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體系的失效、式微與改革惰性，為亞投行提供了生存空間;中國經濟實力走強，亞洲經濟發展極具潛力，歐亞一體化商機巨大，為亞投行提供了生存土壤。與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不同，亞投行非發展援助機構，而是多邊商業銀行，意味著要追求一定的投資回報，這就對亞投行的決策機制和標准規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想中的亞投行“行規”應該高效、廉潔、綠色。從目前的信息反饋看，《亞投行協定》正是秉承了這樣的理念。

　　6月29日，一個曆史性時刻。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57個成員國代表，齊聚北京，出席《亞投行協定》簽字儀式。

　　上一次，成員國代表共赴北京，是248天前簽署《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政府間框架備忘錄》，只不過那次只有21個成員國。

　　爾後，36個成員國魚貫而入的情節，已為世人所知。眼下的焦點，不再是亞投行的“朋友圈”有多少人，而是“朋友圈”中的朋友如何相處——決策機制是什么、股權分配原則如何、貸款機制如何設定，這些直接決定亞投行的運營質量。

　　當然，也別忘了那個終極“八卦”：美國和日本會不會加入這個“朋友圈”。

　　籌建進程：

　　248天完成協定

　　自2013年10月中國領導人提出籌建亞投行的倡議以來，亞投行的每一步進展都備受矚目。如今，57個成員創始國已經就亞投行協定達成共識，這標志著亞投行運行將“有法可依”

　　“在我們內部更清晰的表述應該是‘協定’。”

　　一位亞投行籌備組的工作人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首先糾正了記者的說法，亞投行成員國商定的不是章程，而是協定，之所以咬文嚼字，是因為“這個東西的性質和意義是非常重要，容不得半點閃失”。

　　有多重要呢?按照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的表述，《亞投行協定》是成立亞投行及其投入運營後所遵循的“基本大法”。

　　自從去年10月《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簽署後，協定談判實質性啟動。因事關各方權責和利益，且談判進程與吸收新成員同步進行，大大增加了工作難度和複雜性。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經濟學教授陳抗認為，協定中最重要的是亞投行的決策體制、股權分配和貸款制度的確立。這三方面直接影響到各國在亞投行未來的發言權和決策權，為今後的決策運作和方案實施起到制度保障。

　　2015年5月22日，成員國在新加坡進行最後商定。

　　“半年左右的時間裏，各方已就亞投行的宗旨、成員資格、股本及投票權、業務運營、治理結構、決策機制等核心要素達成重要共識，形成了高質量的協定文本。”樓繼偉透露。

　　對於6月29日的簽字儀式，樓繼偉認為，“這是亞投行籌建進程中又一重要裏程碑事件，將為今年年底前亞投行正式成立並及早投入運作奠定堅實基礎。”

　　按照籌建亞投行談判代表會議常設主席、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的說法，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在簽署《亞投行協定》以後，各國經過“一定的、合法數量的國家的法律審批程序完成之後”，將在今年年底建成亞投行，讓亞投行能夠以盡可能快的速度投入運營。

　　決策體制：

　　精幹廉潔綠色

　　目前運行的國際金融機構都存在官僚主義。亞投行將打造一個努力提高效率，消除官僚主義的運營機制

　　亞投行籌建成功了，它的組織架構怎么搭建?怎么運營?機制是什么?

　　前述籌備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在治理結構上，亞投行將按照現代治理模式，設立理事會、董事會、管理層三層管理架構。理事會為銀行的最高權力機構，並根據《亞投行協定》授予董事會和管理層一定的權力;在運行初期，董事會為非常駐並定期召開會議就重大政策進行決策;亞投行將建立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以落實管理層的責任。

　　據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透露，亞投行運營的核心理念是精幹、廉潔、綠色，“亞投行將是高度精簡的機構，專業人員全球招聘，我們將配備精兵良將，堅決杜絕機構臃腫的現象。”

　　之所以特別強調精幹，可以從國務院參事湯敏的親身體會看出端倪。

　　湯敏曾有一段時間在亞洲開發銀行負責規劃工作，該行有一個專門的技術援助項目，屬於公益性質的，“從立項到設計，再到把國際專家找來，研究，出報告，往往都要三到四年時間”。

　　湯敏認為，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聯合國等組織，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機構龐大且官僚，“為了平衡各國利益，就會產生很多細節，很多規章，造成了運作效率非常緩慢”。

