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子熙

　　反對派日前發起政改被否決后的首個大型游行，惟場面冷冷清清。反對派狡辯這是因為目前社會沒有迫切的焦點。但更準確的原因恐怕是，大部分港人對70多天的「占中」及政改被否決這些沒有理性溝通、只有斗爭的行為已經感到厭倦，於是選擇不參加游行。在后政改時代，反對派要主動和中央建立溝通互信機制，理性務實地討論問題。

　　心理錯覺造成誤判

　　上月中旬，許多港人用不同的形式，紛紛表達了對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的強烈意願，可惜最終仍然無法改變大局。在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的堅持下，政改方案遭到否決。政改方案落得如斯下場，委實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對中央政府來說，政改方案通過將有助營造一個開明的對外形象。對反對派而言，政改通過比否決好，也是一個不言而喻的道理。尤其是談到具體的政治利益，通過政改對反對派更是利大於弊。

　　從這個角度來看，整場政改戰役最弔詭的地方是，既然中央支持，而爭取普選多年的反對派，不少人心里其實也很希望通過方案，但最終2017年特首普選竟然與港人擦身而過。由此，我們不禁要問一個問題：大家干什麼要和自己過不去?為何堅持寸步不讓，寧為玉碎，不作瓦全?

　　這個疑問和當今國際政治現况不無相似之處。和平是大部分人的意願，但一些國家卻偏偏走向了戰爭。國家之間本可以合作，一些國家卻選擇了冲突。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特杰維斯在《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一書中，從認知心理學角度，對這些難以理解的國際政治的重大問題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

　　政改失敗后，本港社會各界近來作了各種各樣的分析。筆者以為，要檢討政改方案「流產」的原因，或許也可以探討中央及反對派決策者的認知心理，從雙方的心理錯覺中找出答案。

　　2010年政改一役，負責香港事務的多位中央官員多次表明，民主黨的超級區議會方案沒有先例及法理依據，質疑其有違《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但在政改方案表決前最后一星期，中央突然「大開綠燈」，接納民主黨的方案。事隔數年，反對派一直心存幻想，相信只要緊緊綑綁，中央必會讓步。

　　但事實卻是，在中央眼中，這一次與2010年的政改大大不同。上次政改只涉及立法會議席，不涉及國家核心利益，中央讓步，只是多讓出一個立法會議席給反對派。而這次政改卻是涉及特首選舉，中央要讓出的是管治權，兩者并不能簡單比較。

　　應積極溝通建互信

　　在心理學上，有一個認知相符的理論，即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認識的趨向。當他們接收到新的資訊時，總是下意識地使新的資訊與自己原有的認識保持一致。很可惜，不少反對派人士在今次政改中，正正犯了認知相符的認知錯覺。當中央不斷向反對派釋放上述信息時，他們仍然沉迷於自己的願望思維之中，不斷叫高價，力爭「公民提名」，以為可以迫使中央讓步，最后將所有下台階都封死，徒令自己無法轉身。

　　而另一邊廂，一直以來，不少人都相信外國勢力對香港反對派有強大的影響力。2010年6月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訪問香港，在一個晚宴上高調預言政改方案會通過。事后，政改方案果然獲立法會通過，進一步鞏固了這個看法。5年過去了，這一回，美英兩國政府先后低調勸說「泛民」接受政改方案，但事與願違。縱使美英政府出手，反對派還是在立法會投下了否決的一票。這個結果與各方一直以來的美英國家對本港反對派有很大影響力的判斷極不相符。

　　無疑，本港反對派政黨與美英勢力關系密切，美英一直介入本港政治。但不能否認的事實是，不論主流「泛民」與美英有何關系，反對派在政改立場上還有其他的考慮因素。各方對此有必要作充分的了解。

　　政改方案遭否決后，本港政制發展再沒有一個清楚的時間表。然而，社會各界有必要認識到，特首普選核心問題乃中央、特區政府及「泛民」的關系。日后若要成功落實香港普選，首先需要處理中央和「泛民」的溝通和互信基礎。只有建立了互信，好好利用溝通基礎，方能逐步成功實現香港普選。換言之，中央和「泛民」在后政改時代的當務之急，是建立溝通互信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