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高速增長同樣是不容易的，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時還是要堅持這兩點：一是結構調整，結構調整的這一關非過不可；二是技術創新，要走群眾創新創業的道路。
全國政協常委、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做主旨演講
13日，在新華網主辦的“2015中國互聯網+創新大會·河北峰會”上，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作了題為“中國經濟的下一程”的主旨演講，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和熱點問題進行了解讀。思客獨家發布演講實錄：
實現中高速增長的兩個重要條件
中國經濟的下一程，首先要從“新常態”談起。我們對新常態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新常態”就是按經濟規律辦事，不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就違背了市場。比如前幾年中國經濟一直高速增長，持續的高速增長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也不能夠持久。正因如此，所以我們轉入中高速增長，這符合當前的中國實際情況。
高速增長帶來五方面的不利影響：一是資源過度消耗；二是生態惡化；三是部分產業產能過剩；四是普遍低效，五是為了促進高速增長我們錯過了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爆發后，包括美國、德國、日本在內西方的發達國家都是盡量地從技術創新找出未來經濟發展的道路，而我們忙于高速增長，耽誤了時間，所以這是我們要牢記的重要問題。
另外，新常態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我們的經濟轉入中高速增長。一般經濟學認為，7%，甚至6%-7%的區間是中高速增長，中高速增長同樣是不容易的，而且并非轉入中高速增長就真能夠實現中高速增長，因為它需要重要的條件：一是結構調整；二是創新。沒有創新、沒有結構調整，中高速增長也是不可能的。
經濟下行壓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二個問題是當前我們遇到了經濟下行的壓力。首先要分析下行壓力是如何形成的，經濟下行壓力下我們該怎么辦？我們先要把問題弄清楚，然后再想用什么辦法找出對策。現在不是增長率本身的問題，而是增長速度放慢的問題。另外也應看到要長期保持高速增長代價過大，像近期出現的問題就是前幾年的高速增長過程中大量的重復建設，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再加上在這段時間內很多地方產能過剩，各種因素疊加所產生的后遺癥。產能過剩的最大問題一個是造成消耗，二是浪費了資源。前幾年我們超高速增長實際上是浪費資源的增長，沒效率的增長。
第二，從經濟學的角度講，經濟要穩步增長要看基數是越來越大還是越來越小。今天我們的基數和十年前相比，更不要說和二十年前相比，基數是越來越大的，每增加1%的難度也更大，這樣的狀況不可持續，它是一個遞減的過程。所以說前幾年的高速增長實際上也給我們今天的繼續增長帶來了困難。
第三，國際市場的不穩定帶來若干問題。這種不穩定給我們的出口、對外貿易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響。我們遇到了兩個困難：日本在高科技產品方面是我們的對手；東南亞國家在低端產品方面是我們的對手。東南亞國家的勞動力生產率雖然比我們低，但是他的工資便宜。所以我們處于這樣的環境中，應該認識到今天的困難和國際經濟形勢是有關系的。