　　為了吸取這些國際金融機構的發展教訓，增強決策效率，《亞投行協定》要求由一個無報酬的、非常駐董事會來監管該行，這一點與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完全不同。

　　據湯敏介紹，在亞洲開發銀行裏有執董會，各國都要派代表，有的是幾個國家派一個代表，長期待在亞行，事無巨細，都要通過執董會的批准，這造成很多效率低下的問題。

　　布魯金斯學會的杜大偉告訴記者，“我在世界銀行工作時，管理層與董事會成員之間的關系有些緊張，因為常駐董事會人員希望在項目的初期就能了解相關情況。不僅如此，常駐董事會每年要耗去世界銀行大約7000萬美元的資金。”

　　不僅如此，亞投行對腐敗、欺詐等行為持“零容忍”的態度，並將執行嚴格的誠信與反腐敗政策及規定。

　　治理結構的規范透明和機構的運行效率往往是一對矛盾。

　　“亞投行如果能夠切實履行精簡、高效原則，無疑為世界塑造了多邊機構‘新范式’，這或許將傳導至其他老牌多邊機構，改善全球治理格局。”

　　中國企業研究所理事長王維嘉告訴記者，“作為一個新的國際金融機構，亞投行應該在這方面有所改進，但不能有不現實的期望。”

　　王維嘉認為，有許多成功的私營和民間金融組織(如孟加拉國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尤努斯教授創辦的格萊瑉銀行)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中作出了巨大貢獻，其經驗雖然不能照搬，但完全可資借鑒。

　　股權分配：

　　亞洲成員占七成

　　亞投行將按照1000億美元的法定資本金由各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來進行認繳，成員國基本是按照國內生產總值(GDP)在本地區的比重來進行股權分配

　　當前，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為57個，橫跨亞洲、大洋洲、歐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官方消息明確，亞投行的股權分配將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為基礎，其中亞洲成員的股權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間，亞洲以外國家分配剩餘的25%到30%股權。

　　“域內創始成員國按GDP(國內生產總值)在本地區的比重來認繳，域外國家也以GDP為重要參考指標來認繳。”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目前各國提供的數據還是意向上的，最終還有待意向創始成員國的國內審批。

　　據相關媒體報道，中國將提供亞投行1000億美元資本金中的297.8億美元。根據投票准則，亞投行為亞太地區成員保留了至少75%的投票權，中國政府將擁有25%至30%的投票權。

　　金立群認為，“根據亞洲地區中經濟的體量，中國作為第一大股東將提供必要的資金，第一大股東的地位不是特權，而是責任，是擔當。”

　　據外媒報道，印度將成為亞投行的第二大股東，所持有的股權和投票權僅次於中國，將擁有8%股權和7.5%的投票權，“印度有可能提名一位副行長和一名董事。”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兩大全球性金融組織的投票權是如何分配的呢?

　　2010年，盡管世界銀行修改了投票權的分配，以增加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的聲音，但是發達國家依然擁有絕對多的投票權。目前擁有最多投票權的國家為：美國(15.85%)、日本(6.84%)、中國(4.42%)、德國(4.00%)、英國(3.75%)、法國(3.75%)、印度(2.91%)、俄羅斯(2.77%)、沙特阿拉伯(2.77%)以及意大利(2.64%)。

　　世界銀行規定，任何重要決議時必須要有85%的同意票才能通過。美國的投票權為15.85%，也就是說，即使全數會員國都同意的決議，只要美國投下反對票，該決議就無法通過，也因此被稱作“否決權”。

　　201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革，中國的份額由3.65%升至6.19%，超越德、法、英，位列美國(16.75%)和日本(6.23%)之後。

　　但是，按照IMF的規則，一般事務需要70%投票權支持才能通過，而重大改革事項則需要85%以上的支持率才能通過，而美國在IMF中占有超過15%的投票權，也就是說，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裏具有一票否決權，任何重大金融改革如果得不到美國的首肯，都不可能獲得通過。

　　面對來自不同的地區，亞投行如何保證決策效率?

