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纪录片《中国人的活法》之一《想唱就唱》中的农民歌手“大衣哥”朱之文
描绘中国梦成为风尚
“国产纪录片近年来在人文深度、美学个性、技术探索和接近大众与市场等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是过去几十年都没有过的。”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告诉记者,“当然还存在着整体质量不均的问题。比如除了每年的十几部国际水准大片,其余大约13000小时的节目还处在较低的水平。”
据张同道主持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5)》课题组统计,2014年我国共播出电视纪录片约75800小时,比2013年增加约5800小时,这主要缘于2013年10月,有关部门要求34个上星综合频道平均每天必须播出30分钟以上的国产纪录片,另外,去年北京、上海各有一家专业纪实频道开播。
国产纪录片水平真正提高,发生在2000年以后,不仅出现了蜚声海内外的《故宫》等作品,而且于2011年成立了央视纪录频道,国际化、专业化成为行业新起点。“这几年,国产纪录片有了行业标准,形成了多种类型,比如科学类、考古类、探险类、食品类、美食类等,大量公司从事类型生产并确立了自身在行业中的位置。”张同道说。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从2014年起,中国梦成为国产纪录片的一种创作时尚。《中国梦·中国路》《百年潮·中国梦》《追梦在路上》《国魂》《你所不知道的中国》等纪录片,或者以中国梦的概念重新梳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或者将名人元素与历史人文景观、百姓生活结合起来,向更广阔的受众层面传递主流价值观,而更多的创作者是将中国梦演绎为具体的生活场景和百姓个体的追梦、圆梦历程,以大众化、民生故事的方式努力诠释这一主题。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组织实施“百人百部中国梦短纪录片”的“双百”计划,用3年时间扶持100名纪录片从业人员和爱好者创作100部反映普通中国人奋斗故事的纪录片,并通过这一项目发现和培养纪录片人才。
央视大型纪录片《中国人的活法》是中国梦项目中的代表作和佼佼者。制片人、总编导刘鸿彦说,他们将用3年的时间完成3季,每季10集,第一季有6集曾于2014年春节期间在央视播出,受到业界和观众的好评。“为了让中国梦这一宏大主题落地,我们没有使用长篇大论、宏章巨制,而是用普通人、用老百姓自己的梦想作为载体,对中国梦进行解读,而且力求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这一系列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了大城市中挣扎的草根人物、城镇化后探寻出路的民工、紧张医患关系背景下的医生、互联网时代的“90后”创客、恪守工匠精神的工人群体等。张同道评价这一系列作品:有深度,有广度,有生活质感,主创们用纪实美学的方法,把生活的丰富性和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进行了非常到位的体现,难能可贵。
纪实节目迎来春天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5)》显示,这几年现实题材的纪录片和栏目数量都在上升。2014年中国纪录片栏目共98档,其中社会现实类栏目有37档,而且呈上升趋势,品质也进一步提升。这是因为各家电视台出现了竞争,而现实题材的纪录栏目是获得话语权和社会美誉度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围绕着中国梦的实现,现实题材纪录栏目更凸显其重要性。
张同道说,纪录片是宣教,是工业,是美学,也是思想,每当社会遭遇重大变革,纪录片往往都最先站出来,推动公众意识与思维的变革,改变社会,推动历史。全世界都是如此,典型的如美国反越战的纪录片;上世纪50年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也曾批评生活中的华而不实、产品质量低劣和奢侈浪费等。
刘鸿彦在电视纪录片行业从业20多年,亲身感受了现实题材纪录片经历的起起伏伏。最初《东方时空》这类栏目很红火,后来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少,“这跟整体大环境包括收视率都有关系,我自己的《纪事》栏目也曾经消失”。但近来她感到纪实节目的春天又来了,这跟国家政策扶持有关,也跟整个社会变化和对纪录片的认识接受程度有关。纪录片虽然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类型,但它是国家民族的照相册,也是关于时代的记忆,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现实,纪录片人最有力的洞察莫过于忠实的纪录,尤其对于转型期的中国。
刘鸿彦介绍,节目组对每个人物都要跟踪拍摄,短则四五个月,长则七八个月。对他们的拍摄很真实,不回避当下的社会现实复杂性,比如曾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草根歌手“大衣哥”朱之文,按说他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但是现实的真相是这位农民歌手成名后,经过商业化的异化,又渴望回归属于他的土地。《心血》拍的是安贞医院的医生,大家以为无非爱岗敬业、辛苦等细节,最后最让主创们觉得有价值的,是主人公的一句话:一个好医生手下一定有死亡案例,如果不是这样,就意味着他遇到一些高风险的病例没有去做。这非常耐人寻味,真实动人。
求新求变吸引年轻观众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5)》列举了国产纪录片的许多新变:
——纪录片尝试接轨市场。富有诱惑力的叙事方式、陌生化的视听表达和感官刺激,加上切中人性的主题——从吃、玩、旅行到极限运动,将纪录片与大众扭结起来,《舌尖上的中国Ⅱ》将这场纪录片与大众的狂欢推向高潮。纪录片也开始引入明星元素,《客从何处来》成功地将文艺界明星易中天、马未都、陈冲、曾宝仪、阿丘等人纳入寻根故事,《我就是我》所记录的就是一场造星运动——《快乐男声》选秀背后的故事。
——为了与综艺节目、电视剧一决高下,出身朴素的纪录片已经将故事化讲述和情景再现作为常规手法。悬念、冲突、大跨度时空跳跃、多线交叉叙事等频频出现。《舌尖上的中国Ⅱ》具有标杆意义。即使《五大道》《大黄山》等历史或地理题材的作品,也不再慢悠悠地发思古之幽情,抒天地之感叹,而是故事密集,节奏明快。情景再现正让纪录片逐步向故事片靠拢。
——新媒体正在纪录片的播出、传播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张同道说,他导演的4集电视纪录片《贝家花园往事》网络点击量有5000多万次,讨论达几万条,“新媒体的传播能决定这部片子到底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这些新变都显示,纪录片和大众的关联尤其是和年轻观众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去年我国官方和民营机构共投入约19亿元生产纪录片,回收大约30亿元。但刘鸿彦指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大部分纪录片赢利的可能性不大。她说,虽然《舌尖上的中国》很突出,但不能用它来总结中国纪录片生产销售的规律。即使法国、加拿大、美国、韩国等纪录片水平高的国家,纪录片创作仍然靠政府投资和相关文化基金扶持。“纪录片拍摄周期长,人力成本相当高。要让纪录片赢利,要么进影院,要么靠广告。但单部片子打广告,怎么卖?进院线的话,现在连艺术电影进院线都很难。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纪录片水平提高了,都跟这个国家的政府扶持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