第四，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后，想要扭轉局面為何困難重重？結構調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已經形成這么多過度投資，現在要扭轉過來不是容易的事情。結構調整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是要帶來損失的，但能不能忍受這個損失，能不能堅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堅持下去就會前功盡棄。所以要認識到這個問題的艱巨性，結構調整絕不是容易的事情。
第五，技術創新。技術創新是不能性急的，一個能真正占領市場的技術創新需要經過多年積累的。比如深圳的華為，華為也不是一下子就冒出來的，他現在是收成期了，但華為也意識到不能止步，還要繼續創新。
今天的主題是“互聯網+創新”，互聯網意義重大，但是我們還處于起步階段。我們還在探索，誰都不知道以后互聯網會把我們推到什么地方去，這是經濟學界也難以預料的問題，但這會是未來的一種趨勢。互聯網的作用是巨大的，呈現出很多新技術，讓結構調整變得更為順利，但是否能拉動經濟的發展還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檢驗。
正因如此，我們在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時還是要堅持這兩點：一是結構調整，結構調整的這一關非過不可；二是技術創新，要走群眾創新創業的道路。思路上要堅定，不要再幻想，也不要老調重談，經濟的大起大落對我們沒有好處。所以我們還得講宏觀調控，著重放在定向調控，因為定向調控就是結構性的調控，重視微調和預調，這樣我們才能適應當前經濟運行的下行壓力。
未來，高投資未必帶來高就業
第三個問題是觀念上的轉變，高投資未必帶來高就業，這是我們遇到的新問題。過去講新的工作崗位是在經濟增長中出現的，經濟增長率高，新出現的工作崗位就多。這個觀念在過去是符合情況的，因為中國經濟還在比較低的層次上運行。現在情況變了，在產業升級中實現經濟增長，來實現高科技的發展。所以對當下來說，就業問題不是靠大量投資就可以解決的。
最近我在企業考察，這個企業未來的廠長在工地上向我介紹，他們進行了大量投資，我就問他，你增加多少就業？他的回答很簡單，一個都不增加，還得裁員。我問為什么呢？他說現在的投資和過去不一樣了，技術創新的投資是完全現代化的。比如用機器人代替勞動力，效率是提高的，但不增加就業，原來年紀大的工人被重新安排，有的就退休了，年紀輕一點的工人要再培訓，進來以后首先得是一個技術工人，和以前就不一樣了。
我再問其他的企業，當前的就業問題怎么解決。他們說不是靠高投資解決，而是把民間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民間有創業的積極性，讓他們創業，創業增加了就業。還有就是把企業很多部門分散開來，一個部門就是一個創新單位，自己有一幫人在里面工作、發展、賺錢。現在很多人的觀念都有所改變，就是從農村出來的勞動力，現在也不主張你出去打工了。首先是學技術，學技術了以后就有更多的地方需要你。另外出來以后可以創業，甚至他出來學了技術再回家去創業。民間存在著極大的創業的積極性，這就是中國未來解決就業的主要途徑之一。有人預料，20年以后不需要寫字樓，完全采取職員在自己家里辦公。所以我們對就業的觀念需要改變，這就意味著解決就業未必靠高投入。當然，盡管技術在改進，但適度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加強人力培訓還是需要的。
“錢荒”主要是貸款難造成的
第四個問題，高利率未必能夠抑制通貨膨脹，這是新觀點。過去傳統觀念里通貨膨脹是由于投資太多、消費太旺等原因導致的需求過大造成的。這種形勢下能夠用緊縮的辦法來解決通貨膨脹問題。70年代初在美國發生了滯脹，一方面是通貨膨脹，另一方面是失業，失業與通貨膨脹并存。于是當時主流派經濟學家都感到不知所措，因為按照傳統的凱恩思理論總需求大了就是通貨膨脹，總需求小了就有失業，所以通貨膨脹和失業是不可能并存的，70年代出現的二者并存就是滯脹。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找那些主流經濟學家，想辦法研究為什么有滯脹。當時經濟出現了兩種壟斷力量，一種壟斷力量是工會，工會認為他能控制工人的行動，他堅持一點就是工資必須剛性，就是工資只能升不能降，工資降了罷工。