　　湯敏認為，過去的70年裏，國際機構已經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一個就是投票，根據資本的大小、根據投票權的大小。最後以多數為主，重大的事項可能還要更多一些，不是一半對一半，而是更多一些的票數”。

　　不過，湯敏強調，“一個國際多邊組織的運營中，股權和投票權僅僅是‘硬實力’，在這樣一個高度複雜的機構中‘軟實力’遠比‘硬實力’重要。不論是事關戰略的決策還是具體的投資決定，決定成敗的不是投票權而是格局、眼光、知識和經驗。在這方面，中國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

　　貸款評估：

　　防風險很重要

　　當前，亞太地區地緣政治經濟風險尚存，相關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項目面臨越來越大的不確定性，如何平衡收益與風險，是亞投行開展投資的最重要命題

　　上述亞投行籌備組工作人員向記者透露，協定簽署後，下一步工作的重點將放在項目的選擇和實施上，生產性基建項目將是關注重點。

　　基礎設施項目通常有著很長的投融資建設和回報周期，雖外部性價值大但財務回報率並不高，且經常伴隨著腐敗和浪費。在其建設過程中，一些亞洲國家相對較弱的執行力、不穩定的經濟政策和政局將是其最大的不確定性。

　　據相關媒體報道，中國在沙特和土耳其的一些輕軌項目是賠錢的。而亞投行創始成員國斯裏蘭卡也曾因總統換屆，於2015年3月初叫停了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投資的科倫坡港口城市項目，該項目造價約15億美元。

　　湯敏提醒，亞投行作為一個金融機構，防風險是它的第一要務，這裏頭的風險還是非常大的，包括運營的風險：項目設計好不好，路修得好不好，質量高不高，這個國家還得起錢還不起錢;國家的風險：國家發生政變了，發生經濟危機了，怎么應對。

　　財政部亞太中心副主任周強武表示，亞投行的貸款政策將充分借鑒世行、亞開行、歐投行等現有多邊機構的經驗和教訓，在項目評估、對環境的影響、保護當地文化、促進健康持續的經濟發展等方面遵循高標准，並在高標准和亞洲地區受援國實際情況之間找到平衡點，但亞投行一定不會附加政治條件。

　　終極懸念：

　　美日是否參與進來

　　美國人擔心，中國將會建立一套平行的經濟秩序，削弱世界銀行及其分支的影響，但是中國一再強調，“亞投行只是國際金融秩序的補充，不是顛覆”

　　“過去的一個月可能會留在人們的記憶中，這期間美國失去了作為全球經濟體系擔保者的角色。”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4月5日在寫給報紙的專欄文章中感歎，無法想象，自布雷頓森林會議以來，有任何事件堪比如下變故：中國建立了一個新的主要(金融)機構，而且美國沒能說服從英國開始的幾十個傳統盟國不要參與其中。

　　薩默斯提及的那一個月，正是英國、韓國、澳大利亞等美國盟友和法國、德國、意大利等，紛紛向亞投行遞交申請書的時段。截至目前，G8成員國中，除了美國和日本，都申請加入亞投行。

　　美國和日本是否最終會加入亞投行，是目前最大的懸念。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前段時間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如果亞投行滿足融資方法等審查條件的話，日本可能參與(加入)討論。”

　　日本和美國擔心亞投行以中國的利益為先，成為中國用來輸出產品和制造業產能的工具。

　　對於外界的這種擔心，金立群強調了亞投行的定位，“亞投行對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是一個補充，而不是替代，是對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進，而不是顛覆”。

　　倫敦金融城政策與資源委員會主席包墨凱預言，亞投行可能對現有機構產生“鯰魚效應”，而這種“鯰魚效應”會來得很快。對於亞投行的發展前景，英國海外發展研究所研究員Chris Humphrey預測，相較於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投行將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多邊銀行。未來幾年，亞投行將會在開發性金融中發揮重要作用。包括亞投行在內的一系列多邊金融機構的建立表明，世界經濟和金融中心正在從西方向東方轉移。

　　亞洲正處於快速發展的階段，而在快速發展階段的最大瓶頸就是基礎設施，這是美國日本不願意錯過的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亞投行在緊張籌建之時，世行、日本接連宣布增加對亞太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日本允諾拿出1000億美元支持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世界銀行也向印尼“豪擲”110億美元貸款用於基建。

　　英國海外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侯振波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亞投行的成功開局表明中國在地區事務中發揮的作用得到了西方國家的認可。亞投行可以將中國部分外彙儲備再利用到開發性地區金融事務中，通過為公共產品提供融資的形式，糾正全球經濟失衡。

　　而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則認為，要解決美國和日本對亞投行機制上的擔憂的最好辦法，是加入亞投行參與到其治理結構和規制辦法的談判中來，而不是袖手旁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