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钟 菡

　　不知不觉中，编剧新黄金一代正在上海悄然崛起，他们的作品赢得了市场良好反响。'“这批人还真得加以关注！”中国剧协副主席罗怀臻这样感慨他眼中的编剧新生代。

　　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

　　前不久，由“青编班”学员罗周创作的《春江花月夜》 为上海带来了一场新的昆曲盛宴。罗周还为上海戏剧学院创作了话剧《鉴真》，为上海音乐学院创作了《一江春水向东流》。

       “青编班”班长陈涌泉与同班同学、上海沪剧院编剧蒋东敏合作写了沪剧《上海往事》。该剧通过上海私营船舶之家的百年兴衰折射出上海航运中心的曲折历史。

　　河北籍学员陈建忠在写作电影剧本 《犹太人在上海》。此外，东北剧作家李铭的话剧在上海话剧中心上演，山东剧作家陈新瑜几乎成了现代人剧社的“驻场”编剧，他们都是青编班的学员，也是上海青年剧作家群体中的“外援团”。

　　除了外援，本土剧作家也“明星”辈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剧作家喻荣军凭借话剧 《老大》斩获曹禺戏剧奖。赵潋以陈云为题材创作的话剧《共和国掌柜》已形成口碑，如今，赵潋又交出新作，表现制造大飞机的科研工作者。在儿艺工作的洪靖慧以话剧《大哥》表现上海普通人家生活，广受好评。沪剧院副院长龚孝雄创作的话剧《梅兰芳》，被认为是迄今为止表现梅兰芳题材最优秀的作品，最近他又创作了现代戏《浦东人家》，已被上海淮剧团列入演出计划。蒋东敏的沪剧《邓世昌》很有“腔调”，与同题材电影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美感。国家艺术基金刚刚验收的管燕草的淮剧《大洪流》，表现了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罗怀臻说：“新黄金一代已经显现出来了，他们以上海户籍、在上海文艺单位工作的人为主体，也包括积极参与上海创作的这些人。”

　　剧本创作制约上海戏剧发展

　　剧本创作是戏剧繁荣的关键，但近几十年来，上海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作品多为外地剧作家创作。上海京剧院最有代表性的新编京剧《曹操与杨修》的作者是湖南的陈亚先，新时期以来最值得骄傲的话剧《商鞅》的作者是南京军区的姚远。“尽管创作人数不少，但高峰作品一直缺乏。”罗怀臻认为，一度创作即剧本创作优势不明显，是制约上海戏剧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一困境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尤为突出。罗怀臻分析，当时，专业院团普遍“不养”或者不设编剧专职岗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用人观念很流行。以前，专业院团都设创作室，有一批梯队整齐的创作人员。但把编剧人才困在一个剧团从事一个剧种的创作，经常会有作品被积压，影响了创作热情。到了“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时期，由于上海院团实力强，全国的作者都愿意跟上海合作，不少院团觉得不需要再设立编剧岗位，久而久之，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全国都在用这几个人。而且舞台艺术特别是戏曲有很强的地域色彩，就像东北人写海派清口肯定写不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

　　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有一批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剧作家群，如以先锋实验戏剧《屋里的猫头鹰》轰动上海的张献，工人剧作家马中骏、贾鸿源，还有赵耀民、徐萍莉、余云、贺子壮等，在中国戏剧史上著录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有影响力的作品都出自他们之手。罗怀臻认为，当时戏剧处在低潮，遇到商业大潮冲击，也不重视对一度创作人才的珍惜，导致这些人大都不再创作了。

　　为上海培育自己的剧作家

　　近年来，在聘请外地著名剧作家的同时，上海也开始培育自己的剧作家。2011年10月，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支持下，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上海戏剧学院等联合开办全国青年剧作家研修班，30位青年剧作家带着30部剧本接受耐心指导和打磨，也因此打通渠道，找到了实现自己梦想的平台。在“青编班”结业典礼上，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季国平预言，“他们中可以产生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剧作家群相媲美的‘黄金一代’。”

　　罗怀臻觉得，“青编班”除了教学意义，更重要的是把一代人集结起来。“对于五十年代出生的那群剧作家，如果当时有一种机制，把这些人集结起来，也许那一代人就不会流失。”

　　从“青编班”中走出的编剧一代以75后和85前为主体，形成了当代戏剧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无疑是幸运的，剧本有了修改打磨机会，创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呵护和舆论不遗余力的支持，连中国剧本最高奖曹禺戏剧文学奖也在评选上对他们的作品给予特别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