但經濟上還有一種壟斷力量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認為價格是他控制的，所以他有價格的剛性，價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東西銷掉也不能下降。兩種剛性的同時存在，于是經濟生活中就像小孩玩的跳背游戲。經濟學家主張去按住小孩，如果兩個手把兩個小孩全按住了那工資和物價就都跳不起來。這完全是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觀點，但尼克松居然接受了。他實行了新經濟政策，這就是70年代美國著名的工資凍結、物價管制的措施。后來搞不下去，尼克松的政策就破產了。
到20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接受了供給學派的觀點，因為主要的問題在供給，供給有問題才出現這樣的結果。通過創新產生更多新產品，集中創新成果帶動經濟增長，美國從80年代以后經濟擺脫了停滯，通貨膨脹也解決了。這個經驗告訴我們不能短視。今天的通貨膨脹，就是投資過多、需求過大造成的，該投資就得投資，銀行該放低利率就放低利率，才能適應新經濟。“錢荒”怎么來的？我在浙江專門為這個問題走了好幾個市考察，它不是貨幣供應不足，M1、M2的供應都挺多的。“錢荒”主要是貸款難。銀行感到民營企業靠不住，如果貸款收不回來問題就大了，所以就找國有大企業來貸款，就找他信得過的國家獨資的企業貸款。可是這些國有企業并不需要這么多錢，貸款利率還低，那怎么辦呢？轉放出去，把錢轉放出去。
民營企業貸不到錢，就找國有企業分借一部分錢，你錢多利息高那你就承擔；另外很多人貸不到就求助于自己人，在浙江就流行一句話“現金為王”，就是企業最重要的就是把現金拿在手里，有了現金就有了一切，資金鏈不會斷，產業鏈會順暢，有投資機會就能下手。家家企業都是超正常儲備，超正常儲備以后結果現金儲備量大了，所以M1、M2沒變但還是緊張。所以，中國以后如果發生通貨膨脹，一定要多方面考慮。
市場是可以創造的
第五個問題，任何行業都應該懂得市場是可以創造的。“市場是可以創造的”，這是一個新的命題。我在河北滄州考察，滄州的肅寧縣專做裘皮，有些人說現在生意不好做，以前裘皮主要賣給俄羅斯，但盧布沒購買力了，所以肅寧裘皮即使比歐洲便宜得多俄羅斯人也不買。我給他們幾句忠告：一是“讓產品更具有個性化”，因為當前的消費和幾十年前是不一樣的，90年代初甚至90年代末都屬于那種排浪式消費，趕時髦的，現在不是了，現在的消費是個性化的；二是“讓服務更人性化”，你和顧客打交道，你板著個臉，好像我是對你恩賜一樣的，那就錯了；三是“把品牌打到國外”，目前中國的品牌還沒完全建立起來，品牌是靠多年的產品和質量建立起來的；四是“把消費者留在國內”，如果國內能夠買到質量好的馬桶蓋人們又怎么會出國買呢？把消費者留在國內，這都是可以解決的，自貿區就是在解決這個問題。
我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經常給研究生講一個案例，一個生產木頭梳子的工廠，找了四個推銷員各帶一批樣品到指定的和尚廟里推銷。第一個推銷員一把沒賣掉，因為和尚說光頭不需要梳子。第二個推銷員銷售了幾十把，他跟和尚們說梳子除了梳頭之外還有其他功能，如刮頭皮止癢、美容等，所以在和尚廟賣了幾十把。第三個推銷員賣了幾百把，他觀察到廟里香客很多，香火很旺，但香客們磕完頭后頭發有點亂，香灰掉到頭發上有點臟，于是他就去找方丈，說你廟里香火旺，香客這么熱情，你們廟里面得關心他們，在每個佛堂前面放幾把梳子，讓他們感覺廟里關心他們，他們來得會更勤快。于是他賣出了幾百把。第四個推銷員銷售了幾千把。他直接找方丈和方丈聊天，你廟里出去辦事有人事關系要打通吧，攻關得有禮品，木頭梳子是最好的禮品，可以在木梳上刻上“佛在心中”、“積善為本”，把它變成了廟里的名片了，這樣一來他賣出幾千把木梳。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市場可以創造，市場創造以后產品功能發生了變化，用新功能代替舊功能創造市場。我們在市場的問題上難道不應該這樣考慮嗎？今天我們要打出去一定要讓產品增加新功能，一定要讓產品滿足消費者的新需求，這樣我們才能打開、創造新的市場。
