，遭侮辱，对于他们，他尽量抒发自己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他对抬滑竿的、赶马的、偷马贼、私烟贩子、城市苦力、穷苦农民、普通士兵和小知识分子等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表示了充分的同情。

向鲁迅先生请教小说

　　艾芜，原名汤道耕，新繁县清流乡(今新都区清流镇)人。艾芜家庭贫苦，他小学未毕业。1921年考入免费的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受《新青年》和创造社一些刊物的影响，对蔡元培《劳工神圣》的思想奉为圭臬。

　　1925年夏天，艾芜为逃避包办婚姻离家南行。这次漂泊，决定了这位“流浪文豪”此后的文学生涯。以后六年间，他徒步到昆明，做过杂役；他流浪缅甸克钦山中当过马店伙计；他漂泊东南亚异国山野，与下层劳动者(赶马人、抬滑竿的、鸦片私贩以至偷马贼)朝夕相处。后来，他到缅甸仰光，病倒街头，为四川省乐至县人万慧法师(书法家谢无量的三弟)收留。以后，他当过报社校对、小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

　　1930年冬天，因参加缅甸共产主义小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活动被捕。1931年春，被押送回国，途经香港、厦门，同年5月到上海。不久，巧遇成都一师同窗好友杨朝熙(即沙汀)。当年11月29日，他与沙汀联名，由艾芜执笔，写信与鲁迅先生，请教有关小说题材问题。12月25日，鲁迅先生回了信。

　　这次通信，对两位现代文学史上杰出作家的成长起着导航引路的作用。1932年底，他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即终生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开始发表小说。

　　他被称为“中国的高尔基”

　　艾芜素有“中国的高尔基”的美称。他的早期流浪生涯和早期浪漫色彩的小说跟高尔基确有相似之处，甚至两人的脸相(丰额、大鼻)也不无相似之处。

　　艾芜的小说《南行记》是他的代表作。可以说，艾芜是最早把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下层社会的风貌和异国人民在殖民统治下的生活，带进现代文学创作中来的作家之一，对于开拓新文学创作的领域作出了贡献。传奇性的故事，绮丽的地方色彩，带有神秘气氛的边疆生活和人物，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调。这是他创作上的又一个特色。

　　艾芜在创作上是非常严谨、认真刻苦的人，但他早年写的滇、缅边境流浪生活的小说却富有浪漫气息；中年以后仍不能忘情于他的第二故乡，他创作灵感的源泉，是他早年在边境邂逅的那些心地纯洁、情意绵绵、不同于流俗的女郎以及形形色色的边地流浪汉。于是，他有第二次、第三次南行，写出了自己新的“南行记”，仍是那样含情脉脉，诗情画意。

作品具有浓浓地方味

　　语言的口语化、方言话使艾芜的作品具有了浓浓的地方味。《我的旅伴》中，老何去买花生时，跟老板娘说“称旺点”又如“你说你的哈，你不要把丑事情也连在我身上。”“启！你才老气喃！”“那何消你说”(不用你说)“你这家伙三，真是爱惹是生非！到处都听见跟人家斗嘴！”“你这家伙三，总是爱嚼牙巴”(乱说话)“你在搞些啥子明堂”“扒耳朵”“鬼火冒”等等。这些都是云南方言中使用最频繁的词。云南方言对于云南的读者来说增强了亲和力，带来亲切感，可是却会给不懂云南方言的人带来阅读的障碍。

　　艾芜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在桂林工作过，他认为桂林民众口头语很丰富，很生动，很有鲜明的特色。比如，他认为桂林地区的词头丰富。如说到很香、很臭、很黄、很红、很白、很硬、很苦、很甜、很毒、很老、很嫩时，一般都不用“很”字，因“很”字兼职太多，反而缺乏独特的力量，而换成更有特色的词头：如喷香、滂臭、焦黄、绯红、雪白、梆硬、丁苦、浸甜、寡毒、梆老、水嫩等。又如桂林人买猪肉时，明知秤已够了，还想要卖主再添一点，但他不明说“再加一点”而是讲“再戴个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