“互聯網+”時代的社會人視角
第六，經濟人和社會人的問題。以前所有的經濟學書里面的談到的都是經濟人假設。經濟人假設就是說經濟人是從最低成本考慮的，是從最大收益考慮的，一定要符合最低成本和最大收益。經濟學一定是從經濟人假設出發的，但今天的世界正在變化，我們就可以講經濟人假設是不夠的，社會人假設漸漸抬頭了。社會人假設就是人不完全從經濟人角度考慮，也從社會人考慮。
比如說有AB兩個地方都可以進行投資，在A投資利潤高，成本小，在B投資利潤沒他們那么高，成本卻比他們大。所以從經濟人出發人都在A投資，偏偏有人從B考慮，愿意在B投資。為什么在B投資呢？有各種理由，第一個理由是B是我的故鄉，我已經發展起來了，我有錢了，可故鄉還那么窮，我愿意在那里投資辦一個工廠，解決下崗問題，這是從故鄉的角度出發。還有一個人可能是這么想的：我從小在那里生活過，在那里上學、工作，人多瞧不起我，我沒出息，我離開那里創業了，現在有成績了，我就回來給你們看看我是不是你們眼里那樣沒有出息，回來辦一個大企業，改變你們過去的成見和對我的看法。還有一個人過去在這里生活了一段，做過一些對不起人的事情，今天可能感到內疚了、后悔了，現在自己成功了、創業了，我就在那里辦一個廠，到當地贖我過去的錯誤。
人有各種各樣的想法，今天我們進入“互聯網+”時代后，人們的社會人的想法逐步增加，單純從經濟角度考慮可能是有限的。
重視“第三種調節”--道德的力量
第七，發現和利用好第三種調節。我們過去講的第一種調節是市場調節，市場是一個無形的手在調節，用市場規律調節；后來是政府調節，用政府有形的手來調節，用法律法規、政策來調節。那么有沒有第三種調節呢？市場的出現是幾千年前的事情，部落之間發生了商品交換，才產生了市場。政府調節更晚，有了國家和政府以后才會產生。但是人類在在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出現前存活和繁衍是靠道德力量在調節。有了市場和政府調節后，道德調節也在發揮作用，常言道“小亂居城大亂居鄉”，發生小動亂鄉下人往城里跑，投親靠友認為城里跑比較安全，所以小亂居城；大亂居鄉，發生大動亂城里人都往鄉下跑，但是大亂的時候市場是失靈的，政府是癱瘓的，但人類還是存活下來了，社會還要繼續延續。沒有市場不要緊、沒有政府也不要緊，還有道德力量調節存在。
我們要重視第三種調節。道德力量就是文化調節，文化調節就是每個人都自律，每個人都應該遵守公共規則，這就是文化調節。社區文化建設、企業文化建設都促進了人類道德力量的自律，這對我們今后也很有用處。
重視資源配置效應，讓國有經濟增值
第八，重視資源配置效應。多年以來，經濟學中研究的生產效用就是投入產出之比，投入不變產出增加生產效率提高，假定產出不變投入減少了也是生產效率提高了，所以生產效率是重要的。20世紀30年代以后出現了第二種效率，叫資源配置效率，資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是假定投入是既定的，把配置方式調解一下效果也有了，用A方式配置產生M效應，用B方式配制產生M+1效應。這個觀念出來以后產生了兩種效率并存，生產效率著重在微觀領域內的企業管理、生產部門管理；資源配置效率著重在宏觀方面，宏觀方面能夠使資源配置效率提高，我們今后更要重視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國有資產外溢，效率有提高嗎？能否把它配置得更好？換一個方式來配置，如果它的效率比現在提高的話，那會給國家增加更多國有資產。
最后，經濟的未來實際上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它的變化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料；二是急劇變化而且可能是加速度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預料到30年，特別是50年以后的經濟是什么樣子，還有藍領和白領的區別嗎？貨幣的用處還有多大？企業的規模會不會變得很小？將來還有人會買汽車嗎？很多問題都是我們今天想不到的，想不到的我們也要想，因為這種經濟中的重大變化可能最早就是異想天開的，但異想天開的事或許最終會成為事實。所以每個人都在學習的階段，每個人都在摸索的階段。